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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宾娜，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吉林，长春，130024。

王  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吉林，长春，130024。

摘  要：过往关于东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多关注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缺少系统研究的论著。在既有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基础上，以出土遗存为主要资料，分析了白金宝文化和西团山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情况，认为其二者可视为黑龙江和吉林地区进入文明阶段的起始点，并构建起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时空框架。再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特点：内部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外部对比呈现后发特征；保持了自身原生文明的特质；以神权为主导的文明发展模式。进一步探究成因表明，自然环境对史前文明化进程具有基础性塑造作用。

关键词：东北地区 文明化进程 特点

东北地区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在历史时期上的发展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有动态地形成过程。自战国时期燕国初设辽东郡，历经秦汉至元明的行政变革，至清末首次设置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最终形成以近代省制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其间历经两千余年的行政区划变迁，该区域地理范畴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中，其界定既受中原王朝经略边疆的阶段性需求驱动，亦随地缘政治格局演变而重构。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现代政区体系的完善，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最终定型，其范围涵盖今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盟市。选取此完整政区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因其具备自然地理单元的整体性，更在于该区域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地理大区的双重属性，对于深化区域史研究具有典型价值。

东北地区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靺鞨、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族等民族先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的数个政权文明，更是在史前时期为中华文明起源时间提前一千年留下了考古证据。随着20世纪80年代辽西红山文化晚期一系列大型礼仪建筑的发现，中华文明的“一元论”或“单一起源论”受到挑战，东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问题引发了热烈讨论，其有力论证了东北地区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逐渐成为学界公认的观点。

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酋邦”与“古国”理论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理论。酋邦的理论起源于20世纪上半叶，主要倡导者为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流行。20世纪80年代，张光直将该理论引入中国并用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塞维斯提出“游牧—部落—酋邦—国家”的一般发展过程，其中“酋邦”具体表现为一种具有社会分化结构的政治单位。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有首领（酋长）执行最高权力，还有次一级的村落首领（村长）来控制各个小聚落，出现了宗教首领（祭司），并且有一小部分人掌握了手工业生产技术，形成了专门的工匠阶层。

古国理论最早由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1975年召开的北方七省文物工作会议上，在提及文物保护时，苏秉琦指出其重点应是古城和古国，后来将这两个概念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结合起来，正式形成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其中“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此后，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起源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

众多学者在“古国”与“酋邦”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扩展或修改，提出了新的见解。进而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国家起源是文明探源的核心问题，并提出国家起源的三个阶段：邦国—王国—帝国。

学界主要对夏商周以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存在争议，其是否进入了文明社会，是否为“古国”阶段抑或是“酋邦”阶段，每位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但研究的核心在于对社会分化程度的探讨，由社会分化的加深引出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从而产生社会形态的演变，文明因素由此诞生。“酋邦”或是“古国”均是“社会演进过程中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政治形态”，这一社会形态比起之后的王国文明具有原始性，又比之前的部落联盟具有先进性。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社会分化即意味着社会生产力过剩，出现了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此时的生产力水平高于人们生存需要，可见农业、渔猎业或畜牧业等经济的发达，充足的食物来源使得人口增加，大型聚落随之出现。随着聚落群的不断发展，早期城市出现，文明曙光显现。所以，社会分化是探究文明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下主要探讨的就是东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和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

二、学术史回顾

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受人瞩目的重大课题，“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决定了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可以分区域进行研究。而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问题有较多学者关注。对于东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则缺少系统的论述，其中更多关注的是辽西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以下部分旨在对过往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评述。

（一）新石器时代中期

新石器时代中期，东北地区文明进程的线索主要集中在辽西阜新查海和蒙东赤峰兴隆洼文化遗址。据苏秉琦所言，此时期为文明起步阶段。对于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问题，学界少有专门研究，而是在总体论述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或查海—兴隆洼文化考古研究时有所涉及。

“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所以文明起步超过万年。特别是查海、兴隆洼遗址都发现了选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玉已被赋于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制玉成为特殊的生产部门、石制工具的专业化、制陶技术明显改进、彩陶开始出现等，都说明社会大分工已经形成，社会大分化已经开始”。苏秉琦以社会分工的出现为文明起源的特征，认为查海—兴隆洼文化已迈入文明起步阶段。此观点一直为后人所证实所接受，实为东北文明起源问题的开山鼻祖。

《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一书则根据对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的房址规模、随葬品规格、玉器制作专业化和龙形堆石等遗物遗迹的分析，得出当时先民们已经具备了多层次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分化的能力，龙形石可见当时已出现龙崇拜的观念。查海—兴隆洼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已经越过了原始氏族公社发展的繁荣期，进入了“上万年的文明起步”阶段。但该书主要从考古学角度出发论述了东北地区的发展情况，对于东北地区文明起源的问题只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有所涉及。

田广林所著以礼制的出现为文明起源的特征，提出玉器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礼制文明已经萌芽。从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聚落的分布情况判断，“当时的社群组织经历了由氏族到部落的发展历程，社会分层现象也已经开始出现。”此外，查海、兴隆洼等遗址发现的崇龙、崇祖遗迹可视为西辽河地区社会宗教观念的核心内容。社会组织情况的变化、礼制的萌芽和宗教观念的发达足以证明文明的初步产生。该书不以时间为分期，而是以文明起源的各个特征为节点进行论述，查海—兴隆洼文化的研究分布在各个章节，虽未整合成按时序的系统论述，也未论及东北其他地区，但这是研究西辽河地区文明起源较早的一部专著。

近年来，对于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运用了大量考古实物资料。王冬力以兴隆洼文化发现的骨笛、石埙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礼乐之器在原始宗教文明中的价值所在。邵国田归纳了兴隆洼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步中的作用，包含农业、社会组织结构、房址与墓葬、生产技术、宗教艺术和文化传播方面。高云逸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认为，兴隆洼文化的社会呈加速趋势，显现出许多不见于此前的时代特征，他承接苏秉琦的观点，指出“兴隆洼文化连同年代更早的小南山文化及双塔一期文化可视为我国东北地区文明起步阶段的典型代表，迈出了这片区域文明化征程的第一步”。

当前，学界关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东北地区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聚焦特征。查海—兴隆洼文化作为该时期考古遗存最为丰富的文化类型，成为解析文明发生机制的核心所在，相关成果在聚落形态演变、社会分化程度等方面积累了丰富资料。相较而言，对东北地区其他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研究就尚显薄弱。

（二）新石器时代晚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北地区文明起源研究聚焦在红山文化晚期。红山文化处于辽西地区，东北其他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则较少。

红山文化对于探寻中华文明进程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世纪90年代末，苏秉琦指出，红山文化已经跨入古国阶段，红山文化新发现的女神庙、积石冢和石砌围墙遗址充分说明了“产生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其之后的学者多认同苏氏的观点，认为红山文化进入了古国阶段。

有学者主要从出土的聚落形态来判断红山文化晚期进入了文明阶段。田广林以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晚期这一考古序列为基础，分析了各时期的聚落形态，认为至红山文化时期，中心聚落已经成批涌现，说明当时的居民已经形成社会共同体，不再像早期定居村落时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连接这种共同体不仅仅依靠血缘关系，还需要依靠政治、地域和经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认为中心聚落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最初意义上的城乡分化。徐昭峰则根据聚落规模将红山文化出土的聚落分为三类：单聚落（基层组织单位）、双聚落（两个具有通婚关系的部落组建而成）和多聚落（三个以上部落组建而成）。由房屋排列布局的方式来推断当时的红山文化聚落正在转向以家族为生产单位的私有制形态；而多聚落杂居的形态，说明由原本的中型部落因为联盟或联姻等原因聚居在一起，原用于防御的环壕被破坏了，表明了一种开放和融合的态势，他认为这将慢慢形成大、中、小型聚落的规模分化并推动古国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章认为红山文化中祭祀区从居住区分离出来体现了聚落的层级分化，这表明了祭祀区是由整个聚落群共同拥有和使用的，同时应有一套完整的祭祀神权的管理体系，由此推断红山文化晚期进入了古国阶段。

有学者更加关注红山文化出土的陶器及其所带有的刻画符号，以其为探究文明起源的论据。傅朗云认为，文字是文明起源的核心，而文字的载体首推考古出土的陶器，并认同陆思贤的观点，认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是在讲述玄鸟生商的神话故事，指出最早的城市、文字和铜器都在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内，“东北亚文明史也当从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写起”。亦有学者从红山文化出土的陶质筒形器背后所隐含的通神的意义推断当时已形成特殊的丧葬观念，具有古国文明特殊礼俗的含义。

近几年，关于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的探究持续升温。2018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并指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其中，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意义与贡献一直是热门话题，诸多东北籍学者发言，为西辽河地区做文化宣传。2024年4月9日，红山文化早期的龙形蚌饰被成功复原，为红山文化的宗教观念研究做出贡献。

关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红山晚期文化已构成核心学术关注点。不仅在系统性研究文明演进的著作中频频出现，更衍生出专门探讨其社会复杂化程度的专题性研究。既有成果涉及聚落形态、社会分化程度等文明指征的解读，展现出多学科交叉视角下对该文化类型的社会复杂化探究。

（三）夏商周时期

关于夏商周时期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黑龙江流域白金宝文化的社会发展形态问题也有学者在研究时有所涉及。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约当“五帝”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生存在辽西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苏秉琦认为，它已是“独霸一方的’方国’”，村落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几乎都有防御设施，形成土石筑的“城堡”。这种城堡与长城的功能作用相似，却比秦汉长城早一千多年，可以称作“长城原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礼器与青铜器同等重要，反映社会等级、礼制的完全形成，青铜文化的高度发达”，社会等级与礼制的完全形成意味着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正式进入文明社会。

有文章认为，古代礼制文明社会的本质在于等级制度，而夏家店下层文化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等级制度已客观存在。此外，该文章还引用了《礼记·礼运》中提出的关于国家文明社会的四个标准（私有制的确立；政治上世袭制度的确立；以深沟高垒为特征的设防城邑的普遍出现；礼器仪物来标识上下秩序和区分贵贱等级的礼制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规范）来证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白金宝文化位于黑龙江流域，白金宝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000—2500年，正处于商周之际，其被视为是黑龙江地区青铜时代的开端。王禹浪指出，白金宝文化已经形成了父权制，并与中原的西周王朝一样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宗法制的社会组织。王禹浪认为其为黑龙江古代国家文明的开端。他所著的《东北流域文明研究》，将东北地区划分为七大流域，分析各流域的古族古国与文化。但除黑龙江流域论及文明开端问题外，其他流域的研究未见谈及文明起源问题。

综上所述，夏商周时期东北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者较少。受考古遗存分布与研究传统影响，辽西地区作为该时期文化遗存最为集中的区域，始终是研究的核心所在，学界长期呈现出空间聚焦特征。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已成为探索文明演进的重要切入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间聚焦有其积淀所在：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兴隆洼文化经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区形成了一个连续发展的文化序列，展现出清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这种文化谱系的承继关系，不仅构建了辽西文明化进程研究的主体框架，更使该区域的文化变迁轨迹成为理解东北地区早期文明基因的关键线索。

三、东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状况

东北地区中辽西与蒙东地区早在5000年前凭借红山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可以证明跨入了文明阶段。但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在距今3000年左右才有了文明的曙光产生。

（一）辽宁地区

学界一般认为辽宁省的红山文化进入了文明进程中的“古国”阶段。前人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在此不过多赘述。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出土的多个中心聚落遗址说明当时社会发展已经超过了部落联盟形态，当地居民之间的连接不再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说明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政治上的管理阶层；坛庙冢祭祀体系的出土说明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神权的发达性，出现了宗教上的管理阶层。以上均证明了红山文化已经跨入文明阶段。

（二）吉林地区

西团山文化是大致分布于吉林省中部的一个青铜时代文化，涉及的当今行政区有吉林省吉林市和长春市等。一直以来对西团山文化的源流考证众说纷纭，或认为其是由辽东的马城子文化发展而来，或认为其与马城子文化是两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从民族学视角来看，西团山文化应属于北濊族系，马城子文化应属于南貊族系，它们应是两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西团山文化的大致年代为距今3000—2000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代表遗址的发展序列为西团山—星星哨—猴石山—长蛇山—土城子—杨屯大海猛。

西团山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渔猎和畜牧业为辅。其早期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以简单的石器为主，如石斧、石刀等，种类与形制较为单一，可见当时农业生产工具落后，从出土的遗存可以反映当时的农作物是“尚未完全脱离野生状态的金色狗尾草和野黍”，尚不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为了增加食物来源，早期的居民们开始饲养家畜并进行渔猎生产，这从墓葬中出土的猪下颌骨和大量的石箭头和陶网坠可以证明。至中、晚期，出土了石耜、石锄和石铲等工具，还出现了铁质的生产农具，农业生产效率大大增加，进入了“锄耕农业”阶段。从遗址中出土的丰富的石制生产工具展现出了形制的改进和新器型的增加，后期还出现了青铜生产工具，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稳定的养猪业也在西团山文化晚期显现，在土城子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猪骨，且大部分墓葬中有猪牙作为随葬品。养猪业为居民提供稳定的肉食资源，令当地居民减少对渔猎经济的依赖。

农业的高度发展带来手工业的发展，西团山遗址还发掘出各式的陶纺轮和石纺轮等，数量在出土遗物中占比较大，反映出当时捻线是一种经常性的劳动工作，体现了手工纺织业的发展状况。遗址中还出土了青铜器，有生产工具、武器、装饰品和日用品等形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器形在别处没有见过，如尾部带孔刀、凹背翘尖刀等，这说明青铜器不是从外地传播或交换来的，而是当地居民自己制造的。这无疑将西团山文化带入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到了西团山文化后期，社会等级分化进一步发展，刘景文认为这一时期可能已经跨入阶级社会。

西团山文化的农业从早期至晚期呈现出逐步发展的形态，人们开始定居生活。从出土居住遗址判断，早期居住址多在山岗或山腰的平缓处；中期人们在山坡上开出阶梯状台地，建半地穴式房屋；晚期居住址多分布在河边平原，室内布局开始基本定型。由于定居农业的展开，人口开始集中，晚期住地集中于河谷地区，逐渐形成聚落。从坡地搬到平原，房屋从半地穴式变为地面建筑，体现了西团山文化晚期建筑工艺的不断精进。

出土墓葬中，随葬品规格和石棺垒砌规整程度相差较大的现象普遍存在；男性墓葬多出土石器与青铜器且随葬品较为丰富，女性墓葬多出土纺织用具，这些现象均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化现象且已经确立男本位的社会形态。此外，墓群与墓群之间存在规格不同情况，说明在氏族单位里也存在分化现象。骚达沟遗址出土的平顶大棺独自位于平顶山顶，周围无其他墓葬出现。墓葬形制虽与一般石棺墓相同，但其所采取的石材是整块的巨型花岗岩，规模巨大。墓中随葬品丰富，装饰品质地精美，非其他同类器物可以比拟，随葬品中还出现了青铜器，是其他石棺墓所没有的，可见墓主人地位较高，可能是聚落中的领导者，这是西团山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社会阶段的证明。

据王巍所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八条新标准：农业显著发展、手工业显著进步、人口集中、社会分化、金字塔式社会结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暴力与战争、官僚机构，西团山文化占据了前五条：从早期至晚期，其农业和手工业取得了显著发展，生产工具的形制和种类有着较大的更新，从而进入定居农业阶段，人口开始集中。并且，由出土的墓葬、生产工具等考古资料，可以明显得出社会分化现象，平顶山大棺的规格也说明当时至少已存在金字塔顶尖的管理阶层来指挥大型墓葬的修建。值得注意的是，西团山文化是青铜时代文化，青铜器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由此，可以判断西团山文化时期吉林省中部地区的居民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三）黑龙江地区

白金宝文化是黑龙江地区的一个青铜时代文化，早期年代可以追溯至商周之际，晚期年代可以延至春秋早中期，具体年代约为距今3000—2500年，代表遗址有黑龙江省肇源县白金宝遗址。

白金宝的经济生产方式以渔猎为主，出土的主要生产工具是骨器，大多磨制精细，用于渔猎生产。形制有骨镖、骨矛、骨镞等，还出土了大量陶制网坠，均用于渔猎经济。除了渔猎所需的生产工具外，还发现了许多鱼骨和蚌壳的堆积。这些均说明了白金宝文化以渔猎经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白金宝的手工制造业以陶器和青铜器为主。出土的陶器纹饰多样，以绳纹和篦纹为主，图案中出现了几何纹代表的动物形状，可以认为是畜牧业在当时比较发达的原因，也可能是带有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繁复的纹饰反映了当时手工业者们较高的制陶水平，体现出其手工制陶业的发展。出土的青铜制品大多是装饰品类和小型工具，并且出土了制作青铜器使用的陶范和石范，其器型有斧、刀等，存在使用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陶范多集中在部分房址内，应是房址的主人掌握制铜技术，据此推测青铜铸造技术是由少量人掌握的，可见其出现了私有制现象。

出土墓葬可窥见其社会分化现象。遗址出土的墓葬多为一男一女的合葬墓；此外还有一男二女的合葬墓，这表明当时存在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是一种家长奴隶制社会的反映。恩格斯认为这种婚姻制度是私有制的体现。所以，可以认为白金宝文化出现了私有制，存在社会分工现象，并产生了家长制家庭。

白金宝文化的居址遗存较多，其中反映出聚落分化现象。第三期遗址出土的居址有19座，基本分列成三排，居址附近分布着灰坑，被认为是窖穴性质，可以将其解释为有序地对财富的占有关系；还发现了该地区以往所没有发现过的地下隧道。由此，朱永刚认为白金宝文化时期的聚落是松嫩平原上等级较高的中心聚落。既然是中心聚落，那么可将组成中心聚落最基本单位的单座房址、血缘关系更紧密的单排房址和若干排房址组成的村落，看成是白金宝文化社会组织的三层结构，体现了白金宝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此外，窖穴性质的灰坑或分布于屋内，或分布于屋外，人们对与窖穴这种私有财产的处理方式不同，“体现了居民对私密空间的重视程度差异，而这又是由社会复杂性增强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分化所决定的”。

根据白金宝文化出土的青铜器、男女合葬墓，以及聚落规模之间存在的差别，可以推断在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的部分居民已经产生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现象，私有制确立，并且出现了家长制的家庭社会，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可以说已经迈入了文明时代。王禹浪提到白金宝文化是“作为一种已知的黑龙江古代文明而被发现”。白金宝文化出土的鱼鳞、鱼骨和渔网显示其捕鱼业相当发达。陈胜前指出，渔猎文化更容易出现社会复杂性系统状态的发展。如何从渔猎过渡到牧业，如何从这种经济生产方式孕育出社会分工和社会组织结构发展的现象，这或许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一种新的模式：牧业文明模式，与传统的农业文明模式有所区别。

四、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特点

东北地区的文明发展的进程与轨迹，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其内部表现出时间不等、程度不等的不平衡性特点；与中华大地其他地区相比，属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后发单元，展现了强烈的原生特质和神权特点。

（一）东北地区内部文明化进程的不平衡性

从前文不难看出东北三个地区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具有较大的不同，整个东北地区并非同时进入文明社会，而是各个区域有早有晚。总体而言，东北地区内部的文明化进程表现出不平衡的现象，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居民在距今3000年左右才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而距今5000年前的辽西红山文化不仅进入了文明阶段，社会组织结构也比后来的西团山和白金宝文化要显得复杂。红山文化晚期，中心聚落成批涌现，说明当时居民不仅仅是因为简单的血缘关系而聚居，而是有了政治、地域等方面的影响而形成了一种社会共同体。比起白金宝文化少见的中心聚落以及西团山文化后期并不密集的地面建筑，红山文化显而易见地在更早的时间里进入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种“边缘先声、中心滞后”的特殊现象。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表1 东北地区代表性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年代

首先，红山文化处于东北地区的南端，纬度较低，是温带季风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低温干旱，气温比起吉林地区与黑龙江地区更加温暖湿润，有利于旱作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确保了稳定的食物供应，为人类生存与繁衍奠定了坚实基础，进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随着人口的增加，大型聚落应运而生。然而，这也导致了过剩资源的分配不均问题，伴随着这一过程，社会复杂性的系统状态不断提升，社会分化现象随之出现，文明的各种因素逐渐显现。可以说，农业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

其次，红山文化所处的辽西地区位于东北地区的南部，与中原区、海岱区、北部草原相交汇。地理位置良好，有利于与各地区交流，吸收先进文化的精华。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区在大凌河与老哈河之间，与华北平原、蒙古高原和渤海为邻，具有稳定但不封闭的优势。从生产方式角度来看，辽西处于北方游牧区、东北渔猎区和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是东北地区面向中原地区的前沿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令红山社会成为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场所，出现了渔猎经济和农业经济并存的经济生产方式。红山文化晚期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存在交流，红山文化吸收了庙底沟类型的器物特征，并融合创新，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龙鳞与玫瑰花纹彩陶。张光直曾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认为其形成有利于“最初的中国”出现，表明地区间的交流有利于吸收先进文化的优点，促进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二）文明演进的后发特征

东北地区作为一块完整政区，其文明发展进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相较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该区域的整体文明进程呈现显著滞后性，但内部发展轨迹却存在多元分化格局。具体而言，除位于交接处的辽西地区与中原、长江同步进入文明社会外，东北其他地域的社会演进节奏普遍较晚，这种“边缘先声、中心滞后”的特殊现象，折射出区域文明演进的复杂机制。为深入揭示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以下将与其他文明板块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阐释其独特发展道路的成因。

距今约5300年，中原地区双槐树遗址的居民已踏入文明社会。该遗址发现三道内、中、外环壕，在内壕的北部发现排状形分布的大型中心居址区，其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这两道围墙在中心居址南部偏东地区相连，围墙上还有明显的门道缺口错位，形成了瓮城式结构，简报称其为“目前发现的中国古代最早瓮城的雏形”。内壕的内中部发现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有3处较为明确的大型院落，从残存门道和建筑的相对高度来看，一号院落为高台式建筑，而二号院落发现门道三处，其中1号门道位于南墙偏东，被门柱分为三道，形成“一门三道”，具有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点。此外，于遗址内还发现了夯土祭坛遗址，系仰韶文化的首次发现；并出土了最早的家蚕牙雕艺术品，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以上分析表明，距今5300年前双槐树遗址已经步入文明阶段，有学者认为该遗址可被称为“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而以它为中心的聚落群，也是这个时期、这个区域规模最大且唯一的大型城址群”。

同样是距今58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由马家浜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开始进入文明起源阶段。据李伯谦所归纳，这一时期产生了诸多文明因素，是长江流域文明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崧泽文化的手工业取得了进步，出现了玉器和金属制造业；遗址内聚落规模存在差异化，出现贫富不均，社会分化趋势。“可以这样认为，大约距今6000年至5000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文明因素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

而在东北地区，最早进入文明阶段的是距今55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这一时期辽西地区已出现多种文明因素，大致与中原（双槐树遗址，距今约5300年）、长江地区（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年）同步进入文明阶段。白金宝文化和西团山文化均是距今3000年左右。从文明化进程的时间维度观察，东北地区（除辽西外）相较于中原和长江地区，整体呈现显著滞后特征。

究其原因，在距今8000年到6000年左右是全球范围内的大暖期，气候温暖湿润，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较之今日更好，这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气候环境。在全球大暖期的气候条件下，纬度更高的东北地区较之今日气候条件有所改善，辽西地区更是处于温暖适宜的气候条件，这也为其先一步产生文明因素打下基础。大暖期时，黄河流域的温度类似于今天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相当于今天的华南地区。

表现在出土的实物资料上，距今9000—7800年黄河中下游的贾湖遗址出土了炭化稻，当地草原、湖泊与沼泽交错的自然环境，温暖湿润的气候，决定了其“稻作农业与渔猎家畜饲养并重的有鲜明特色的农业类型”，是亚洲最早的稻作农业区之一。距今10000—8500年长江中下游的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片中普遍发现有意识加入的稻壳、稻叶遗存，可能为原始稻作农业的痕迹；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镰形刀”状的工具，可能与稻的收割有关。由此，可见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地原始农业起源的时间较早。

而西辽河流域在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也曾出土过粟，在出土房址的堆积层和居住面上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炭化粟，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粟，由此可推断当时已有了原始农业的萌芽，这为辽西地区的文明进程几乎与中原和长江两地同步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出现政治因素的分化，随之涌现了大型高等级建筑和有丰富随葬品的大型墓葬，社会发展阶段发生改变。

（三）原生文明特质

“原生文明”指该地区的文明发展有着“自己从简单到复杂、从低到高逐层递进的轨迹”，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是完整且连续的，即使受了外部刺激的影响，也能够保持自己的“原生内核”不被改变。

而有些地区的文明进程发展情况是“跳跃式”的发展模式，指突然间出现了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并无完整的发展链条。像这种文明发展模式，并非“原生文明”，而是一种“次生文明”。

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保留了自身“原生文明”的特点，从小河西文化（距今8200年）——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400年）——赵宝沟文化（距今7200—6470年）到红山文化，其有着自身完整的发展链条。有些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则是“次生文明”的发展特点。以下列举两个实例。

如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其中、晚期的年代约为距今4200—3600年之间。该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高级物品，如玉器，主要分为功能性玉器和礼器两部分；铜器、陶礼器等。出土的墓葬规模大小不一，既有小型的家族墓地，也有大型氏族的公共墓地，体现出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从随葬品中也能反映明显的社会分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齐家文化的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铜器制造业从冶炼红铜发展到冶炼青铜，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够运行起冶炼铜矿的组织机构，从采矿、冶炼、熔铸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需要有熟练的劳动者，说明当时应有了专门的生产者。以上足以反映当时齐家文化社会复杂性，出现社会分工、阶级分化和私有制现象，且齐家文化晚期已迈入青铜时代，可以推断齐家文化时期西北地区的部分居民已然迈入文明进程。

但在齐家文化之前，该地区并没有发展出相似或更低一级水平的社会阶段。而在齐家文化中，却处处可见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齐家文化晚期的秦魏家、大河庄等遗址均出土了铜制的环首或平首刀、单耳或双耳空手斧等器具，这些与北部草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和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器物相似。齐家文化出土的玉器还与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纵目人像有关，二者可能存在前后相承关系，三星堆文化的先民应与齐家文化的居民有过交流。齐家文化的玉器还被认为与石峁遗址的器物存在很多共性，反映两地居民间曾存在交流互动。

再如西南地区的宝墩文化，距今4600—4400年，因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古城以及以古城为核心的大型聚落，被学界普遍认为该时期西南地区部分居民进入了文明起源时期。但在宝墩文化之前，西南地区同样没有出现强势的社会阶段，在此之前的桂圆桥文化，距今5100年左右，只发现了小型的社会群体遗存。可见宝墩社会是短期爆发形成的结果。

红山文化有自己从低到高、逐层递增的发展轨迹，属于典型的文明发展模式，是“原生文明”。其虽受仰韶文化的影响，吸收了庙底沟类型彩陶的玫瑰花纹饰因素，但仍保持自身龙鳞纹饰的特点，产生了龙纹与花纹饰的彩陶罐样式。两种文化的碰撞促进了社会阶段的发展，是一种“撞击”式的文明起源。

究其原因，可能是辽西地区所处的环境具有独特的封闭性。辽西南侧为燕山山脉，是中原农耕区和北方游牧区的分界线，西侧是大兴安岭山脉，是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的分界线，这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辽西地区有着一定的封闭性。同时，当地宗教信仰高度发展，居民内部自成一套思想体系，也很难被外来文化强烈刺激或影响。

（四）以神权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东北地区红山文化出土的坛庙冢祭祀体系和礼器等遗存，说明当时的神权已经处于高度发展状况，红山社会应已出现完整的一套祭祀体系，有了配套的管理人员（巫师），社会金字塔分化现象增强，神权凌驾于众人之上，成为高级别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运转依靠神来解决，其中通过巫师来传达神的指令。可见红山文化的文明化进程是一种以神权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种神权主导的发展范式并非普遍模式，在陕北石峁遗址中，可以观察到军事王权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

陕北的神木石峁遗址，是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王权社会，其文明发展过程中虽也有祭祀神权，但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石峁遗址中的山城，是一座由外城、内城和皇城台构成的古城遗存，距今4100—3800年。皇城台位于城址内的高处，内部有上千平方米的宫殿遗址、广场、门楼和道路。石峁遗址出土的墓葬中发现有殉人现象，体现了奴隶制社会的发展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址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在外城的东门址发现有内外双重瓮城，是一种用以防御敌人的设施，另外发现的角楼和疑似“马面”的附属建筑，同样是用于军事防御。军事防御设施的出现说明当时曾出现非正常的暴力活动即战争，一个向来是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主而发动的具有复杂性质的活动，说明当时已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石峁遗址中的大型墓葬，正是出土了玉钺从而确定了墓主人的统治阶层身份。

回头看，红山文化为何走向以神权为主导的文明发展模式？从自然环境来看，辽西地区的河流容易干涸，本质上是一种山地文化，当地的居民需要乞求神灵以降雨水，从而形成了崇神的文化特征。任何民族所创造的文明都是建立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等方面受环境影响较大。从生业经济来看，红山文化虽以农业经济为主，但渔猎业仍占据较大的比重，说明当地居民较为依赖动物性资源，这也就导致了食物来源的不稳定性，加上该地区河流容易干涸，不稳定性因素增加，所以更需要向上天乞求能够顺利获得食物。

表2 五大文化区系代表性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年代表

结  语

通过梳理东北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有以下特征：一是研究空间集聚于辽西。当地发现的考古遗存数量较多，发展水平较高，为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二是研究资料多以出土实物为主，盖因史前时期并无传世文献，主要依赖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三是研究体系尚待完善，缺少系统研究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论著，现有成果多依附于总论中华文明起源或总论西辽河地区文明的著作中。

因此，以出土遗存为主要资料，在既有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黑龙江白金宝文化和吉林西团山文化的社会分化情况展开系统性考察，认为二者可作为黑龙江和吉林地区文明起源中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并构建东北三大地区（辽宁、黑龙江、吉林）文明化进程的时空框架，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与探究。

通过区域内比较分析与跨区域对比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可揭示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几重特性：其一，呈现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时间与社会分化程度的不平衡。在东北地区内部，辽西红山文化展现了超越其他文化区的文明演进速度，其社会复杂化程度、生产发展水平等，均明显领先于另外两地。这主要源于辽西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

其二，具有文明演进的后发特征。将东北地区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进行考察，除辽西局部出现早期文明曙光外，该区域整体较中原和长江流域存在明显的发展滞后。这种时序差异深层受制于自然环境，使其社会剩余产品积累缓慢，金属器使用等文明标志物的出现相应推迟，形成了独特的“边缘先声、中心滞后”现象。

其三，彰显原生文明特质。与西北地区齐家文化、西南地区宝墩文化等“次生文明”形成对比，辽西红山文化展现出完整的文化谱系演化链条：从兴隆洼文化的聚落萌芽，经赵宝沟文化的社会分化发展，最终在红山文化阶段形成集祭坛、神庙、积石冢于一体的礼制中心。这种渐进式演化表明，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深厚的本土根基，而非通过外部刺激实现文明跃迁。

其四，形成神权主导的独特文明形态。与中原地区王权或军权核心化的文明演进路径不同，红山文化社会权力结构呈现出以神权体系为枢纽的运作特征。牛河梁遗址群揭示的“坛庙冢”三位一体布局，表明宗教祭祀活动已超越单纯的精神信仰范畴，成为整合跨区域资源、维系社会等级的关键机制。这种神权主导模式与辽西地区特殊的环境密切相关：在过渡带的生态背景下，渔猎采集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催生出以天地沟通为核心的信仰体系，进而塑造出区别于农耕社会的权力表达形式。

综上可见，自然环境在文明化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塑造作用。在史前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之时，人类的资源获取模式受制于自然，文明化进程本质上是人类通过环境适应与技术革新实现生存发展的实践过程。从史前文化到现代文明就是人类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当特定区域群体形成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经济生产模式，并由此产生稳定的社会剩余产品时，文明要素便获得萌发的基础，进而开启从简单文化系统向复杂文明社会演进的历程。

责任编辑：刘  毅

（原载《地域文化研究》2025年第5期）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