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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受今草来自章草的论点影响，后世但凡论及书法艺术之发展，皆称今草为新体草书，章草为旧体草书抑或古典草书。试想，楷书、行书与章草、今草皆源出于隶变，它们之间固然存有先后之别，可为何在楷书、行书之间却无新旧之分？而独独是章草、今草就有新旧之分？
于汉末魏晋之际，章草、今草皆属新书体，那时的文献从未见章、今之间有新旧之分的说法，它们皆是处于发展中的书体。从杜操至皇象、索靖，张芝至王羲之、王献之，各自朝着两极分化的方向演进。张怀瓘《书断》言：“右军（王羲之）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皇象）章草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
在此，张怀瓘将皇象与王羲之并列，实有烘托皇象之意。然而“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与“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却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异的书法创作之艺术观，故而也就决定了两种书体的不同命运。
章草存世者寥寥。其中，至为知名的当属《皇象急就章松江本》，乃传世《急就章》里最为古老之本。
王国维先生由碑帖考证之角度，判定《松江急就章》系皇象所书，此说颇具可信度；陆锡兴先生从文字学之层面亦展开详尽剖析，亦认定此《急就章》为皇象所书确凿无疑。诚然，《松江急就章》虽历经屡次摹刻，亦存些许失真之处，然于点画波磔之间，大体仍保留了皇象书迹原本之形体。
翁闿运先生言：“明人于松江复刻宋叶梦得所传《皇象急就章》，字字大小仿若排算，更逊于《月仪》。”赵正先生说得更为明晰：“章草中之所谓隶意仅作为一种点缀、装饰而存，然其精神全然为一种僵化（非灵活）之楷书精神，故而其从用笔至结体皆显得单调乏味、千篇一律……正因如此，方致章草于数千载间一直不甚兴盛。”
此乃张怀瓘赞誉皇象“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之艺术观进行书法创作所引发之严重后果。若言以上仅代表现代艺术家之审美观，与古代审美观大相径庭，此认知亦有误。现代之艺术审美与古代主流之艺术审美观实乃一脉相承。如传为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一文有云：“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非书也，仅得其点画耳。”
近人余绍宋以此文乃六朝之人伪托。纵然如此，对照王羲之之作，亦能反映王羲之之书法艺术观及六朝人对书法形式美之认识。此外，王献之对章草过度追求程式化之弊病亦有所察觉，曾向其父王羲之进言道：“古之章草未能宏逸”，“大人宜改体”。“未能宏逸”即指斥章草狭隘拘谨，发展前景有限。自王羲之传世之作以行草居多而章草甚少之现象观之，王羲之实乃接纳了其子此具远见之建议。
实则“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之艺术观致使章草之发展深受影响。至初唐，欧阳询遂哀叹道：“章草几近绝矣。”至北宋，黄伯思亦言：“（章草）至唐鲜少为之，近世遂悄然无闻。”试想，此种自繁盛已然走向衰落之章草，又怎能不被唐以后之人视作一种旧体草书或古典草书？
而张芝所首创之今草，其发展前景与章草恰相反。若言于汉末、三国时期章草尚为草书之主要书体，然发展至东晋时，今草便成草书体之主流。此种发展态势，乃由书法创作之艺术规律所决定。章草初创之际需草法之规范化，乃至使三国时之皇象将章草形式之程式化发展至极致；而于今草初创之际，即“任于造化”，追求之乃艺术化，而艺术化实无极致。试将张芝、王羲之、王献之三人之今草创作艺术观予以比较。
张怀瓘评张芝的今草称:“草则变化无方。心手随变，窈冥不知其所以然也。”（《书断》）“草书伯英创立规范，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书议》）
《书苑精华》评王羲之书:“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其所措意，皆自然万象，无以加之。”（《晋王羲之别传》）
李嗣真评王献之的今草:“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风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自。”（《书后品》）
由上述内容可明晰看出三人草书创作之共同处，其一为注重变化，其二为师法自然，其三为映照心境。此种书法艺术创作之观念，可说直至千余年后之今日亦未曾过时。后世但凡对草书艺术有所创造发展之书家，无不承继他们此种艺术观念。故而于唐有张旭、怀素，于宋有黄庭坚，于明有徐渭，于清有王铎，于现代有于右任、林散之等，真可谓绵延不绝，历代皆不乏其人。
尤是唐代张旭、怀素之题壁纵情挥就狂草，将张芝传下之今草艺术推向全新之艺术高峰。面对如此蓬勃兴盛、前景无量之今草书体，唐以后之人将其与没落之章草相较，自然会将今草视作新体草书。
草书之新旧体之分，究其演变历程，乃是其自身发展趋势给予后世之印象而被误作如此，实则历史上章草、今草之间本无新旧之别。
鲁迅先生曾言：“曹丕的一个时代可称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此“文学的自觉”，不应仅局限于文学层面，亦应涵盖其他艺术，尤是呈现出高度自觉的书法艺术。此“自觉时代”可上溯至汉末，下延至两晋南北朝，乃是中国书法史上书法由自发艺术迈入自觉艺术的极为重要之阶段。而此阶段恰为政治、经济、军事出现巨大动荡之时期。正是这般大动荡，致使原本固有之意识形态崩塌，新的一种意识形态得以构建。
于世事无常、生命苦短之大环境中，人们对神学与宿命论予以摒弃，转而对人生、命运、生活产生依恋。于艺术领域，展现出人作为主体与文之自觉，以达精神之不朽。
在书法范畴内，书写挣脱以实用为主要目的之束缚，蔡邕遂高声吟诵：“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笔论》）王羲之亦云“适我无非新。”（《兰亭诗》）内心情感之抒发与创造性之追求遂成为书法艺术之主要目标。
此时期，恰逢书写材料之变更，即简牍之废止与纸张之普及，其成为促使书法艺术自觉之催化剂。主客观条件皆完备后，人们之创造性获得空前之大发挥。据文献所记：锺繇创正书，刘德昇创行书，杜操创章草，张芝创今草，蔡邕创飞白书，张芝据此又创飞白一笔草，乃至彼时竟有五十六种之多。书体之繁多与良莠不齐，既体现当时书家思想之解放，亦为后世带来认识之混乱。当然，伴随时间之淘洗与研究者们持续之努力，诸多问题已渐次廓清。
“中华数千年之文明史乃中华民族艰辛创造而出，于不断创造新文明之进程中，旧之文明有的得以保存，有的则消逝不见。”
于后来之文献中，曾有过数次竹简出土之记载，然因缺乏保存其之物质条件，随之而毁弃，更遑论研究矣。故而，此种出土之记载，不可谓之发现。唯于近代物质条件具备，大量简牍出土后，不仅能够保存，且能利用先进的复制科技以《汉简牍精选联卷》公诸于世。此种消逝之文明，“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方于真正意义上又为我们重新发现。
简牍书迹之大量发现，使我们得见“自觉时代”书法之源头，及他们创造之参照依据。使我们清晰地观察到，中国文字各种书体之发展，并非如传统认识中之单向性发展之过程，而是双向性、乃至多向性发展之过程。
现代社会为研究者所能提供各种、发掘、保存、复制、查询的各种优秀条件绝非古人所能够具备，故而当下书法、文字研究者应该放下对古代文人的无原则膜拜，充分运用各种手段，得出新的结论，而不是一味沿袭旧说！
（鸣谢侯开嘉先生之隶草章草今草研究！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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