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石峁遗址最新古DNA研究成果。
这项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历时13年完成的科研成果，首次以大规模核基因组证据，解开了这座被誉为“中国史前第一城”的终极谜团——石峁人群从何而来？社会如何组织？与山西“尧都”陶寺关系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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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论文同日在线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Nature），被评价为“东亚史前国家研究的里程碑”。
【石峁：沉睡4300年的“石头王国”】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交界地带。2011年启动系统性考古发掘后，一座总面积超400万平方米的史前石城震惊学界——
规模远超良渚、陶寺等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结构组成，城墙绵延数十公里，最高处达10米，墙体嵌有精美石雕人面像、玉器、鳄鱼骨板等高等级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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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震撼的是，遗址多处发现“头骨坑”，内含上百具被砍下的颅骨，多为年轻男性，部分有创伤与焚烧痕迹，暗示存在大规模人祭或暴力征服。
而皇城台高等级墓葬中，则多见女性殉葬，身份显赫却非亲属。这种“外杀男、内殉女”的二元暴力结构，长期令学界困惑：
石峁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人群是本地演化，还是外来征服者？
【与陶寺的“双城记”：文明双峰，还是敌对政权？】
长期以来，石峁与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约公元前2300–1900年）被视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双子星”。
陶寺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尧都平阳”，拥有观象台、朱书文字、铜铃、鼍鼓等早期国家象征；而石峁则以军事堡垒、人祭仪式、玉器作坊和石雕为特征。
两地直线距离仅几百公里，文化互动频繁：石峁出土的斝、鬲等陶器与陶寺高度相似；陶寺晚期突然出现大量石峁风格石雕与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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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陶寺遗址在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遭受系统性毁弃——城墙被扒、宫殿焚毁、贵族墓遭捣毁，部分人骨被弃于垃圾坑，显示出“有组织的报复性摧毁”。
由此，一种“石峁南下灭陶寺”的假说流行：石峁作为北方军事强权，南侵中原，终结了“尧舜禅让”的和平时代，开启“大禹征三苗”的暴力整合。但因缺乏直接证据，此说始终存疑。
【古DNA破局：石峁人群是“本地土著”，非外来征服者】
这次研究对169例来自石峁古城、周边寨山等卫星聚落及晋南陶寺、周家庄等遗址的人骨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得出三大关键结论：
首先是主体人群源于本地，非外来入侵。石峁皇城台、内城、外城及周边聚落人群的遗传成分高度一致。
99%以上可追溯至陕北本地仰韶文化晚期居民（如五庄果墚遗址），证实为本土连续演化的产物，而非欧亚草原南下的征服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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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石峁与陶寺人群同源。陶寺人群与石峁人群共享同一祖源，均以陕北仰韶晚期人群为遗传主干。
这意味着两地并非“华夏 vs 戎狄”的对抗，而是同一文化母体下的政治分化——或许正如《尚书》所载“尧舜禹”禅让背后，实为部落联盟内部的权力更迭。
最后是社会以父系血缘为权力核心，等级森严。研究首次重建石峁横跨四代的家族谱系：
皇城台与韩家圪旦贵族墓地中，男性墓主多为父子或兄弟关系，配偶来自不同母系家族，反映“从父居、外婚制”的父系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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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殉葬女性与墓主无亲缘关系，而头骨坑中的牺牲者亦非本地人，显示石峁统治者通过暴力获取外部人口，作为人祭与人殉资源。
【重新定位：石峁不是“蛮族”，而是中华早期国家的“北方模式”】
过去，因石峁缺乏文字、礼器系统不如陶寺完备，常被边缘化为“军事堡垒”或“文化次中心”。但这次古DNA研究证明：石峁与陶寺同属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只是发展路径不同：
陶寺是以天文、礼制、文字符号构建“神权—王权”合一的中原模式；石峁是以城墙、人祭、玉器与血缘政治构建“军事—父权”主导的北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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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并非取代关系，而是并行演进、相互影响。陶寺晚期的毁灭，更可能是内部权力斗争或联盟破裂所致，而非简单“石峁灭陶寺”。
【意义：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首个遗传学“国家模板”】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指出，石峁古DNA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突破。
它不仅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的本土起源与社会复杂性，更首次以遗传学手段，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父系血缘传递、等级如何通过暴力维系的史前国家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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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随着更多遗址基因组数据的积累，一个以基因—考古—文献三重证据链构建的中华文明起源图景，将愈发清晰。
石峁的石头不会说话，但4300年后的DNA检测，终于替它们讲述了那场关于权力、血缘与文明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