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则天退位、李隆基登基之前的这段过渡时期，坦白来说，百姓的生活并不太平。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谁坐上皇位并不重要，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与他们无关，他们最关心的始终是能不能吃饱饭。然而，那几年天灾频发，水灾、旱灾、蝗灾接连不断，而朝廷内部却忙于权力争夺，无人真正关注赈灾救民的大事，导致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就在此时，李隆基登上历史舞台，赈灾成为他即位后必须面对的首要难题。这不仅是他的主观意愿，更是现实形势所迫。
早在景云二年（711年），汾水流域发生了强烈地震，次年全国又爆发了严重的饥荒。这场饥荒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多，直到李隆基改元登基后，仍未彻底缓解。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李隆基不敢有丝毫懈怠。他深知，若不能妥善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将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大量灾民长期得不到安置，极易演变为流民，进而成为威胁政权稳定的隐患。
要解决灾荒问题，核心在于粮食供应。事实上，当时各地并不真正缺粮，那么为何灾民却无粮可吃？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隋朝时期的“义仓制度”说起。
隋文帝杨坚在位时，曾在各地广设义仓。所谓义仓，就是由政府在丰收年份收购粮食储存起来，一旦发生灾荒，便以低价向灾民出售，作为赈灾的重要手段。这种制度原本是应对灾荒的一项有效措施。
隋末天下动荡之际，各地割据势力纷纷将辖内义仓据为私用。李唐王朝在建立过程中，同样仰仗这些义仓的粮食储备得以站稳脚跟。
建国初期，朝廷延续了义仓制度。由于京城周边时常缺粮，朝廷便频繁调拨各地义仓存粮以供给长安。久而久之，这种做法竟演变成一种潜规则——各地义仓逐渐沦为长安专用的储备粮仓。即便面临饥荒，地方官员也只敢拨付少量存粮赈济灾民，生怕耗尽存粮后无法应对朝廷的征调，毕竟官员的仕途前程都系于长安。
这一局面直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才得以改变。这位胸怀壮志的新君，决心借赈灾之机重振义仓的本来功用。他颁布诏令：即刻起严禁调拨义仓存粮入京，各地义仓必须优先用于本地赈灾。
对初掌朝政的李隆基而言，这无疑是个艰难的决定——放开义仓赈灾固然能解地方燃眉之急，但长安的粮食供给又该从何而来？这个棘手的问题令他深思良久。当时帝国疆域内并非处处欠收，比如江南地区就粮产丰饶。然而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如何将江南粮米大规模北运长安，确实是个复杂而艰巨的工程。
隋炀帝杨广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曾开创了南北漕运的新纪元，连同长安至洛阳的水系构成了庞大的交通网络。然而历经百年沧桑，至唐代武则天迁都洛阳时，运河系统已严重淤塞，航运功能几近丧失。
面对这一困局，唐玄宗李隆基在整顿义仓制度后，果断将运河疏浚工程提上日程。
开元元年（713年）正月，朝廷任命洛州刺史李杰出任水陆转运使，全面主持运河修复工程。这是自隋末以来，首次对京杭大运河进行系统性整修。数以万计的工匠聚集在运河沿线，与隋代劳民伤财的工程不同，这次重修完全着眼于解决实际民生需求。
经过一年紧张施工，李杰成功恢复了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并重新打通了洛阳至长安的漕运通道。相较于隋炀帝时期，玄宗朝这次运河治理更注重实用效能，在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效。
李隆基听闻漕运贯通的消息，眉宇间的忧色终于舒展。这位年轻的帝王渐渐明白，比起朝堂上的明争暗斗，为黎民百姓谋福祉更能彰显其治国之能。这条连接两京的漕运命脉，原只为解燃眉之急而开凿，却在大唐日后风雨飘摇之际，意外成为了维系国运的咽喉要道。
‘治国之道，首重节用。’李隆基望着案头的奏章喃喃自语。他深知，即便贵为天子，也需明白’民以食为天’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然而当他环视朝堂，却发现许多臣工早已忘却勤俭之本。这也难怪——从祖母武曌的奢靡无度，到叔父中宗与韦后的横征暴敛，再到姑母太平公主的挥霍无度，朝廷上下早已奢靡成风。
‘上梁不正下梁歪。’年轻的帝王轻叹。他清楚地看到，若不及时整肃这股奢靡之风，必将影响他开创盛世的宏图。毕竟未来用钱之处甚多，光是百官俸禄就是一笔巨额开支。这让他更加坚定了改革朝政、厉行节俭的决心。
唐玄宗李隆基敏锐地察觉到，若不立即遏制奢靡之风，整个王朝恐将面临危机。虽然目前尚未制定出充盈国库的具体方案，但他深知必须从遵循先祖节俭治国的传统入手。
在唐玄宗看来，勤俭节约已不仅是传统美德，更是当下朝廷上下必须严格执行的政令。为此，他率先垂范，立即颁布了一系列禁奢令：禁止宫内穿着华服、佩戴贵重首饰，甚至关闭了专为皇室服务的织锦作坊。这些举措让习惯了奢华的宫廷中人仿佛’一夜回到高祖时’。
更令人震慑的是，唐玄宗对浪费行为决不姑息。史载曾有宫门守卫将剩饭丢弃，玄宗震怒之下欲将其处斩，幸得兄长李成器求情才免于死罪。此事在朝野引起强烈震动，百官无不深刻认识到皇帝推行节俭的决心，自此朝野上下节俭之风大盛。
当时虽提倡节俭，但李隆基意识到改革力度仍显不足。经过缜密思考，他锁定了影响国家财政的两大症结：寺庙经济和贵族特权。
首先来看宗教土地问题。自南北朝至唐初，佛教寺院数量激增，尽管李唐皇室尊崇道教，但佛教在玄奘取经归来后达到鼎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武则天主持开凿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这些寺院享有免税特权，僧尼作为’出家公务员’占有大量土地却不承担赋税，形成特殊利益集团。
面对这个涉及信仰的敏感问题，李隆基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他通过裁撤冗余寺庙（约2000座）、令近8万僧尼还俗等措施，既缓解了财政压力，又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流民，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相较之下，处理贵族封地则更为棘手。这些皇亲国戚不仅地位尊崇，其土地权益更受法律保护。李隆基深知，对待这个与统治根基密切相关的群体，简单粗暴的手段只会适得其反。这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审慎态度——在改革激情与政治现实之间保持平衡。
李隆基深知，若直接收回贵戚们的土地，恐招致他们的强烈反抗。为稳妥起见，他采取了渐进式的策略：以树立典范为由，要求皇亲国戚按土地比例缴纳土地税。初始税额虽轻，却埋下了日后逐步加码的伏笔。这一温和举措顺利推行，未引发贵族阶层的抵制。
然而，李隆基很快意识到，比土地集中更棘手的是贵戚们的骄纵行为。其中，薛王李业之舅王仙童尤为猖狂。仗着皇亲身份，他在封地肆意欺压百姓，终遭弹劾。面对外甥李业的求情与民意的压力，新登基的李隆基面临首道治国难题。他既想借此整顿贵戚风气，又须谨慎把握分寸，展现出了成熟的政治智慧。
李隆基在经历政治历练后，处事渐趋老练。面对王仙童案件，他采取了一种含蓄的处理方式——将案件交由宰相姚崇和卢怀慎审理。
这一安排体现了李隆基的政治智慧：
一方面顾及与薛王李业的兄弟情谊，毕竟李业在巩固皇权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
另一方面，他深知姚、卢二人刚正不阿的秉性。果然，两位宰相在查实案情后，不仅建议处决王仙童，更在奏章中委婉规劝皇帝不可徇私。
这一判决开创了李隆基朝严惩权贵的先例，对嚣张的外戚势力形成震慑。
然而权贵中总有铤而走险者，不久后便出现了王皇后妹夫长孙昕殴打御史大夫李杰的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李杰正是因治理运河有功而升任御史台长官。作为’姚宋毕李’四大名臣之一，他与姚崇以灵活处事著称，不同于毕构、宋璟的耿直刚烈。面对被打一事，李杰展现出其善于权变的特点，对长孙昕穷追猛打。这一事件再次考验着李隆基驾驭朝局的能力。
机智的李杰面对长孙昕的无故殴打，始终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冷静。他没有还手，也没有争辩，因为他深知这次长孙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讨苦吃！就算是皇后的妹夫又如何？这次非要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李杰当即将长孙昕告到了唐玄宗李隆基面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奏折递上去后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这种沉默最令人不安，因为很可能意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杰明白，皇帝这是在权衡利弊——毕竟皇后娘家人身份特殊，而王皇后又是李隆基的贤内助，皇帝自然不愿因一个臣子而伤了皇族和气。
李杰的判断相当准确。此前李隆基处死王仙童，已经对皇亲国戚们发出了警告。如今风波刚平，若再对贵戚大开杀戒，恐生变故。要知道，李隆基能坐稳皇位，这些皇亲国戚功不可没。
但李隆基忽略了一个关键：长孙昕的身份比王仙童更为特殊——他不仅是皇亲，更是外戚！这个致命的身份差异，被敏锐的李杰牢牢抓住。
于是，李杰开始运筹帷幄。不久，又一封弹劾奏折呈上御前。这次李杰将问题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长孙昕殴打朝廷命官已属违法，但其背后隐藏的动机更值得警惕——作为外戚，他可能怀有不臣之心！
奏折最后，李杰掷地有声地写道：
‘自高祖、太宗以来，我朝严防外戚干政。长孙皇后曾主动请求太宗罢免其兄长孙无忌。而中宗时期，韦皇后祸乱朝纲的教训犹在眼前！陛下岂能重蹈覆辙？’
正是这振聋发聩的最后一问，最终将长孙昕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官员遭殴事件背后暗藏的政治信号远比表面更为严峻。御史李杰以巧妙的手法，将一起看似普通的暴力事件上升为外戚干预朝政的重大议题，他深知这份奏折必将触动玄宗李隆基最敏感的神经。
事态发展果然不出李杰所料。唐玄宗在批阅奏章时，特别是看到结尾处那句诛心之论，不禁冷汗涔涔。自武则天篡唐建周以来，经韦后乱政，李氏皇权长期旁落。如今好不容易重掌大权，正值李唐宗室重振声威之际，岂容权力再度外流？
为社稷安危计，更为李唐江山永固，唐玄宗必须摒弃私人情感，打破既有认知中对外戚功臣的固有印象。眼下长孙昕撞在枪口上，恰是敲山震虎的绝佳契机。
与处置王仙童的雷霆手段不同，唐玄宗此次仅判以廷杖之刑。至于长孙昕能否熬过这顿板子，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至少，皇帝还给他留了条性命。
实际上，打板子也是一门讲究技巧的差事。负责廷杖的行刑者个个老于世故，心知肚明该如何处置长孙昕——他们早已揣摩上意，皇帝的意思很明确：往死里打！
最终，长孙昕在皇帝、官员以及行刑者的默契配合下，命丧当场。
这一事件震动了所有外戚，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皇权的威慑。从此，在开元年间，外戚们纷纷收敛锋芒，不敢再涉足朝政。直到多年后，那位“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的女子走进李隆基的生活，这一局面才被彻底打破。
在李隆基整顿贵戚和外戚势力的同时，他也没有忽视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功臣。正是这些人的鼎力相助，使他逐步巩固了皇权。
然而，历史的轮回再次上演，李隆基终究未能逃脱历代帝王对功臣“卸磨杀驴”的命运。
他的功臣群体虽然整体上功勋卓著，但也可以分为两个梯队：
第一梯队指的是在“唐隆政变”和铲除太平公主势力的过程中，与李隆基出生入死、冲锋在前的核心人物，如刘幽求、钟绍京、王毛仲、葛福顺等人。
第二梯队的功臣虽然也为李隆基立下汗马功劳，但他们的贡献更多体现在政治支持而非战场拼杀。比如陆象先、郭元振、魏知古等人。他们虽未直接参与政变，却在关键时刻给予李隆基坚定支持，例如陆象先就曾在太平公主扬言要废黜李隆基时，挺身而出表示反对。
面对这两个功臣集团，一心想要开创盛世的李隆基深知，必须对现有班底进行调整。有些功臣虽然立下大功，但以他们的能力来看，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若继续留在朝廷，反而会人浮于事，难以适应新的治国需求。
从功臣们的功劳与能力综合考量，李隆基决定先从第二梯队入手。不过，他并未采取残酷手段，而是延续了曾祖父李世民对待功臣的一贯做法——不赶尽杀绝，而是以外放的方式妥善安置。这也是唐朝自开国以来处理政变功臣问题的惯常策略。
第一个被李隆基列入调整名单的，是陆象先。
李隆基始终记得，当年太平公主扬言要废黜自己时，陆象先挺身而出、坚决反对的勇气。然而，以当前朝廷的治理需求来看，陆象先的能力显然已无法满足李隆基锐意进取的用人标准。如果帝国继续按部就班地发展，陆象先无疑是个称职的宰相人选；但李隆基志在推动国家加速前进，而陆象先的行事风格显然难以跟上节奏。
客观而言，陆象先为人正直，品行端正。李隆基曾赞誉他说：“只有在严寒中，才能看出松柏的坚韧，您做到了。”然而，要实现强国目标，除了需要陆象先这样的贤德之人，更需要有魄力、能开疆拓土的干才。
权衡再三，李隆基决定免去陆象先的宰相职务，改任他为益州长史兼剑南道按察使。对于陆象先来说，这一安排既是对他的尊重，也是适合他能力与风格的恰当职位。
陆象先虽非宰相之才，却堪称治世能臣。据史料记载，他在益州长史任上政绩斐然，推行’宽仁为政、与民休息’的施政方针，更留下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千古警句，足见其非凡胸襟。面对这样的贤臣，玄宗皇帝李隆基在罢免他时也无需多费周章——只需一纸诏书便足够坦然。
736年，七十一岁的陆象先卒于益州任上，获赐谥号’文贞’，这个融汇温润品格与刚正风骨的谥号，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他的一生。
继陆象先之后，兵部尚书郭元振进入了玄宗的视野。这位才干出众的将领虽曾支持过李隆基，但其政治立场始终令新君心存疑虑。特别是在唐隆政变关键时刻，郭元振选择护卫睿宗李旦登上承天门楼，这个细节充分暴露出他并非真正的玄宗党羽。对于这样立场暧昧的军事统帅，雄才大略的李隆基自然难以托付兵权。
在李隆基眼中，郭元振不仅身居兵部尚书要职，更是一位历经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李旦以及自己四朝更迭的元老重臣。他曾率军征讨突厥，战功卓著，资历与威望远胜陆象先。因此，如何处置郭元振，成为李隆基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臣，若无充分理由便加以惩处，恐怕难以服众，甚至引发朝局动荡。
机会终于来了。
太平公主被赐死三个月后，李隆基在骊山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大典，参与将士约二十万人，旌旗飘扬，绵延二十余里，场面极为壮观。而此次阅兵的总负责人，正是兵部尚书郭元振。
起初，望着整齐威武的军阵从眼前通过，李隆基面露满意之色。然而，随着阅兵进程的推进，队伍逐渐显露出混乱迹象，李隆基的脸色也由晴转阴。
他皱眉问道：“怎么队伍越来越乱？”
一旁的郭元振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
片刻沉默后，李隆基厉声下令：“军容不整，兵部尚书罪责难逃！来人，将郭元振绑至帅旗下，即刻斩首示众！”
话音未落，士兵已将毫无防备的郭元振五花大绑于帅旗之下。
一旁的刘幽求与张说见状，不禁冷汗涔涔。
刘幽求连忙跪下求情：“陛下，郭元振虽有疏忽，但念其曾为国家立下大功，还请陛下宽恕！”
张说也附和道：“郭元振乃四朝老臣，若因此事被处死，恐怕有损国运。”
李隆基沉吟片刻，最终改口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兵部尚书郭元振玩忽职守，致使阅兵混乱，念其旧功，免其死罪，贬为庶人，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县）！”
按理说，事情到此应已结束，郭元振被贬，目的已然达成。然而，李隆基并未就此收手。他深知朝中群臣精明如猴，不愿让人看出这是刻意找茬。于是，他将此次阅兵仪式中负责制定军礼的给事中唐绍也一同押至帅旗下，以示公正无私，进一步掩饰自己对郭元振的真实意图。
李隆基原以为会有人为唐绍求情，却未料有人出手更快——金吾卫将军李邈竟在士兵刚绑好唐绍时，突然拔刀将其斩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李隆基震惊不已，心中暗恼：这事怎么也轮不到你来动手！但事已至此，皇帝也只能忍下这口气。唐绍之死虽属意外，好在保住了郭元振的性命。事后李隆基下诏：革除李邈一切官职，永不录用。这记马屁可谓拍在了马蹄上。
郭元振最终被贬往新州，但李隆基并未忘记他的功绩，不久便打算起用他为饶州司马。可惜郭元振在赴任途中郁郁而终。从这段史实可见，李隆基本无意处死郭元振。至于当日阅兵是否真的军容不整，终究是皇帝说了算。
《旧唐书》评价郭元振’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显见他是个不拘小节之人。或许正是这种性格导致他在筹备阅兵时疏于细节，而注重仪制的李隆基自然难以容忍这种疏忽，这也注定了郭元振的悲剧结局。
郭元振去世十年后，唐玄宗李隆基追赠其为太子少保，这算是对这位功臣的迟来认可。虽然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追授仪式，但至少表明了皇帝的态度。
随着陆象先和郭元振相继离世，刚坐稳皇位的李隆基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魄力。他迅速调整宰相班子，将核心成员相继外放。这一系列动作看似告一段落，实则只是李隆基政治布局的开端。
按照功勋等级划分，李隆基的功臣可分为两大阵营：第二梯队的处理已经告一段落，现在轮到了更为核心的第一梯队。这个群体又可细分为文臣武将两大派系：文臣方面有刘幽求、钟绍京、张说等谋士；武将阵营则以陈玄礼、葛福顺等将领为代表。
这些第一梯队的功臣都是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的嫡系，他们曾在政变中浴血奋战。然而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从龙之臣’往往最容易引起新君的猜忌。李隆基在处理第二梯队时，始终在暗中观察着这些核心功臣的一举一动。
在长期的观察中，李隆基对朝中大臣形成了独特的判断标准。陈玄礼、葛福顺等武将虽然性格粗犷，但正因其直来直去的秉性，反而让这位帝王感到安心。相比之下，刘幽求、钟绍京等文臣虽无越矩之举，却始终令李隆基难以完全信任。
历史经验告诉他，读书人往往比武将更具危险性。当年正是李隆基这样的读书人领导着葛福顺等武将发动政变。这种认知使得刘幽求、钟绍京、张说等人成为他重点防范的对象。
然而就在李隆基专注于监控这些文臣时，一双更为锐利的眼睛正在暗中观察朝局动向。与皇帝不同，这个人的目标是实现一个惊人的政治野心——打破唐朝建国以来宰相分权的传统，独揽相权。
此人敏锐地察觉到，锐意改革的年轻皇帝渴望一个有魄力的宰相来开创盛世。这为他实现集权提供了绝佳契机。尽管前路艰险，但历史终将证明，在风云变幻之后，属于他的时代必将到来。而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同僚，最终都将成为他权力之路的垫脚石。
这个人，就是后来名垂青史的贤相——姚崇。他以过人的政治智慧，在保持朝局稳定的同时，悄然完成了唐朝相权制度的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