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严幼韵携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从马尼拉冒险逃离，乘坐的是美军的运输舰，这艘船的安排得到了麦克阿瑟夫人的帮助。她的丈夫，杨光泩，在日军的暴力手中丧命，尸体也未能找到。她是如何顽强生存下来的？为何麦克阿瑟会伸出援手？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炸，太平洋战争正式宣告爆发。不到24小时，日本的轰炸机便冲向马尼拉，华侨市场在猛烈的爆炸中化为废墟，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米粒和酱油混杂在一起，四散流淌。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的电话几乎没有停过。杨光泩得知情报，日军即将登陆，马尼拉危机四伏。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麦克阿瑟亲自递话：撤离吧，美军可以安排飞机。
然而，杨光泩拒绝了撤离的提议，理由简单而坚定：华侨的生命和财产都在这里，特别是那笔为中国抗战筹集的捐款，金额高达600万美元，现款和黄金都有。如果他走了，谁来保护这些呢？他深知这笔款项的重量，严幼韵也明白丈夫的性格，一旦做决定，就无可挽回，她不再劝阻，只是轻声说：“我不能给他添麻烦。”
然而，马尼拉最终无法坚守。日军在1942年1月2日进入城内，首要任务便是寻找杨光泩那笔捐款。日军毫不客气地要求交出这笔款项，杨光泩坚持拒绝。几天后，他在1月4日被日军带走。那一天，严幼韵目送他走出家门，穿着深灰色西装，手里提着公文包，看着八名中国外交官依次被带上日军的卡车，车门合上，周围只剩下沉默的空气。
从此以后，她的世界陷入了无尽的黑暗。杨光泩失踪的消息她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暗自担忧。那时，她手里有三个孩子要抚养：10岁的长女、7岁的次女和2岁的幼女。生活更为艰难的是，家里还有26个依赖她的遗属，她不得不肩负起更多的责任。马尼拉的街头如今已经成为废墟，日军大肆破坏，电力、供水、粮食一一断绝，街头连流浪的狗也被抓去食用。
在日军眼中，中国的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并没有外交豁免权，他们被当作“敌性侨民”，没有任何保护。严幼韵开始种菜、筹集食物，在自家院子里种下甘蓝、茄子、芥蓝等蔬菜，鸡蛋壳成了肥料。她用日本兵偷来的酒瓶熬成肥皂，用鱼骨头熬汤，用稻壳酿制酱油，简陋的生活成了她日常的一部分。为了给孩子省下每一口食物，她自愿过得更苦。她说：“如果我多喝一勺汤，别人就少吃一口饭。”这些艰难岁月，她的体重从56公斤急剧下降到41公斤，脸颊削瘦，瘦得像拳头一样。
大女儿已经学会了如何躲避日军巡逻的哨兵，小女儿虽然只有两岁，却也早早学会了如何在炸弹爆炸声中迅速藏身。马尼拉已经沦为生与死交织的噩梦。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马尼拉街头悬挂起“欢迎解放”的旗帜，但没人记得严幼韵和她的孩子们。杨光泩的消息是她通过打听得知的：他早在1942年4月17日被日军秘密枪杀，尸体埋在拉古纳的树林里，连个坟头都没有。
得知消息后，严幼韵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她关上房门，独自一人消化着这个沉重的消息，第二天依旧如常，继续挑水、做饭。她明白，留下马尼拉已无法为孩子们提供生存的希望。她开始四处打听能否离开菲律宾，但所有的希望都被摧毁。
就在这时，麦克阿瑟的夫人找上了门。四年前，麦克阿瑟曾劝她丈夫离开，而如今，麦克阿瑟已经作为美军总司令回到菲律宾，夫人也随之而来。她带来了一个决定性的消息：美军将安排一艘运输舰离开马尼拉，前往美国西海岸，可以接走她和三个女儿。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援助，严幼韵并没有过多询问，只是平静地回答：“给我三天时间，我需要收拾东西。”三天后，她带着三个女儿踏上了“埃伯利海军上将号”——一艘美军运输舰，原本用于撤侨和运送伤员，船上的设施极其简陋。她们被安置在船底，空气闷热，夜晚铁皮船舱内常有水珠滴落，但严幼韵却没有一句抱怨，她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持女儿们的鞋子干净整洁。她常常叮嘱：“人可以贫困，不能脏。”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严幼韵保存了三十年，谁也不许碰。
船经过漫长的海上漂泊后，终于在旧金山靠岸。严幼韵和孩子们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只有异国他乡的码头和陌生的空气，站在那儿足足三小时，直到有人为她们提供了短暂的帮助。没有家，只有一些零用美钞，她把这点钱交给了码头租车人，然后一家四口挤在长途巴士的后座，朝纽约进发——没有归属，只有生计。
纽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新战场。语言、种族差异、生活节奏、每一双眼睛都透露着她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她和孩子们住在半地下室，楼上的脚步声每时每刻都像一把尖刀刺进她的内心。为了生存，她开始做美甲，用最简陋的工具、没有任何广告和资质，但凭借着稳定的手艺和细致的工作，日积月累，她也能挣些微薄的收入，足够买些牛奶和生活必需品，孩子们晚上做作业的灯光，都是她辛勤工作的成果。
然而，这种生活无法持续太久，转机终于降临。一个联合国的朋友，了解她的背景和英语能力，建议她去面试。她去了，面试官是一个法国人，直接问她能做什么。严幼韵答得干脆：“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她的自信和能力打动了面试官，三天后，她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成为一名接待秘书。
尽管她的外表普通，穿着破旧的外套，腰间有明显的补丁，但她以无可挑剔的工作态度、细致入微的安排迅速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她的工作是麻烦的，却没有一丝失误。尤其是在苏联代表团访美时，严幼韵面对突如其来的行程变动、翻译失误和一系列问题，连夜调整，确保了第二天早上所有安排都能如期进行。
她的努力和敬业精神让联合国的每个人都记住了她：“这个中国女人，工作效率像德军，笑容像英国人，讲话方式像美国人。”严幼韵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她只关心时间、流程和尊严。
1959年，严幼韵退休了，已54岁，回首自己在联合国的12年岁月，她没有一天迟到，没有一次外交纠纷由她引发。就在这一年，她的人生再次发生了转折——顾维钧向她求婚。顾维钧曾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外交界的重量级人物。两人在纽约重逢时，他已年迈，坐着轮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