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帝李适登基称帝，朝廷上下无不将视线聚焦于这位已届中年的君王身上。有人满怀期待，也有人心存疑虑。李适接手的虽是先帝留下的相对平稳的政局，但朝臣们对其执政能力却褒贬不一——这位新君虽已非年少，却缺乏足够的政治历练。
李适生于大唐天宝元年（742年）四月，彼时正值帝国最辉煌的盛世。在锦绣繁华中成长的皇子，本应尽享皇家荣华，岂料十四岁那年，命运骤变。’安史之乱’的烽火不仅撕裂了大唐的太平盛世，更使年轻的李适与生母沈氏骨肉分离。终其一生，这位君王都未能寻回至亲，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原本开朗的性情，为其人生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霾。
随着年岁渐长，李适亲历了马嵬驿兵变、“安史之乱”的平定以及李辅国发动的宫廷政变等一系列深刻影响唐朝命运的重大事件。尽管在其父皇李豫登基后，他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这一头衔更多是象征性的荣誉职位，实际兵权并未真正掌握在他手中。
相较于祖父李亨在动荡时局中力挽狂澜的经历，李适的政治与军事历练显然相形见绌；即便与父亲李豫相比，他也未曾真正亲临战场，经历刀光剑影的搏杀或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史书中关于他独立承担重任的记载极为罕见，其中较为明确的一次，是在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十月，他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负责与前来助唐的回纥登里可汗会晤。
然而，正是这难得的一次外出行事，竟成为李适人生中一段屈辱的记忆。当时尚为雍王的李适奉父命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合。抵达后，他得知回纥军队驻扎于黄河北岸，便亲自率领十余名随从渡河，前往回纥军营面见可汗。不料，这次本应体现唐廷威仪的外交会面，却演变为一场令他颜面尽失的羞辱。
李适满怀诚意前往回纥大营拜会登里可汗，本以为会得到相应的礼遇。然而当他命侍卫药子昂入内通报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羞辱。
‘你家雍王为何不在帐前行跪拜之礼？’登里可汗傲慢地质问道。
药子昂不卑不亢地回应：‘我家元帅乃肃宗皇帝嫡孙，如今两宫新丧未葬，依礼不当行跪拜之礼。’
未等可汗发话，其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便咄咄逼人：‘大唐天子与可汗结为兄弟，可汗便是雍王的叔父。侄儿见叔父，岂敢在外踌躇不进？’
面对回纥人这番无理取闹，药子昂强压怒火，语气坚定地反驳：‘我家元帅乃大唐太子，国之储君，岂有向异族可汗跪拜之理？’
这番义正辞严的回应彻底激怒了登里可汗。他不再多言，直接命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按倒在地，施以杖刑。在场众人无不震惊于回纥人如此蛮横无礼的举动。
在营帐外，李适清晰听见药子昂等人凄厉的哀嚎声，这令初次踏出宫墙的他手足无措。他下意识想要逃离，却被回纥士兵拦在了帐前。直到药子昂等人挨完一百鞭刑，登里可汗才派人传话，称念在李适年少无知，暂免其责，放归本营以观后效。
李适强忍怒火，搀扶着遍体鳞伤的药子昂艰难返回唐营，数名随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面对急需回纥援军的现实，李适不得不咽下这口恶气，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羞辱，已在他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唯有国富民强，方能以牙还牙！’这次耻辱的经历，让李适领悟到这一深刻道理，对他日后的执政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后，虽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李适并未真正参与战事。在父皇李豫驾崩前，他始终蛰居深宫，静待继承大统的时机。如今先帝骤逝，李适终于君临天下，属于他的时代就此开启。
在服丧期间，李适极尽恪守礼法之能事，从饮食着装到日常起居都严格遵循丧制，试图通过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约束来树立仁孝形象。对于那些对继位心存疑虑的朝臣，他表现得尤为谨慎——即便与胞弟韩王李洄共膳时，也仅以未经调味的马齿苋佐餐，撤去酒肉以示哀思。然而这位新君精心维持的守孝形象，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闹剧打破了。
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正是以固执闻名的宰相常衮。这位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的辅政大臣，早因苛察琐事引得同僚侧目。在先帝灵柩停放大殿期间，群臣每日例行的哭临之礼本有严格规制，但常衮却在致哀时做出了令人瞠目的举动——他不仅嚎啕痛哭，更在众目睽睽之下翻滚于地，其状宛如市井妇人的撒泼行径，将庄严肃穆的丧仪变成了荒唐的闹剧。
你爹走的时候，你也没哭得这么夸张吧？如今新君即位，你在这装什么悲痛欲绝？
当时在先帝灵前一同哀悼的众位大臣，看到常衮如此做作，心里无不鄙夷。然而大多数人选择沉默，即便心有不满，也只敢藏在心底。更有不少人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甚至想上前将常衮从地上扶起，好让这场闹剧早点收场。
可偏偏时任中书舍人的崔祐甫是个直性子，眼里容不得沙子。他见常衮哭天抢地、赖地不起，顿时怒从心头起，当众厉声喝道：
“身为臣子，在先帝灵前哀泣，哪有让人搀扶的规矩？这是守礼，还是作秀？”
此言一出，全场肃然。常衮一听，顿时从地上跳了起来，就要与崔祐甫理论，幸而被左右同僚死死拦住，才没当场撕破脸。可崔祐甫那几句话，却像利刃一般直插他心头。若不是顾及身份体面，又碍于众目睽睽，常衮恨不得当场与崔祐甫对骂到底。
尽管常衮强压怒火，忍下这口恶气，此事看似就此作罢。可没过多久，一场关于皇帝应守丧多久的朝议，再次将两人推到了对立的风口浪尖，积怨终于彻底爆发。
灵堂吊唁仪式结束七日后，朝中重臣在非正式场合就代宗皇帝李豫的服丧期限展开激烈辩论。礼部尚书常衮率先陈述观点：‘陛下！依周礼旧制，臣子需为故君守制三年，至汉文帝始改为三十六日。我朝自高宗以降，皆承汉制。至玄宗、肃宗大行，方改为二十七日。臣以为此制不可轻废，纵先帝有’天下吏民，三日除服’之遗命，然天子既行二十七日之制，群臣自当效法。’
话音未落，与常衮素有嫌隙的中书侍郎崔祐甫立即出列驳斥：‘常公岂不闻先帝遗诏明言’天下吏人’四字，当涵盖朝野百官与黎民百姓。下官以为当遵先帝遗训，三日足矣。’
‘祖宗成法岂可轻废？崔侍郎莫非不知？’常衮声色俱厉。
‘今议代宗皇帝丧制，理当以先帝遗命为重！’崔祐甫寸步不让。
‘你……’
‘常相若觉下官所言非是，大可向陛下参奏！’
言毕，崔祐甫拂袖而去，徒留常衮在原地怒不可遏。
‘好！本官这就面圣！’常衮对着离去的背影厉声喝道，随即径往太极宫求见新君李适。
老臣常衮暗自盘算，若将和崔祐甫的争执直接禀告陛下，恐怕不仅得不到理解，反而会因正值国丧期间惹恼圣上。思来想去，他决定以’礼法’为由面见李适。
深谙官场之道的常衮明白，在圣上面前必须保持从容不迫的态度。他恭敬地启奏：’陛下，今日群臣商议先帝服丧之期时，众人皆各抒己见，唯独崔祐甫轻率妄言，竟敢随性议论国之大典！’
这番话说得恰到好处，尤其’轻议国典’四字，正中李适的忌讳。果然，皇帝立即追问：’哦？他如何轻议国典？’
常衮不紧不慢地回禀：‘崔祐甫竟称三日服丧足矣。臣以为，先帝虽曾下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但那不过是先帝宽厚待下，臣子岂能因此废礼？为此，崔祐甫竟当众羞辱微臣。’他刻意保持平静，展现出就事论事的姿态。
李适若有所思：’崔卿此言，可有什么缘由？’
常衮立即进言：‘陛下明鉴，无论如何，身为朝臣岂能妄议国典？此风断不可长。臣斗胆建议，当贬崔祐甫为潮州刺史，以正朝纲。’
皇帝沉吟片刻：’此事…容朕再作考量，卿且退下吧。’
常衮在御前的谏言已初见成效，天子并未当即驳回其议。然而这位执着的朝臣并未就此罢休，决意趁势再上奏本，以促成崔祐甫的外放之议。
翌日，李适御案之上便出现了常衮的奏章。文中再度详陈崔祐甫轻议国典之事，更进而剖析其举措可能引发的祸患，最终仍坚持奏请将其贬谪潮州。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奏章末尾赫然列着三位重臣的联署：常衮、郭子仪与朱泚并列其上。朱泚此人发迹于幽州，原为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麾下将领。在朱希彩取代旧主后，他仍获信任。
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遇害，众将共推朱泚继任，朝廷遂授其节度使之职。两年后（774年），朱泚入朝表忠，命其弟朱滔留守幽州。后察觉其弟有异心，便上表请留京师，得代宗李豫授命统率汴宋、淄青兵马备边。
及至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授同平章事，驻守奉天。此职衔昭示着他已跻身宰相之列，在朝中举足轻重。
李适看到常衮呈上的奏章，见落款处赫然写着三位宰相的名字，心头顿时一震。原本打算轻拿轻放、息事宁人的他，立刻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毕竟三位宰相联名建议贬谪一人，实属罕见。经过斟酌，他认为仅因“轻议国典”就将崔祐甫贬为潮州刺史，处罚过重，于是提笔改为调任河南少尹。
按理说，此事至此应已平息。然而李适万万没想到，这份奏章上的三人署名，除常衮本人外，其余两位——郭子仪与朱泚，竟毫不知情。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并非常衮蓄意欺君，而是源于当时唐朝公文制度的一个长期漏洞。
早在肃宗李亨时期，因安史之乱军情紧急，宰相们实行轮值制度。值班宰相在处理紧急政务时，可代为签署未当值同僚的名字，以便奏章顺利呈递。久而久之，这一应急措施竟演变为官场惯例。到了李适即位时，朝廷中真正执掌宰相实权的仅有常衮一人，郭子仪和朱泚虽位列宰相，实则以军功受封，不参与日常政事决策。因此，常衮在上奏时，仍依旧例将二人的名字一并写上。
问题在于，常衮并未事先告知郭子仪与朱泚此事。他原以为贬谪崔祐甫不过小事一桩，不会引起波澜。可他低估了两位“被署名”宰相的反应——郭子仪与朱泚得知后，深感尊严受损，认为此举有损其名节与地位，一场原本简单的政争，由此悄然升级，埋下了日后朝局动荡的伏笔。
崔祐甫被贬一事，在郭子仪和朱泚眼中实属冤屈，二人遂联名上疏唐德宗李适，恳请从轻发落。这份奏章呈上后，却令代宗李适困惑不已——他召来二人责问：既已在常衮所拟奏章上署押，为何又出尔反尔？
天子这一问，倒把郭子仪和朱泚问得瞠目结舌。二人惶恐万状，连忙辩白从未在奏章上署押。
至此，唐德宗李适方知此事竟是常衮从中作祟。盛怒之下，即刻传召常衮对质。不料常衮觐见时竟理直气壮，声称一切皆是依循旧例。
‘好个循例而行！朕今日偏要破这个例！’唐德宗李适拍案怒喝，‘尔竟敢伪托他人之名欺君罔上！’
御案震响声中，唐德宗李适拂袖退入内殿。常衮呆立殿中，面如土色，此刻方知自己多年仕途，恐将断送于此番弄巧成拙之中。
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初五，就在唐德宗李适严厉斥责宰相常衮的次日，他亲自召见群臣，当众下诏：将常衮贬为潮州刺史，同时紧急下令追回此前已被外放的崔祐甫，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并加授同平章事衔。此举实际上等于让崔祐甫接替了常衮的宰相之位。
常衮虽早有预感处境不妙，但听闻自己竟被贬往潮州——那个他曾意图安排给崔祐甫的偏远职位时，仍如遭雷击，几乎当场晕厥。命运的反转令他措手不及，只得黯然离京，赴任潮州。两年后，他改任福建观察使，并于贞元元年（785年）在福建病逝。
而此时的崔祐甫，已被贬启程，行至长安以东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德宗火速召回的诏令后，他立即掉头返回长安，重新受命，正式进入宰相核心层，执掌朝政。
这场因服丧争议引发的人事变动，原本并非李适刻意谋划，却阴差阳错成为改组宰相班子的关键契机。谁能想到，新君即位之初的高层权力调整，竟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完成，令人唏嘘不已。
建中元年（780年）冬，崔祐甫染疾卧床。唐德宗特准其乘肩舆入中书省办公，甚至允许他卧榻听诏。即便在告假休养期间，每逢朝中要务，德宗必遣中使至其府第问策。同年，这位深受倚重的重臣终因病辞世，享寿六十春秋。
崔祐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向唐德宗李适推荐了赋闲多年的杨炎。这位曾被贬为道州司马的前朝官员，因元载党争而远离权力中心多年，若非崔祐甫临终举荐，恐怕终老岭南也无人问津。
历史往往充满戏剧性。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当杨炎风尘仆仆从道州赶回长安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政治犯’将在未来掀起怎样一场财政革命。德宗破格任其为相的决定，直接催生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重要转折——两税法。
为何这项划时代的改革会在德宗朝诞生？这需要回溯唐代财政制度的演变轨迹。安史之乱后，均田制瓦解带来的租庸调体系崩溃，使朝廷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杨炎敏锐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将各地试行的征税经验系统化、制度化，最终构建出’夏秋两征’的新型税收体系，其影响远播宋明，堪称中国经济史上的里程碑。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正式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构成了唐代赋税体系的核心。根据均田制规定：成年男子年满十八岁可获授田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老年男子及残疾者每人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官僚按品级可获永业田二百亩至万亩不等，永业田允许世袭继承，而口分田则于受田者身故后收归国有重新分配。
配套实施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需缴纳粟二石为租，绢二丈、绵三两为调（非产绵区可折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须服正役二十日，若不应役则按日纳庸（每日折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官府加役达十五日可免调，满三十日则租调全免。这一制度通过’输庸代役’的灵活方式，实现了劳役与实物赋税的有机结合。
唐代前期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这两大经济制度。这些制度不仅维系着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也为庞大的官僚系统和皇室开支提供了经济保障。
然而这一制度体系在开元年间开始出现松动，最终在’安史之乱’后走向瓦解。制度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土地流转政策日渐宽松。开元中期以后，不仅永业田可以买卖，就连本应严格限制的口分田也在特定条件下被允许交易。这为土地兼并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官僚阶层大量占有土地。各级官员凭借合法占有的永业田成为新兴地主，他们利用职权不断兼并农民土地。据《唐会要》记载，762年肃宗就曾指出’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的现象。
再者，官僚机构膨胀加剧土地危机。从贞观年间的642名京官，到开元时期的36万余名官员，庞大的官僚队伍依制占有大量公田。这些官员按品级可占有普通百姓10至300倍的土地，导致国家可分配公田急剧减少。
天宝末年，持续的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役负担迫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这一系列变化不仅动摇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基础，也成为唐代由盛转衰的重要经济诱因。
在武则天统治后期，社会经济已现隐忧。据史料记载，宰相韦嗣立曾上奏指出，当时全国逃亡人口超过半数，导致国家税赋锐减，财政状况日益窘迫。安史之乱爆发后，战祸使农民处境更加艰难，人口流失严重，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十户九空’的惨状。这场动乱平息后，唐朝户籍统计数字从900万户骤降至190余万户。除战乱造成的死亡外，大量人口逃亡成为主因，形成了’人口流失、土地易主、贫富分化严重’的混乱局面。在此情况下，以人丁为基础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难以为继，国家财政陷入严重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杨炎出任宰相，两税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上任后向唐德宗李适呈递奏疏，详细分析了国家财政困境的根源，深刻指出延续租庸调制的种种弊端。这份奏疏切中时弊，引起德宗高度重视。在皇帝的支持下，杨炎主持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最终促成了两税法的正式实施。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初五，唐德宗李适颁布大赦令，并在赦文中正式推行“两税法”。这一举措标志着在中国沿用了四百余年的租庸调制度就此终结，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在宰相杨炎的主导与周密筹划下，“两税法”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央政府根据年度财政支出预算确定全国总税额，再由中央将税额按比例分配至各道、州、县，由地方机构负责向辖区内居民征缴。
二、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侨居者，一律纳入现居地的户籍管理体系，按其家庭人口、丁壮数量及财产状况划分户等，作为征税依据。
三、税收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须在六月底前缴清，秋税则于十一月底前完成缴纳，便于顺应农时、保障征收效率。
四、废除原有的租庸调制度及一切名目的杂役、杂税，仅保留丁额统计，用于户籍管理，不再作为主要征税标准。
五、税赋征收实行“户出钱、田纳粟”的原则：按户等高低缴纳货币税，按实际占有田亩数缴纳粮食。其中田亩税额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据为基准，力求税负均平。
六、对流动性强、无固定居所的商人，由其经商所在地的州县按其营业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商业税，纳入地方税收体系。
从“两税法”的六大核心内容来看，其首要变革在于大幅拓宽了纳税人群的覆盖范围。在唐朝前期实行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以及被朝廷旌表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特定群体享有免税特权，这类人群被称为“不课户”。据天宝十四年（75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不课户达三百六十五万，课户为五百三十五万，这意味着近四成的户籍人口无需承担赋税义务，反映出当时免税群体规模之庞大。
此外，还有大量本应纳税的“课户”因逃亡而脱离国家税收体系。唐德宗李适推行“两税法”期间，曾派遣专使赴各地清查户籍，结果发现隐匿逃亡的户口竟多达一百三十万余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些逃户大多依附于权贵或地方豪强，成为其私属劳力，国家无法从中获取任何税收。而“两税法”的实施明确规定：无论是否曾享有特权，所有官吏及原有课户均须按户等高低缴纳税赋。这一举措有效打破了以往的免税壁垒，显著扩大了征税基础，极大增强了中央财政的收入能力。
除了纳税范围的扩展，“两税法”在征收标准上也实现了根本性转变——由原先以人丁数量为核心的租庸调制，转向以财产多寡为依据的税收原则。
租庸调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规定每名成年男子授田百亩，并据此统一征收租、庸、调。然而事实上，均田制在各地执行程度差异显著：关东地区实施较好，关中较弱，长江流域居中，导致农民实际受田数量悬殊，却承担相同的税负，极不公平。
随着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官僚与地主大量侵占农田，普通农户失去土地却仍需缴纳固定赋税，最终不堪重负，被迫流亡。而“两税法”按资产征税的设计，更贴近实际经济状况，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也使税收制度更加合理化与现实化。
从历史发展来看，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确实存在明显弊端，而’两税法’的推行则有效弥补了这些制度缺陷。这一税制改革的核心在于以资产田亩作为计税依据，将社会各阶层按照资产划分为九等户籍进行差别化征税。
‘两税法’确立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实现了从人丁税向财产税的根本转变。这一改革不仅提升了赋税征收的公平性，更显著减轻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在法律层面赋予逃亡农户与固定农户同等的法律地位，这无疑是中国赋税制度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两税法’虽然采用货币作为计税单位，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当时社会经济条件限制，多数税款仍需折纳实物。即便如此，这一制度仍标志着中国税制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型的关键性突破，在中国财政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两税法’的实施确立了自唐德宗李适时期直至唐末的财政预算新体制。该体制构建了由中央、藩镇和各州组成的三级财政预算体系，实行’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运作模式。这一制度的形成，实质上是’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博弈妥协的产物，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治理特点。
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管理中，依据国家税制将税收划分为中央专有税种（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两大类，从而明确中央与藩镇、州级地方政府各自的财政收入范围。
在支出安排上，则采纳了元稹所提出的“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原则，即根据支出需求确定收入规模，并设定固定的征收额度。这一制度不仅规定了地方“两税留州”部分的使用限额，也清晰界定了藩镇与各州应负责的支出项目，同时明确了中央财政的支出责任，由此形成了著名的“两税三分制”。
这一财政体制的建立，有效扭转了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财政持续萎缩的局面，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划分趋于制度化和清晰化。从经济治理角度看，此举强化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主导权，抑制了地方势力的财政独立倾向，对维护中央权威具有积极意义。
“两税法”实施后，成效显著。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可见，新税制在不加重民众负担的前提下，提升了财政收入，实现了户籍与土地信息的掌握，遏制了基层官吏的舞弊行为。自此，财政调控的核心权力逐步回归中央，彻底改变了此前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下“上不知下情”的被动局面，朝廷在资源调配中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
《唐会要·盐铁总叙》中记载，唐德宗建中元年推行’两税法’后，中央财政收入激增至1305万贯，若加上盐税收入则突破2000万贯，较税制改革前增长逾一倍。这一重大财税改革不仅有效缓解了大唐王朝的财政危机，更使时任宰相杨炎的治国才能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然而，历史往往只记录表象，鲜少触及人心——’两税法’的成功光环掩藏了这位理财能臣的性格缺陷，其中最致命的莫过于其虽具宰相之才，却无宰相之量。
杨炎出身凤翔府世家，其父杨播虽中进士却隐居不仕。自幼承袭家学、文采斐然的杨炎，弱冠之年便以’小杨山人’之誉闻名乡里。初入仕途时，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辟为掌书记，后虽接连辞谢李光弼判官之聘与朝廷起居舍人之职，但这份不慕荣利的清高反而使其声名愈显。
直至代宗李豫特诏征为司勋员外郎，这位才子才不得不步入帝国权力中枢。观其早年经历，杨炎飘逸的须眉之下，实藏着难以调和的仕隐矛盾，这或许正是其日后’器局狭促’的伏笔。
杨炎因其出色的文采很快被唐代宗李豫提拔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虽然这些职位在当时中央机构中并无太大实权，但他的才华却引起了当朝宰相元载的注意。
元载虽然为人专横跋扈，但一直有个心愿：在自己担任宰相期间物色一位德才兼备的接班人。经过长期观察，他认为杨炎是最合适的人选。在元载的举荐下，杨炎顺利升任吏部侍郎。这一职位相当重要，因为吏部主管官员任免，而侍郎是仅次于尚书的二把手。当时正值元载权势鼎盛时期，李豫对其言听计从，因此这次升迁十分顺利。杨炎也知恩图报，成为元载的心腹，对其唯命是从。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杨炎是元载的心腹，但作为吏部侍郎，他的直属上司并非元载，而是当时担任吏部尚书的理财专家刘晏。
刘晏作为杰出的财政官员，始终以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为己任。他对于元载专横贪腐的行径深恶痛绝，因此与元载集团结下梁子，这也导致作为元载心腹的杨炎与上级刘晏关系紧张。
史料显示，在代宗李豫铲除元载的过程中，刘晏曾多次献计献策，可以说元载的垮台与刘晏的参与密不可分。然而元载倒台后，其党羽杨炎等人也受到牵连，若非国舅吴凑上疏求情，杨炎恐难逃一死。
可以想见，当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时，必定怀着对刘晏的深仇大恨离京赴任。但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重返朝堂，更一跃成为刘晏的顶头上司，得以实施报复。
杨炎在执政过程中展现出的某些特质，确实与宰相应有的胸襟气度相去甚远。从其担任宰相后的诸多事例可见，他性格中带有强烈的专断倾向，且心胸狭隘不容异己。
比如，元载在位时曾提议修复原州城，后因元载倒台而搁置。杨炎掌权后，立即上奏德宗李适重启元载的旧案，并计划征调两京及关内壮丁开凿丰州陵阳渠，以推行屯田政策。
李适收到奏疏后，犹豫再三仍难以决断，于是派遣一名亲信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询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看法。段秀实从边防实际出发，认为当前边境防务空虚，若大规模征调兵力开垦屯田，极可能给敌方可乘之机，引发入侵风险。作为长期镇守边疆的军政主官，他对当地形势的判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李适权衡之后，采纳了段秀实的建议，否决了杨炎的屯田提议。
杨炎得知此事系段秀实反对所致，顿时怒不可遏。他凭借宰相职权，强行将段秀实由握有实权的泾原节度使调任为掌管粮仓事务的司农卿。虽官阶未降，实则剥夺了其兵权与地方治理之权，属于典型的“明升暗降”。原泾原节度使之职，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
按理说，身为一国宰相，杨炎理应以社稷为重，冷静评估段秀实的谏言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危，再做决断。然而他心胸狭隘，情绪用事，全然丧失了应有的理性与格局，最终让忠诚干练的段秀实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值得注意的是，段秀实此前与杨炎并无私人恩怨，仅因政见不同便遭如此报复。由此不难推想，对于曾与他有旧怨的刘晏，杨炎日后又将采取何等手段，其态度之苛刻、手段之狠辣，已可见一斑。
从才干来看，杨炎与刘晏在经济治理方面都展现了卓越才能，可谓各有所长。古人云’同行相忌’，尽管两人分属不同政治阵营，但内心深处或许暗藏着一份惺惺相惜的复杂情感，这种既欣赏又嫉妒的矛盾心理，注定了两人难以和平共处。
然而对立并非必然导致生死相搏。历史记载显示，刘晏虽与杨炎政见不合，却从未对杨炎采取过实质性的打击行动。反观杨炎，一旦执掌相权便对刘晏展开了穷追猛打的报复，这种执念既源于个人恩怨，也掺杂着为故主元载’复仇’的政治动机。
刘晏为官勤勉，行事雷厉风行，当日事必当日毕，这种高效作风在因循苟且的朝堂中显得格格不入。随着皇帝对其越发器重，朝中妒忌之声渐起。但那些弹劾无非是些撤销官职调动、诬告参与后宫立储等无关痛痒的指控，根本无法撼动这位财政改革功臣的地位。直到杨炎拜相，这种微妙的平衡才被彻底打破。
杨炎入主宰相府不久，便精心策划了对刘晏的政治打击。与前人简单的弹劾奏章不同，这位新任宰辅深谙帝王心理，准备了一套更为高明的策略。
在德宗李适召集宰辅议事之际，杨炎巧妙地选择了最佳时机。当会议临近尾声时，他突然声泪俱下地奏报：’臣罪该万死！刘晏勾结黎干、刘忠冀意图谋反，臣身为辅政大臣却未能及时察觉。’
这番突如其来的指控令德宗神色骤变。年轻的帝王并未立即表态，而是陷入了深思。此时，尚未致仕的宰相崔祐甫挺身而出，直言进谏：’陛下明鉴，此等谋逆大罪非同小可，若无确凿证据，岂可轻信？况且陛下新颁大赦，更不宜因流言而追究重臣。’
值得注意的是，崔祐甫作为杨炎的举荐者，此刻却毫不避讳地站在了对立面，这番直谏更显其政治操守。杨炎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在这一刻遭遇了意料之外的阻力。
然而，无论是李适还是崔祐甫都未能洞悉杨炎此举背后的真正意图。对刘晏谋反的指控不过是表象，杨炎心中另有盘算。
‘崔相所言极是，此事臣也再三思量，确无确凿证据。然而，尚书省作为政令核心，近来诸使设立已严重分散其权柄。依臣之见，当务之急应是重归大权于尚书省，此事已引得多位同僚不满。’
杨炎此刻的语气已不复先前告发刘晏时的激昂，转而平缓从容。他巧妙地将话锋一转，将难题抛给崔祐甫：’不知崔相对此事有何高见？’
这步棋走得极为精妙。杨炎深知以李适的明察，断不会轻信谋反之说。而正直的崔祐甫必会为刘晏辩护。他故意先以重罪相逼，待对方反驳后，再退而求其次提出尚书省权力问题。这一进一退间，已将崔祐甫引入彀中。
更妙的是，杨炎深谙崔祐甫的性格。作为举荐自己的恩相，崔祐甫既已驳回过一次，断不会连续两次否定。更何况身为首席宰相，权力集中本就是崔祐甫心之所向。
‘杨卿所言不无道理！’崔祐甫沉思良久，终是颔首认同。
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唇角悄然浮现出一抹难以察觉的笑意。他知道，自己针对刘晏的报复计划，已然迈出了关键一步。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三十日，唐德宗李适下诏，规定全国财政事务统一由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与仓部接管，同时罢免了刘晏所担任的转运使、租庸使、青苗使、盐铁使等多项要职。
一个月后，杨炎又以刘晏奏报内容失实为由，暗中上疏弹劾。李适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刺史（今重庆忠县）。此时，曾是刘晏重要支持者的宰相崔祐甫已陷入昏迷，无力再施援手。
史书并未记载刘晏被贬之后是否对杨炎采取过反击，或许他至始至终都不清楚，这场政治风暴背后的真正推手正是杨炎。然而对杨炎而言，将刘晏贬谪远地，仅仅是一场更深远复仇的开端。
他的最终目标，是彻底将刘晏置于死地！
在崔祐甫尚在人世时，杨炎尚有所顾忌，难以完全得逞。但随着崔祐甫的去世，朝中再无足以制衡杨炎之人，刘晏的命运也由此滑向了不可逆转的终点。
与此同时，杨炎主导推行的“两税法”在全国落地实施，成效初显，使他在朝廷中的声望迅速攀升。自崔祐甫病重无法理政起，杨炎实际上已执掌宰相之权，独揽朝纲。待崔祐甫一死，他更成为德宗身边最受倚重的近臣，皇帝对其几乎言听计从，权势一时无两。
尽管刘晏已被贬出朝廷，对杨炎不再构成直接威胁，但杨炎心胸狭隘，始终无法释怀当年险些因刘晏而断送仕途的旧怨。如今刘晏已非他的对手，但他并未选择宽恕，反而决意彻底断绝对方任何东山再起的可能。
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崔祐甫去世仅一个半月，杨炎便暗中指使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称其在忠州暗中联络朱泚，言辞激烈，心怀怨愤，甚至捏造其招兵买马、意图对抗朝廷的罪名。
杨炎此次选择隐于幕后，让庾准充当先锋，是因他深知若再次亲自出面构陷刘晏，恐招致皇帝猜疑。而庾准作为荆南节度使，管辖忠州，其指控相比杨炎更具表面上的可信度。
然而，杨炎并非仅仅躲在暗处操纵。他精心设计了自己的角色——以“调查者”的姿态，为诬告提供所谓的“佐证”。
当德宗询问：“杨相，庾准所奏是否属实？”
杨炎毫不犹豫地答道：“臣已派人核查，庾准所言确有其事。看来此前刘晏勾结黎干谋反的传言，绝非空穴来风！”
如此一来，杨炎既撇清了直接构陷的嫌疑，又借他人之手彻底坐实了刘晏的“罪名”，使其再无翻身余地。
当李适向杨炎求证刘晏谋反一事时，杨炎沉着应对，巧妙地重提了先前指控刘晏谋反的旧事。这场君臣对话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刘晏的命运已然在朝堂的唇枪舌剑中被决定。
建中元年盛夏，一道密令从长安发出。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遣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执行缢杀刘晏的任务。这位被誉为’理财圣手’的能臣，最终以如此不光彩的方式结束生命。刘晏的才能无人能否认，但正是这份才华，让他在政治漩涡中成为众矢之的，最终倒在了狭隘的政治倾轧之下。
深入分析这一事件，刘晏的悲剧性结局实为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杨炎作为直接推手自然难辞其咎，但更值得玩味的是，在财政改革初见成效后，李适心态发生的微妙变化。这位性格急躁的君主，在’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废墟上，因财政改革和’两税法’的实施而重拾信心。然而这些成就不过是帝国复兴的第一步，缺乏治国经验的李适却已将其视为莫大功绩。
与先祖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雄主相比，李适既缺乏对时局的宏观把握，又不具备处变不惊的政治智慧。因此，刘晏之死表面上是杨炎构陷所致，实则根源在于李适自身的性格缺陷和执政能力的局限。这一事件不仅折射出中唐政治生态的恶化，更预示着帝国将在君主的刚愎自用中走向更深的危机。
李适即位之初，或许还需要经历更多磨砺才能如凤凰般浴火重生。误杀刘晏一事，本应成为他深刻反思的契机。这个泱泱大国，失去一个刘晏，仍有无数贤才能臣可用。况且宰相杨炎之才，确实不逊于刘晏。
然而历史证明，李适虽意识到诛杀刘晏是个错误，却选择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最终导致登基之初开创的良好局面毁于一旦。
杨炎借谗言除去刘晏后志得意满，却未料到朝野上下竟掀起为刘晏鸣冤的浪潮。从王公贵族到手握重兵的节度使，都纷纷上疏谴责。特别是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更是直接质问：连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难逃一死，他们这些安史旧部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这场声势浩大的鸣冤行动，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让李适和杨炎都始料未及。这恐怕是杨炎当初构陷刘晏时，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后果。
杨炎天资聪颖，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人在巨大压力之下，往往难以保持清醒理智的判断。或许是揣摩不透唐德宗李适的真实心意，又或许是急于表明立场、撇清关系，杨炎在未与皇帝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擅自采取了行动。
杨炎暗中派遣亲信前往各地，名义上是安抚地方，实则趁机向各地节度使散布言论，声称刘晏早有谋逆之心，还曾企图推动先帝册立独孤氏为后，暗示刘晏之死本就是皇帝本意，自己不过是执行旨意。
这些言论很快传入李适耳中。原本就性格多疑、易怒的皇帝勃然大怒。据《资治通鉴》记载，自此之后，李适与杨炎之间的信任彻底破裂，曾经的君臣“蜜月”宣告终结。德宗心中已萌生死意，只是暂时隐忍未发。
你杨炎如今反倒把所有舆论的矛头引向我？我从未公开表态，默默承受压力，你却做出这等“念完经打和尚”的事，岂非欺君背主？
尽管李适未立即发作，但他已通过人事调整释放出明确信号：将杨炎调任中书侍郎。虽仍保留其宰相头衔，但实际已削弱其权力核心地位。这一举动无异于警告——你在朝廷中的地位，早已不再不可动摇。
李适此次展现的克制实属难得，可以说杨炎在生死边缘徘徊了一番，所幸还有回旋余地。以杨炎的聪慧，理应明白天子的警示，但历史证明他并未收敛锋芒，最终反被对手以相似手段制伏。
这位终结杨炎仕途的对手正是卢杞。卢杞，字子良，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开元名相卢怀慎。其父卢奕在’安史之乱’中坚守气节，最终殉国。凭借忠烈之后的身份，卢杞仕途顺遂，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重要职位。
史载卢杞相貌奇特，面色靛青令人望而生畏，却拥有出众的辩才。其言辞既富有感染力又极具说服力，因而深得李适赏识。建中二年二月，他被擢升为御史大夫兼京畿观察使，权势日盛。
世人对卢杞的认知往往存在重大误解。表面上，人们期待这位出身名门的后辈能继承祖父卢怀慎的宽厚仁和与父亲卢弈的刚正品格。然而历史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卢杞与祖辈的人品判若云泥，其心性之狠毒远超常人想象。
郭子仪可谓独具慧眼，早早就看穿了卢杞的本性。这位名将的待客之道耐人寻味：寻常宾客来访，他总让姬妾随侍在侧；唯独接见卢杞时，必定屏退所有女眷。面对家人的疑惑，郭子仪解释道：’卢杞相貌丑陋，妇人见之难免失笑。此人睚眦必报，一旦得志，必致我满门遭殃。’这番预见既昭示了卢杞的阴狠本性，也展现了郭子仪非凡的识人之明。
历史印证了郭子仪的判断。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卢杞在升任御史大夫后不久，又被唐德宗李适擢升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跻身宰相之列。这一仕途飞跃，恰恰印证了郭子仪对其政治前途的精准预判。
与同朝为相的杨炎相比，卢杞无论是仪表风度还是学识修养都相形见绌。然而正是这种差距，让心胸狭隘的卢杞对杨炎暗生嫉恨。两人虽同为睚眦必报之辈，但卢杞的阴险狡诈更胜一筹。正如郭子仪所言，凡有违逆卢杞者，必遭其疯狂报复，直至置之死地。
此时，唐德宗李适已对杨炎起了杀心，而杨炎又得罪了睚眦必报的卢杞，他的仕途已蒙上阴影。然而，从杨炎的种种言行来看，他似乎仍未意识到危险的临近。
最能体现杨炎政治疏忽的，莫过于他对**梁崇义叛乱事件**的处理。
梁崇义原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将，来瑱被杀后，其麾下众将共推梁崇义为首领。趁朝廷无暇顾及之际，梁崇义在襄、汉一带大肆招募兵马，势力日益膨胀。待到唐代宗李豫即位时，梁崇义已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军阀，不仅拥兵数万，还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豪强结盟。不过，在众多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的实力相对较弱。
李适登基后，曾多次试图招抚梁崇义。然而，仗着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大佬的撑腰，梁崇义对朝廷的示好置若罔闻。性格急躁的唐德宗终于忍无可忍，决定以武力讨伐梁崇义。
当时朝廷兵力不足，讨伐梁崇义只能借助其他藩镇的力量。经过全面考量，唐德宗李适最终选定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出征。选择他的原因在于：李希烈的养父李宝臣（原名董秦）曾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却将养父驱逐，取而代之掌控了军权。尽管这一行为本质上是藩镇内部的权力更迭，与梁崇义并无直接关联，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决定重用李希烈。
他准备册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并任命其为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统率各道兵马，主导平叛战事。
然而，正当李适踌躇满志、准备下诏之际，宰相杨炎却站出来提出了反对意见：
“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即李宝臣）的养子，当年深受信任，地位无人能及。但他却恩将仇报，驱逐养父，夺其权位。此人凶残无情，既无显赫功绩，又素来不守法度。如今若让他平定梁崇义，一旦功成，势力坐大，将来恐怕难以节制！”
杨炎所言并非危言耸听，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然而，忠言逆耳，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格急躁、决断刚愎的君主而言，这番话无异于当头泼下一盆冷水，令人难以接受。
李适微微颔首，语气温和却带着几分敷衍：’爱卿所言，朕自当深思。’他试图给这场争论画上句点，但杨炎却执拗地不肯退让。
‘陛下明鉴！’杨炎急切地上前一步，’任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实乃下策，此事关乎大唐社稷安危，恳请陛下务必三思！’
‘放肆！’李适突然拍案而起，脸色阴沉，’梁崇义藐视朝廷，若不严惩，何以立威？这才是真正危及大唐社稷！’说罢，不等杨炎再言，拂袖而去。
空荡荡的大殿里，只余杨炎呆立原地，喉间似有千言万语，却终究化作一声叹息。
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在梁崇义之事上碰壁。当年从道州司马任上返京途经襄阳时，他就曾苦口婆心劝梁崇义归顺朝廷。后来更派心腹李舟再度游说，却连城门都未能踏入，就被狼狈驱逐。
平心而论，杨炎确实为化解这场危机竭尽全力。但致命的疏漏在于，他从未向李适详细禀明这些斡旋的细节。朝中众人只知他曾私会梁崇义，却不知具体商谈内容。待到梁崇义公然抗命，朝野上下难免猜疑四起——这桩本可立功的差事，反倒成了他的把柄。
杨炎从权力巅峰迅速跌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处理刘晏事件时，他将皇帝李适推到了风口浪尖，这直接触怒了这位君主。其次，他未能深刻理解官场’盛极必衰’的规律，铲除刘晏看似除掉了政敌，实则也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当时朝野上下对此事已有诸多非议。
杨炎的最大失误在于没能认清形势变化，仍然以朝廷重臣自居，无视皇帝的多次警告。这种自我认知的偏差成为他悲剧收场的内在原因。而外在的推手则是时任御史大夫的卢杞——这位记仇的政敌一直在等待报复的机会。
卢杞对杨炎的轻视怀恨在心，但作为新晋官员，他选择了隐忍不发。这种隐忍不是软弱，而是为日后致命一击积蓄力量。历史证明，机会确实会眷顾有准备的人，无论其品性如何。
与此同时，朝廷对梁崇义的军事行动也遭遇挫折。李希烈受命领军讨伐，却因连绵阴雨导致行军受阻，不得不停滞近二十日。这个消息传到性格急躁的李适耳中，更添其心头不快，也为后续事态发展埋下了伏笔。
当时通讯条件有限，李适无从得知李希烈大军停滞的真正缘由——究竟是受困于恶劣天气，还是另有所图。正当他犹疑不定之际，卢杞的一番话让他茅塞顿开。
‘陛下明鉴！依微臣之见，李希烈迟迟不进兵，天候并非主因，根子全在杨炎身上。杨炎当初阻挠陛下重用李希烈，岂能不招致怨恨？如今杨炎仍居相位，李希烈怎能心无芥蒂？为大局计，不如暂免杨炎之职以安其心。待平定梁崇义后，再行起用亦无不可啊！’
‘卿言甚善！便依此行事！’李适当即拍板，杨炎的政治命运就此转折。
建中二年（781年）七月初三，诏书下达：杨炎罢相，改任尚书左仆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道诏书竟成永诀——杨炎再未重返中枢。
相较于杨炎构陷刘晏的粗劣手段，卢杞的权术显然更胜一筹。他巧借国事为名，以谋臣姿态进言，利用李适的焦虑情绪，不动声色就将政敌逐出权力核心。这一记杀招虽已重创杨炎，但对以倾轧为乐的卢杞而言，这场政治游戏才刚刚开始。
杨炎在构陷刘晏时恐怕未曾料到，自己终将步其后尘。然而从舆论反响来看，他的结局更为不堪——刘晏死后获得广泛同情，而杨炎却沦为世人笑柄。
此前我们已剖析过导致这位当朝红人迅速跌落神坛的内外因素，但究其根本，引爆这场悲剧的导火索当属家庙修建事件的处理失当。
事件始末耐人寻味：杨炎欲在曲江畔营建家庙，便委托河南尹赵伯惠变卖其洛阳宅邸。未料赵伯惠竟提议自行购下该宅，杨炎竟也首肯。
按唐律规定，地方官员购置辖内产业实属变相索贿，此乃明令禁止之举。然此等行径早已成为官场潜规则，若非有人检举，往往无人深究。偏生这次杨、赵二人的交易，引来了御史大夫严郢的雷霆一击。严郢上奏弹劾赵伯惠借购宅牟取暴利，更直指宰相杨炎知法犯法，纵容此等不法行径。
严郢本可置身事外，却选择挺身而出揭发此事。这背后或许与杨炎曾打压他有关——杨炎当政时，将严郢从京兆尹调任闲职大理卿，直到卢杞举荐才得以升任御史大夫。虽然无法证实严郢此举是否受卢杞指使，但作为首席宰相的卢杞确实是此案的最大受益者。
案件审理过程颇有蹊跷：最初大理正田晋依法裁定涉事官员应按勒索罪撤职，却因未能领会卢杞意图反遭贬黜。继任者则直接判处绞刑，这才让卢杞称心如意。
然而，如何处置杨炎才是卢杞的真正难题。赵伯惠案本身并不涉及杨炎，但卢杞岂肯放过打击政敌的机会？他最终将矛头指向杨炎在曲江修建家庙一事——此地因唐玄宗与杨贵妃常游而敏感，当年萧嵩就因在此建庙被勒令迁移。如今杨炎重蹈覆辙，正好给了卢杞大做文章的把柄。
卢杞心中明白，此刻或许就是决定杨炎生死的关键时刻。若能如愿，杨炎将被冠以谋逆之罪。
‘陛下！’卢杞言辞恳切，‘杨炎执意要在曲江修建家庙，此事绝非偶然。当年玄宗皇帝曾明言此地有王气，特命宰相萧嵩迁庙，此事朝野皆知。杨炎身为重臣，岂会不知？其执意在此建庙，分明是别有用心！望陛下明察！’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充分展现了卢杞过人的口才，果然名不虚传。李适听后，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事实上，李适对杨炎的忍耐早已超出了他急躁性格的极限。若非杨炎推行的’两税法’对国家财政贡献卓著，恐怕杨炎早已命丧黄泉。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杨炎构陷刘晏致死后，面对朝野哗然，李适也不得不承认处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终处决令确实是李适亲自下达的。为保全颜面，也为袒护杨炎，即便意识到错误，李适也始终没有平反此事。
杨炎在巨大压力下将李适推向风口浪尖时，李适虽心生诛杀之意却隐忍未发。即便杨炎多次谏阻李适的决策，比如反对任用李希烈，李适仍选择克制。当卢杞建议罢免杨炎时，李适甚至抱着暂时搁置的想法。但杨炎在有’王气’之地修建家庙一事，彻底触犯了李适的底线——这已不是简单的政见不合，而是涉嫌谋逆，即便功勋卓著也绝不能宽恕。
此时的大唐，即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然自成体系，国家机器运转如常。这种平稳发展的局面给了李适极大的信心，让他确信：杨炎已非不可或缺。
从心理层面分析，李适的决策可能源于两个致命误判：对国家形势的盲目乐观，以及始终拒绝给杨炎辩解的机会。当这些念头在李适心中生根时，杨炎的命运已然注定——随着卢杞极具蛊惑性的言辞，这位能臣的悲剧结局就此铸成。
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初十，唐德宗李适下诏，免去杨炎左仆射之职，贬为崖州司马（今海南三亚崖城镇）。
在那道措辞严厉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极尽斥责：
“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字字如刀，直指其罪。
然而，当杨炎接过这纸诏令时，虽内心如被针刺，却并未显露出过多悲愤。他早已从皇帝近日的种种举动中察觉到，自己已不再是那个举足轻重的朝廷重臣。
事实上，杨炎此时心境出奇地平静。当年因依附元载而遭罢黜，几乎命丧刀下，若非崔祐甫力荐，他或许早已老死于道州贬所。
重返朝堂后，他凭借才干推行“两税法”，为唐王朝的财政重整与中兴起到了关键作用，一度成为帝国最耀眼的权臣。
如今一切荣光尽失，仿佛命运又将他推回原点——从道州到崖州，一贬再贬。这段人生起伏，宛如一场惊心动魄的过山车。在杨炎看来，这一切既如梦境般虚幻，又真实得令人窒息。
听完宦官宣读诏书，他跪地叩首谢恩，缓缓起身，脸上依旧波澜不惊，神色淡然如常。
两日后，杨炎策马离开京城。当长安城巍峨的城门在身后渐行渐远时，他勒马回望，心中百感交集。这座城池曾赐予他无上荣光，也曾将他推入诽谤的深渊，更令他饱尝世态炎凉。如今，这一切过往皆成云烟，等待他的唯有漫漫长路与无边孤寂。他已决意远离这污浊官场，纵使终老山林，亦在所不惜。
想到此处，杨炎眉宇间显出几分超然。他轻抖缰绳，朝崖州方向迤逦而去。
可这位前朝重臣怎会料到，就连这归隐山林的夙愿，都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即便他已抽身远离朝堂漩涡，命运的罗网却早已悄然收紧。在他身后的宫墙深处，一张无形的死亡之网正在编织，幽冥使者已循着他的足迹悄然而至。
对此浑然不觉的杨炎，依然向着心中的世外桃源——崖州踽踽独行。直至一月之后，当他途经一处名为’鬼门关’的险要之地时，忽然心头一凛，莫名寒意袭上脊背。
杨炎深知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两界的交界处，一旦跨过便再无返途。然而皇命难违，他只能继续前行。这道鬼门关，或许正是他命运的预兆？
站在关前，杨炎百感交集。刘晏的身影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不禁自问：跨过这道门，刘晏是否正在彼岸等候？怀着复杂的心绪，他写下了那首充满悔意的诗：
一去一万里，
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
生度鬼门关。
怀着对未知前途的忐忑，杨炎终究迈过了鬼门关。然而命运弄人，就在距离崖州百余里处，李适派来的杀手追上了他。如同当年刘晏的结局一般，杨炎最终也难逃缢杀的命运。
世事轮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位才华横溢的能臣，最终因性格的偏执、帝王的猜忌和奸佞的构陷而陨落，留给后人无限唏嘘。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一月，杨炎的头颅被送往京城长安。唐德宗李适见到后，终于展露笑颜。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杨炎的终极惩戒，更是彰显皇权威严的象征。然而，就在他自认为权势日隆之际，这位年轻君主性格中的弱点也悄然浮现——他易受他人影响，多疑且行事冲动。只是当时朝中一片颂扬之声，将这些缺陷暂时掩盖。
然而，李适的这些性格缺陷，深刻影响了他执政时期的政局走向。这正是他错杀刘晏、冤杀杨炎的深层原因，也为他日后统治中接连不断的危机埋下了伏笔，最终使他一步步滑向统治的困境与灾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