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适成功铲除杨炎后，第一次尝到了立威的滋味。然而，这位年轻帝王登基伊始就显露的狂妄自负，早已为日后的危机埋下隐患。
对于刘晏、杨炎等文臣，李适尚能轻松掌控，毕竟这些手无兵权的朝臣生死都攥在他手中。但面对拥兵自重的藩镇时，缺乏政治历练的李适却同样采取强硬手段，致使刚刚安定的大唐帝国再度陷入动荡。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的离世，竟意外成为李适统治时期重大动荡的开端。
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出身范阳奚族，幼时被守将张锁高收为养子。凭借出众的骑射武艺获得安禄山赏识，被擢为射生官。’安史之乱’期间，他率八千铁骑攻陷太原，掳掠太原尹杨光刿，因战功显赫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
安庆绪政权覆灭后，张忠志曾短暂归顺唐朝。但史思明势力崛起后，他再度倒向叛军，获封恒州节度使。直到史思明败亡，看清史朝义叛军日薄西山的颓势，张忠志才最终降唐，被赐名李宝臣，授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等要职。
作为’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是河北地区实力最为雄厚的藩镇首领。他不仅掌握重兵，更拥有堪比中央的财政实力，因此对唐朝中央政府表现出明显的蔑视态度，其意图明显是要建立一个世袭的独立王国。
代宗李豫在位期间，对藩镇割据采取绥靖政策。加之李宝臣在世时尚未涉及继承问题，局势相对平稳。然而随着李宝臣的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问题立即浮出水面。
李宝臣去世后，其子李惟岳随即向德宗李适上表，请求承袭节度使之职。性格刚烈的李适未与朝臣商议，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这一决定引发了李惟岳的强烈不满。值得注意的是，当年魏博节度使去世时，李宝臣曾力劝代宗同意田悦袭位并获得准许。因此，当李惟岳面临相同处境时，田悦也上书为其说情。
然而，德宗李适与其父代宗的政治智慧存在明显差距。刚愎自用的他认为必须革除前朝对藩镇的纵容政策。
尽管众多朝臣建议慎重处理，李适仍固执己见。他坚持认为：‘以往对藩镇世袭的要求有求必应，但叛乱从未止息。姑息政策不仅不能弭平叛乱，反而会酿成更大祸患。即便现在同意李惟岳的请求，他终究会生乱，准与不准结果并无二致。’
李适虽然表面信心满满，却严重高估了唐王朝当时的实际力量。更关键的是，这位缺乏政治历练的年轻君主，面对即将爆发的藩镇动乱显得智谋不足。
这位新君执着于削藩的强硬政策，引发了各地藩镇的强烈震动。尤其是河北、山东地区的节度使们反应最为激烈——他们深知自己实力雄厚，必然会成为朝廷的首要打击目标。
为维护藩镇世袭特权，成德节度使李惟岳率先发难，联合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组成军事同盟，准备以武力对抗中央朝廷。此时恰逢汴州城扩建工程启动，民间盛传德宗将东巡泰山。这一传言更刺激了三镇节度使加紧军事部署，以防备朝廷可能的军事行动。
然而，三镇节度使的大规模军事调动却引发了德宗的严重误判。实际上德宗尚未下定武力削藩的决心，但藩镇的备战举动被他解读为公然挑衅。于是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德宗紧急调遣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驻守关东。这种将防御吐蕃的精锐边防军调来对付藩镇的特殊安排，充分暴露了德宗对这场较量的高度重视。当时正值唐蕃关系缓和期，西线暂无战事，这为德宗抽调边防军提供了条件，却也埋下了日后边防危机的隐患。
李适在河南地区设立了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和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均由朝廷重臣担任，旨在构建对抗藩镇的军事据点。这一系列举措给河北三镇带来了巨大压力。面对即将爆发的冲突，三镇决定先发制人，夺取战略主动权。
当时处于唐廷控制下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恰如楔子般插入成德和魏博两镇之间，战略位置极为关键。田悦首先对这两州发起进攻，派兵马使康愔率八千军队围攻邢州，另遣别将杨朝光领五千精兵驻守邢州西北的交通要道，以切断昭义镇的增援路线。田悦亲率数万主力直扑临洺城（今河北永年县），邢州刺史李共和与守将张伾拼死抵抗。
战报在三天内就传到了长安。李适意识到邢州的战略价值，虽然打乱了原有的平叛计划，但必须立即展开救援行动。他紧急调遣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驰援，同时命令神策军将领李晟率领两万禁军东出潼关支援。
由于杨朝光已封锁昭义军增援路线，而李晟部队路途遥远难解燃眉之急，河东的马燧部队成为最理想的援军。马燧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必须翻越太行天险，一旦成功穿越山脉，就能直抵战场。
马燧巧施缓兵计，成功争取援救邢州的关键时机。他并未急于出兵，而是派遣使者与田悦商谈停战事宜，以此麻痹叛军。田悦果然中计，误以为朝廷畏惧其势力，遂同意议和并放松戒备。
七月初三，马燧联合李抱真部众共计八万大军，出其不意地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要关隘壶关，以雷霆之势直抵邯郸城下，将杨朝光部团团围困。
当时田悦正全力围攻临洺城，听闻马燧大军突至，方才惊觉中了缓兵之计。他立即传令近在咫尺的李惟岳火速驰援杨朝光。马燧洞悉敌情后，当即派遣得力大将李自良设伏截击。
深知此役乃’安史之乱’后朝廷首次对藩镇用兵，且自己肩负首战重任，马燧对李自良下达死令：’若不能阻截李惟岳，唯战死沙场或提头来见！’
将帅同心，其利断金。李自良不负重托，成功阻击李惟岳援军，使其寸步难进。马燧趁机全力猛攻杨朝光部，仅用三日便全歼五千敌军，不仅打通了昭义军驰援邢州的通道，更解除了腹背受敌之患。
五天后，马燧率军抵达距临洺城五十里处。田悦闻讯，立即分兵一部继续围攻临洺，自己则亲率精锐迎击马燧。然而，他并未察觉，自己正一步步踏入马燧与守军联手设下的包围圈。
当田悦布阵迎战马燧之时，留守临洺城下的叛军已在守将张伾的反击下节节败退。田悦一走，张伾即由守转攻，接连发动猛击，大破围城敌军，成功解除临洺之围。随后，他率军追击，悄然逼近田悦后方，与马燧大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待田悦察觉形势危急，为时已晚。唐军两面合围，战场主动权尽失。他虽奋力突围，奈何兵力悬殊，最终难挽败局。全军溃散之际，田悦仅率数十亲随拼死突围，连夜退守漳水以东。
首战告捷后，马燧毫不停歇，乘胜追击。尽管田悦退守后获得李纳与李惟岳派出的一万援军，马燧仍果断决定强渡漳水，发起进攻。彼时，淄青军居左，成德军在右，两军协防，牢牢控制着河上长桥，意图阻止唐军渡河。表面看来，马燧若强行渡河必将陷入夹击。但他巧施“避实击虚”之计，避开敌军主力，成功突破漳水防线，为后续战局奠定胜机。
夜色掩护下，马燧令士兵以铁索串联数百辆战车，车内填满黄土，在长桥下筑起临时堤坝阻断水流。待水位下降，马燧亲率大军涉水奇袭。这等妙计完全出乎田悦、李惟岳预料，待其惊觉时，唐军铁骑已如潮水般涌至。
拂晓时分，漳水之滨杀声震天。在马燧指挥下，唐军士气如虹，一战斩敌两万有余，生擒三千之众。战场横尸遍野，绵延三十余里，尤以李纳所率淄青军折损最重，田悦、李惟岳仅率残部仓皇逃归。
此役乃唐军河北首战之捷报！消息传至长安，德宗李适龙颜大悦。然而这位已过盛年的君主未能保持清醒，在胜利刺激下贸然下诏广征诸道兵马讨伐三镇。一时间，西起关中、蜀地，南至江淮、闽越，北达太原，天下兵马齐集。殊不知此时的大唐犹如大病初愈之躯，如此大动干戈实非明智之举。战争规模一旦失控，纵使帝王之尊亦难挽狂澜。
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病逝之际，大败其子李纳，成功打通了徐州至江淮的运输通道，确保了大唐王朝的物资补给线畅通无阻。这一关键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唐德宗李适平定藩镇的决心。于是，他诏令’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率军南下，讨伐成德节度使李惟岳。
老谋深算的朱滔接到诏书后，表面上不敢违抗皇命，内心却洞悉了朝廷借平叛之名削弱藩镇的意图。他并未立即出兵，而是先劝降了李惟岳麾下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极力推荐下，唐德宗任命张孝忠为新任成德节度使，命其协同朱滔征讨李惟岳。如此一来，张孝忠便成了朱滔征讨藩镇的重要助力。
八月初六，朱滔与张孝忠联军攻占成德军事重镇东鹿（今河北辛集市）。李惟岳亲率万人大军，联合魏博援军试图夺回东鹿。其部将王武俊率三千精锐骑兵列阵待发。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朱滔临危不乱，命人在绢帛上绘制大量象形图案，由百名勇士披挂在身，在敌军阵前奔腾呐喊。这一奇计虽未震慑敌军将士，却成功惊扰了战马。朱滔抓住战机发起突袭，大败成德军，迫使李惟岳焚营退守恒州。
此役之后，朱滔继马燧之后，在河北战场取得了唐军的第二场重要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朝廷对河北藩镇的军事优势。
李惟岳兵败退回恒州后，朱滔并未乘胜追击。这本是李惟岳重整旗鼓的良机，然而他多疑的性格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东鹿一战中，作为援军主力的王武俊遭遇惨败。战局失利的原因复杂多样，本不应全归咎于将领，况且战事尚未明朗，此刻最需要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猜忌本性再次占了上风。早在李宝臣去世时，就有人诬告王武俊意图投靠朝廷，这使李惟岳始终对其心存戒备。此次出征前，李惟岳本不愿派王武俊出战，但碍于众人劝说，以王武俊之子王士真为其妹夫为由，才勉强同意。如今战败而归，更让李惟岳怀疑王武俊是否故意败退。
讽刺的是，王武俊早已看穿了李惟岳的心思。当李惟岳退回恒州后，镇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归降。为试探王武俊的忠诚，李惟岳命其出兵收复赵州。这一决定对李惟岳而言是试探，对王武俊来说却是重获自由的契机。
公元782年正月，原本追随李惟岳叛乱的王武俊突然倒戈。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直扑恒州城。当时其子王士真正在城内，得知父亲反叛的消息后立即打开城门接应。拂晓时分，王武俊亲率数百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邸，将毫无防备的李惟岳生擒活捉。
王武俊本欲将李惟岳押送长安献俘，但属下纷纷劝阻。他们认为，若李惟岳面见天子，定会反咬一口，将叛乱罪责推给王武俊。为免除后患，必须斩草除根。王武俊最终采纳建议，在戟门外将李惟岳处决，并将首级快马送往京城。
德宗李适见到叛将首级龙颜大悦。这是他登基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大捷，这让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决策无比正确。这场胜利让年轻的皇帝信心倍增，认为削平藩镇指日可待。‘继续保持强硬态势，何愁藩镇不灭！’李适在朝堂上意气风发地说道。
当时战局确实对朝廷有利：魏州的田悦虽未投降，但已元气大伤；淄青节度使李纳困守濮州，孤立无援。各叛镇或降或败，朝廷取得了削藩战争的阶段性胜利。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李适在处置河北善后事宜时犯下致命错误，导致战局急转直下。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唐德宗李适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一场胜利之际，突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同时将德州与棣州划归朱滔，并命令他停止进军，返回本镇。
这一系列人事与地盘调整，其背后意图十分明确——借机肢解原成德镇的势力，防止出现一家独大的强藩，从而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当时，德州和棣州仍由淄青节度使李纳掌控，李适将这两地“许”给朱滔，实则是想借朱滔之手继续讨伐李纳，既增强对李纳的军事压力，又避免朱滔在河北过度扩张。
从表面看，这是一招“一石二鸟”的高明布局：既安抚了归顺的降将张孝忠与王武俊，又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牵制彼此，进一步巩固朝廷权威。李适此举可谓精心筹谋，颇具政治手腕。
然而，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忽略了一个关键现实：他的设想是站在中央立场上的理想推演，却未必符合地方藩镇将领的利益与认知。更何况，此时唐朝中央权威早已大不如前，一道诏书能否真正落地执行，本身便充满变数。
果然，诏令一出，朱滔与王武俊立即表示强烈不满。他们不仅拒绝接受任命，更对朝廷的分割策略心生怨恨，局势由此迅速滑向失控的边缘。
——此番布局，本欲制衡藩镇，却反激其联合反抗，成为后来“四镇之乱”爆发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朱滔与王武俊各怀不满：朱滔自认讨伐李惟岳战功居首，理应获得深州作为封地，却被迫将深州让与康日知，还要继续攻打李纳的德州、棣州，深感不公；王武俊则因亲手诛杀李惟岳而自诩首功，且自认才干远超张孝忠，却仅获都团练观察使之职，低于张孝忠的节度使任命，心中愤懑难平。
这些手握重兵的藩镇将领，本质上都是割据势力。当唐廷强势时，他们表面臣服；一旦中央权威衰落，便会因利益冲突而对抗朝廷，形成独立王国。这正是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长期割据的必然结果。唐代宗李豫曾深刻认识到这一困局，采取姑息之策，但继位的李适却未能领会其中深意。
李适的诏令不仅激化了朱滔、王武俊的反叛之心，更给了陷入绝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可乘之机。田悦巧妙利用二人的不满情绪，经过反复游说，最终促成三方结盟，共同举兵反唐。
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最早获知朱滔、王武俊密谋反叛的消息，迅速禀报马燧并上奏朝廷，请求李适做好平叛准备。然而朝廷上下都清楚，此前平定藩镇之乱尚需倚重朱滔、王武俊的兵力，如今平叛功臣竟要倒戈，这让李适不得不反思自己此前的决策失当。
面对困局，李适只能采取权宜之策，赐封朱滔为通义郡王，试图分化朱滔与王武俊的联盟。但老谋深算的朱滔对此毫不领情——在他眼中，朝廷的安抚之策显然缺乏诚意。
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战事全面爆发。朱滔亲率大军压境赵州，王武俊同时派其子王士真率军合围。攻陷赵州后，朱滔亲率两万五千精兵自深州（今河北深县）南下，王武俊则率一万五千部众与之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师。两军会合后，立即挥师驰援困守魏州的田悦。
当朱滔、王武俊联手反叛的消息传至长安，朝野震动。这意味着朝廷在河北战场第一阶段的平叛成果尽数付诸东流，李适的怀柔政策彻底失败。此时此刻，武力镇压已成为朝廷唯一的选择。
五月初九，唐德宗李适下诏，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军及神策军一万五千人驰援魏州。然而与平藩战事初期相比，此时的朝廷已是捉襟见肘。
首轮平藩战事使朝廷每月军费开支高达百万两白银，国库储备却仅能支撑数月。太常博士韦都宾提议向商人借贷应急，获德宗首肯。诏书中承诺’待叛乱平定后如数奉还’，但执行过程却彻底变味——这哪里是’借’，分明是’抢’。
官吏们带兵搜查富商货栈，抗命者当即收监拷打，逼得许多商贾悬梁自尽。即便如此，仅搜刮到八十余万贯。穷途末路之际，官府竟将黑手伸向当铺，不仅没收典当品，更规定所有钱帛粮粟必须’借’给官府四分之一。
长安百姓聚众抗议，上万人围堵宰相卢杞车驾。起初卢杞尚能安抚，后来群情激愤，只得狼狈改道逃回府邸。这场闹剧最终搜刮不足两百万贯，却已让京畿民生凋敝。
正当德宗焦头烂额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奏章带来转机。虽非良策，但比起先前杀鸡取卵的做法，总算给了朝廷喘息之机。
陈少游向唐德宗李适提议，将本道税收增加两成以筹措军费，并建议将此政策推广至朝廷控制下的各道。李适欣然采纳，同时大幅提高盐价至每斗二百文，较之前最高一百一十文的价格几乎翻倍。虽然此举引发民怨，但相较于先前强征豪富财物的做法已显温和。
通过这一系列财政措施，李适勉强筹足了平定藩镇所需的军费。在此艰难处境下，唐朝军队展开了第二阶段的平叛战事。
当朱滔与王武俊南下驰援魏州时，田悦得以绝处逢生。此时朝廷军队方面，李怀光率部与长期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师。李怀光主张速战速决，而马燧则因魏州城防坚固，倾向于持久战。双方意见相左之际，李怀光独自出兵，在永济渠畔大败朱滔部队。
李怀光初到魏州便立下战功，这让围城一年有余却未见成效的马燧深感不快。在马燧看来，这无异于对其能力的公开质疑——若捷报传至朝廷，自己一年多的苦战岂不显得徒劳无功？怀着这种复杂心态，马燧未经通报便率部悄然后撤二百里，致使李怀光孤军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联军的夹击。
即便得知马燧按兵不动，李怀光仍没有退缩，毅然率军突袭朱滔大营。然而，由于兵力悬殊，正当他激战之际，王武俊率援军突然杀到，打得李怀光措手不及。官军阵型被拦腰截断，前后无法呼应，最终全线溃败。许多士兵仓皇逃命，争相跳入永济渠试图游至对岸，却因水流湍急、人数众多而溺亡无数，尸体甚至堵塞了河道。更有甚者在混乱中相互践踏，死伤惨重，此役几乎令李怀光损兵折将过半。
远在二百里外的马燧虽得知战况，意图救援，却因距离太远，又惧怕后路被截断，只得固守营垒，未敢轻动。然而次日他便懊悔不已——朱滔已下令掘开永济渠，引水灌入王莽河故道，汹涌的河水迅速淹没了官军原本的退路。
马燧顿时陷入险境，唯恐全军覆没，急忙派遣使者向朱滔求和，表示愿上奏朝廷，请求将河北之地划归朱滔管辖，只求放其部众平安撤回本镇。朱滔本欲答应，但王武俊坚决反对，不愿就此罢兵，双方僵持不下，直至七月份仍未达成协议。
最终，在朱滔默许下，马燧得以率军从魏州撤离，涉水退至西面的魏县。朱滔见其已退，便假意接受王武俊继续作战的主张，在魏县东南扎营，与马燧隔水对峙，实则暂作观望。
官军在河北平叛的第二阶段战役中，由于马燧与李怀光指挥失和，首战即遭重创，导致河北战局再度吃紧。尤为关键的是，田悦在绝境逢生后，对朝廷的畏惧之心大减，同时对朱滔的救援感恩戴德，遂生尊朱滔为王之意。这一提议正中朱滔下怀。然而朱滔认为称王之事不宜独享，当与众藩镇同进共退。
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天，正式宣告称王：朱滔自号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为赵王，三人共推李纳为齐王，并一致拥戴朱滔为盟主。其政权架构仿唐制设中书、门下两省，官吏设置悉数参照唐朝中央官制。
此番结盟称王，不仅使德宗李适第一阶段平叛成果付诸东流，更引发连锁反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见诸藩获利颇丰，立即倒向叛军阵营，公然与朝廷决裂。
李希烈出身辽西，早年效力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麾下，凭战功被收为养子，累迁至左厢都虞候。大历十三年（778年），他趁李忠臣军政废弛之机发动兵变，代宗李豫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任其为淮西留后。德宗即位后，正式授予节度使旌节。
李希烈的叛乱野心昭然若揭。从他对养父李忠臣的背弃行为中，就能看出其狼子野心。当河北地区朱滔、王武俊等人叛乱声势日盛时，李希烈终于按捺不住，暗中勾结淄青节度使李纳，密谋攻打朝廷掌控的汴州。随着其谋反的消息不胫而走，东南地区的物资运输被迫改道蔡河，以避开他控制的许州、蔡州等危险区域。
朱滔闻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极力怂恿李希烈称帝。这种劝进之举，与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如出一辙，明显是要将李希烈置于火炉之上。虽不及曹操的雄才大略，但李希烈也识破了朱滔的险恶用心，并未贸然称帝，而是自封’天下都元帅’。
叛乱爆发后，李希烈凭借强大军力接连攻陷汝州、郑州。由于其势力范围距东都洛阳更近，这一消息在洛阳引发大规模恐慌。百姓纷纷扶老携幼逃往山中避难，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撤至城外的西苑，随时准备逃命。
此时朝廷已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河北战事吃紧，财政几近枯竭，河南又爆发新的叛乱。面对这一系列危机，唐德宗李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执政困境。
李适召见宰相卢杞商讨对策，卢杞察觉皇帝有意避战，便顺势献上一条阴险之计。
“李希烈虽骁勇善战，但性情骄横，部下无人敢劝，才致今日叛乱。若派德高望重的儒臣前去劝诫，晓以利害，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爱卿认为何人可担此任？”
“三朝元老颜真卿忠直刚正，名望卓著，天下信服，实乃最佳人选。”
颜真卿一门忠烈，却因卢杞三言两语，被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卢杞举荐颜真卿，绝非看重其威望，而是因二人素有嫌隙。颜真卿的存在，对他而言始终是个阻碍。
自“安史之乱”起，颜真卿便以忠义闻名，后入朝为官，虽不争权夺势，却德高望重。他冷眼旁观李辅国、鱼朝恩等权宦的兴衰，也历经元载、杨炎等权臣的起伏，始终淡泊自持。然而，卢杞害死杨炎后，颜真卿终难再置身事外……
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曾为国家尽心竭力，有所建树；就连专权跋扈的元载，也尚能识人，推举才干出众的杨炎接任宰相，勉强算得上是对得起君王。然而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心怀鄙夷——因为他长久以来，始终看不到卢杞为国为民做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事情。
无功于国也就罢了，更令人不齿的是，卢杞为人阴险狡诈，惯于排除异己，甚至以谗言陷害忠良，致使杨炎含冤被杀。这一切在刚正不阿、重义守节的颜真卿眼中，简直是不可容忍。因此，两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实属势所必然。
尽管卢杞身为当朝首席宰相，权倾一时，但颜真卿资历深厚、声望卓著，是朝中元老重臣，连卢杞也不得不表面恭敬、退避三分。然而卢杞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处置叛将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可乘之机。
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唐德宗李适下诏，命颜真卿前往许州，以宣慰使身份劝降李希烈。诏书一出，朝野震动，众人皆知这是卢杞借刀杀人的毒计。
颜真卿何尝不知这是卢杞蓄意报复？但他毫无迟疑，稍作准备便启程赴命。在他心中，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颜氏一门忠烈，兄长颜杲卿曾为抗贼壮烈殉国，自己身为颜家子孙，岂能临危退缩，有辱家声与忠义之名？
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勉上奏德宗，直言以李希烈反复无常、野心昭彰的品性，颜真卿此行必遭不测。朝廷不仅将痛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更无法换得叛军罢兵，此举无异于自取其辱，贻笑天下。
李适正为朝政焦头烂额之际，李勋的奏折让他如梦初醒，连忙派人追赶颜真卿。然而天意弄人，使者出发仅一日，颜真卿便已抵达许州。
李希烈对颜真卿的来意心知肚明。当颜真卿宣读圣旨时，他故意命养子率领千余名持刀武士将颜真卿团团围住，刀光剑影中充斥着对颜真卿的恶毒咒骂，仿佛要将其生吞活剥。李希烈本以为会看到颜真卿惊慌失措的模样，却见这位老臣面不改色，稳如泰山地高声宣读诏书，对周遭的威胁视若无睹。这番气度令李希烈大为震撼，当即喝退士兵，恭敬地将颜真卿迎入驿馆安置。
李希烈深知颜真卿在朝中的威望，决定借此机会戏弄这位耿直的大臣，给朝廷一个难堪。
在一次宴会上，李希烈设下圈套。他邀请了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派来的使者参加，颜真卿自然也在座。酒过三巡，李希烈故意安排倡优表演嘲讽朝廷的戏文，这激怒了正直的颜真卿。
颜真卿当即拍案而起，怒目而视：’元帅身为朝廷重臣，竟做出如此失礼之事！’说完就要离席而去。
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朱滔的使者突然开口：’久闻颜太师德高望重，今日恰逢元帅准备登基，这不正是上天赐予的宰相人选吗？’
颜真卿转身离去之际，朱滔使者的话语却让这位刚正不阿的老臣骤然止步。他猛地回身，目光如炬地直视那个口出狂言的使者。
‘可曾听闻颜杲卿骂贼而死之事？’颜真卿声若洪钟，’那正是家兄！当年他首举义旗抗击安史叛军，虽遭擒获仍骂贼不止。老夫年近八旬，位居太师，对朝廷忠心可昭日月，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岂会受尔等威逼利诱？’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令在场众人无不色变，而李希烈心中更是掀起惊涛骇浪。他敏锐地捕捉到颜真卿话语中的深意：如今的藩镇割据源于’安史之乱’，而自己与朱滔、王武俊、田悦之流，在朝廷眼中与当年的安禄山、史思明并无二致。
颜真卿的凛然正气虽未让李希烈当场发作，却已在他心中埋下杀机。最终促使李希烈痛下杀手的，是其麾下大将周曾意图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的密谋。
颜真卿被押往蔡州囚禁后，这位忠臣始终心系朝廷。尽管身陷囹圄，他仍每日向西眺望，忧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未能完成使命。
在预感到生命将至尽头时，颜真卿从容写下遗表、墓志铭和祭文。他平静地告诉狱卒，死后只需将他葬在囚室西墙之下。
李希烈对颜真卿的处置充满矛盾：既想收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以壮声势，又企图通过羞辱他来满足虚荣。然而无论是威逼利诱，颜真卿始终不改其志。
当李希烈询问称帝礼仪时，颜真卿掷地有声地回应：’老夫年迈，只记得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这番维护朝廷尊严的话语，最终激怒了野心勃勃的李希烈。
公元784年八月，李希烈听闻胞弟李希倩被朝廷处决的消息，怒火中烧。在囚禁颜真卿长达二十个月后，这位刚直的书法大家最终未能逃脱厄运。面对死亡，颜真卿神色自若，其铮铮铁骨令人想起当年兄长颜杲卿就义时的场景，真正诠释了’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
千百年来，颜真卿宁死不屈的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当岁月的风沙掩埋了无数往事，这位唐代名臣的浩然正气却如荒漠中的绿洲，始终傲然挺立。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不仅以气节留名青史，更以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为后世留下了永恒的文化遗产。
‘颜体’书法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成为唐代书法双璧。苏轼曾赞叹：’诗至杜甫，文至韩愈，画至吴道子，书至颜真卿，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细品《祭侄文稿》，字字血泪；观摩《颜家庙碑》，肃穆庄严；品味《多宝塔碑》，变化万千；欣赏《颜勤礼碑》，刚劲有力。其书法被赞为’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堪称绝艺。
颜真卿的一生，是气节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他不仅在危难时刻展现了大丈夫的铮铮铁骨，更在书法艺术上达到了’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的境界。他’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的探索精神，最终实现了’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的艺术至境。这位唐代书法大家用生命和笔墨，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
在囚禁并羞辱颜真卿的同时，李希烈并未停止其对抗唐廷的军事行动。他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迅速向朝廷控制的区域发起进攻。接连攻陷汴州、汝州后，李希烈切断了连接江淮与长安的重要漕运通道——汴渠，严重威胁到唐朝的经济命脉。
所幸长江中下游仍掌握在朝廷手中，原本经由汴渠北运的粮食物资被迫改道：先顺长江而上，至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丹江进入武关，最终抵达关中地区。这条迂回路线虽暂时维系了长安的物资供应，但效率低下、成本高昂。
对唐德宗李适而言，这种勉强维持的局面不过是权宜之计。若不能尽快平定叛乱，长江中下游迟早也将落入叛军之手。作为决心重振中央权威的君主，李适深知，一旦选择妥协，不仅会进一步削弱朝廷威信，更将助长藩镇势力的扩张，对其加强皇权的政治理想造成致命打击。
然而，持续用兵离不开雄厚的财政支持。当时中央财政已因巨额军费而濒临崩溃。史载，长安城内粟米价格飙升至每斗千钱，国库中的太仓仅能勉强支撑宫廷十日之需，形势岌岌可危。
在此危局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提出开征“间架税”以缓解财政压力。该税按房屋等级划分：上等每间征两千文，中等一千文，下等五百文，由税吏逐户核查、现场征收，成为朝廷在危难之际的一项重要筹款手段。
为了确保这一政策的有效执行，朝廷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凡是隐瞒一间房屋的将被判处死刑，每千钱交易额需缴纳五十钱的税款。若隐匿金额超过一百钱，将面临六十杖以下的刑罚，并处以两千钱的罚款，同时鼓励民众举报违规行为。
李泌原本以为这一政策颁布后，能迅速增加税收，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间架税’的实施不仅未能带来预期收入，反而使长安城陷入一片混乱。百姓怨声载道，甚至传遍远近。更严重的是，由于国库极度空虚，更大的动荡正在酝酿之中。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率军围困襄城，李适紧急调集关中西部的泾原军队驰援关东。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抵达长安，计划稍作休整，待领到军饷后再继续东进。
当日，长安城雨雪交加，寒风凛冽。长途跋涉而来的泾原士兵，最期盼的莫过于皇帝的赏赐，以供养家中老小。然而，朝廷非但毫无表示，次日他们启程离开长安城郊时，得到的犒劳竟只有粗粮和素菜，连半点肉末都未见。士兵们并不知道朝廷早已捉襟见肘，在他们看来，朝廷分明是轻视这些来自泾原的将士。
于是，士兵们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愤怒的士兵们高喊着：‘我们就要奔赴战场送命了，朝廷却连一顿饱饭都不给！凭什么要我们拿命去抵挡叛军的刀锋？听说皇宫里珍宝堆积如山，不如我们自己拿！‘在群情激愤中，越来越多的士兵响应号召，很快就聚集了近万人的队伍，全副武装地向长安皇宫进发。
此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德宗李适辞行。闻讯后，他急忙策马前去安抚哗变的士兵。当他在长乐坡与乱兵相遇时，本以为自己的出现能平息众怒。然而还未等他开口，士兵们就射来一阵箭雨。
姚令言险险避过，不顾危险地冲入军阵中，大声疾呼：’诸位冷静！只要东征立功，何愁没有富贵？此举可是要诛灭九族的啊！’但士兵们的怒火已非言语所能平息，他的喊声很快被淹没在鼎沸的人声中，最终被乱兵裹挟着向皇宫进发。
消息很快传到了德宗耳中。得知兵变是因赏赐不足而起，他立即下令赐予泾原士兵每人两匹绢帛，并派宦官前去宣旨。然而传旨的宦官刚与乱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
在兵荒马乱之际，叛军已然攻入长安东北的通化门。起初，李适误以为士兵哗变是由于赏赐不公，当即命人备下二十车金银绢帛欲行犒赏。然而辎重尚未启运，叛军已如潮水般涌入皇城，远处传来的喊杀声让李适恍然惊觉，局势早已超出区区赏赐所能挽回。
危急关头，李适急召禁军将领白志贞率部护驾，却迟迟未见一兵一卒。眼见叛军攻破南宫门，这位九五之尊只得携少数嫔妃、皇子仓皇自玄武门出逃，就此开启了他一生中最颠沛流离的流亡岁月。
仓促之间，护卫力量单薄得可怜——仅有两名东宫旧宦窦文场、霍仙鸣率领百余名宦官，以及郭子仪之子郭曙所率十余亲兵随驾。直至逃出长安城外，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才率四百士卒匆匆赶来接应。这支不足五百人的队伍，就这样护卫着天子向咸阳方向狼狈撤离。
朝堂重臣们同样四散奔逃：宰相卢杞从中书省后墙翻越遁走，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等文武官员纷纷自玄武门出逃，最终辗转至咸阳与皇帝会合。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人亦在逃亡之列，昔日庄严的朝堂此刻只剩下一片狼藉。
皇宫内一片狼藉，皇帝与大臣们仓皇逃离后的混乱场面令人唏嘘。叛军冲入皇宫后，直奔正殿含元殿，却发现殿内空无一人。意识到天子已逃，士兵们立即转向府库，疯狂抢夺金银财宝，直到再也搬不动才罢手。
在这群人中，最进退两难的莫过于节度使姚令言。这位被迫卷入叛乱的将军，此刻已是百口莫辩。眼见无法脱身，他只得与士兵们商议，提议在当前动荡的局势下必须推举一位能稳定局面的人物。
经过权衡，姚令言认为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朱滔的兄长朱泚。这位幽州卢龙节度使自大历九年九月入京请留后，便被代宗李豫派往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驻防，以抵御吐蕃侵扰。之后又先后担任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其原有职位则由弟弟朱泚接任。
作为朱滔的兄长，朱泚深知弟弟反叛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朱滔在起兵之初就曾派密使用蜡丸传书，试图拉拢兄长共同谋反。这封密信不幸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递给了皇帝李适。朱泚得知后惊恐万分，立即叩首请罪。虽然当时皇帝并未追究，但此后便将朱泚软禁在京城，寸步不离。
显然，李适已将朱泚列为重点监视对象。这种猜忌让原本忠心耿耿的朱泚倍感委屈，也为日后的变故埋下了伏笔。
泾原兵变爆发之际，唐德宗李适仓皇撤离长安。翰林学士姜公辅洞若观火，向李适进谏道：’朱泚曾任泾原节度使，因其弟朱滔谋反一事被陛下软禁京城，心中必怀怨恨。陛下若不将其带走，就应即刻诛杀，以免后患。若留其在京，泾原叛军定会拥立他卷土重来。’然而局势危急，李适仅以’事急从权，容后再议’为由，便匆忙出逃。
历史印证了姜公辅的先见之明。曾统领泾原军的朱泚，果然成为叛将姚令言的首选拥立对象。十月初四黎明时分，姚令言率叛军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推朱泚为统帅。朱泚甫一上位，便展现出铁腕手段，立即张榜公告，勒令滞留长安的朝臣限期报到，违者格杀勿论。
有趣的是，部分朝臣见朱泚迅速稳定局势，竟误认其为社稷功臣，纷纷建议其迎回德宗。
面对这些天真的建议，端坐龙椅的朱泚始终报以意味深长的冷笑。这些官员哪里知道，重掌兵权不过是朱泚野心的开端，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朱泚内心并不希望李适重返帝位。相反，这位重新掌权的将领深知’天无二日’的道理，将眼下视为报复李适的绝佳时机。在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发动叛乱后，一度失势的朱泚终于下定决心要彻底颠覆唐王朝的统治。
尽管朝中多数大臣未能察觉朱泚的野心，但眼光独到的光禄卿源休却看穿了这位权臣的真实想法。他适时地向朱泚进言，声称上天已有征兆显示朱氏将得天下，力劝其立即称帝，并预言此举必将获得诸多藩镇的支持。
源休的这番言论并非单纯为了阿谀奉承。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剑拔弩张之际，他不顾个人安危出使回纥。然而功成归来后，却因宰相卢杞的妒忌而仅获光禄卿一职。心怀不满的源休将劝进朱泚视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另类途径。
在源休的协助下，朱泚成功网罗了一批对李适统治心怀不满的朝臣。检校司空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等失意官员纷纷加入朱泚阵营。这些人才很快帮助朱泚建立起一个运作有效的临时政权。
朱泚政权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成型，反映了两个重要事实：其一，李适急躁冒进的削藩政策已引发中央到地方各级势力的强烈不满，泾原兵变标志着这一政策的彻底失败；其二，朱泚宽厚的为政风格与皇帝形成鲜明对比，自然成为众多官员的新选择。
与朱泚在长安城中称帝、声势浩大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仓皇逃离京城、暂居咸阳的唐德宗李适处境显得极为狼狈。
其实，早在泾原兵变爆发三年前，一位名叫桑道茂的术士便曾向李适进言：不出三年，陛下将有离宫之难；而奉天之地有天子气象，或可成为避祸之所，建议提前修缮奉天城防。当时李适虽未完全相信，却仍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加强奉天城的建设。如今身陷危局，逃出长安的他忽然忆起桑道茂当年的预言，不禁感慨命运玄妙，遂决定前往奉天暂避。
奉天即今陕西省乾县，境内有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李适选择此地，除了地理与防御上的考量，内心也不无祈求祖先庇佑之意。然而，他刚刚抵达奉天数日，便传来朱泚在长安称帝的噩耗。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初八，朱泚于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大典，自立为“大秦皇帝”，并大肆封官：任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
那些未能及时逃离长安的李唐宗室成员纷纷起而抗议，却惨遭清洗。据史书记载，短短数日内，被朱泚下令诛杀的皇室子弟竟多达一百七十七人，血染长安，皇族蒙难。
在初步巩固自身势力后，朱泚采纳源休的建议，决定率军攻打奉天。此时的唐德宗李适身边仅有不足万人的护卫，得知朱泚叛变并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他迅速派遣使者前往河北，向正在讨伐田悦的唐军求援。马燧闻讯立即率军回援，奉天保卫战由此拉开序幕。
十月初十，朱泚留下李忠臣镇守长安，自己亲率大军向奉天进发。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告急，各自率领三千兵马火速驰援。然而，当他们行至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意外遭遇朱泚的主力部队。论惟明起初打算与叛军正面交锋，但韩游环审时度势，认为敌众我寡，不宜硬拼，于是迅速率军绕开叛军，抢在朱泚之前进入奉天城。然而，由于目标过于明显，他们刚刚进城，朱泚的大军已兵临城下。
叛军将奉天城团团围住，形势危急。韩游环意识到一味死守并非良策，于是主动率军出击，在东门外与叛军展开激战。然而，朱泚军队声势浩大，韩游环虽奋力抵抗，却终究难以抵挡，最终被迫退回城中，继续坚守。
朱泚叛军突然对东城门发起猛攻，唐军将士在城头奋力抵抗，双方陷入激烈厮杀。尽管唐军多次击退敌军进攻，但叛军攻势不减。
守城主将浑瑊审时度势，果断下令将装满干草的数辆大车推至城门点燃，熊熊烈火阻断敌军进攻路线。乘此良机，浑瑊亲率精锐突袭朱泚中军，叛军猝不及防，阵型大乱，被迫后撤三十里重整旗鼓。此役虽暂解燃眉之急，但叛军仍对奉天形成合围之势。面对兵力悬殊的困境，城内守军形势岌岌可危。
危急关头，德宗李适急调灵武镇留后杜希全率军驰援。援军将至之际，朝廷就进军路线展开激烈争论。浑瑊主张取道乾陵北侧，认为既可避开叛军可能在漠谷设置的埋伏，又能形成犄角之势；而卢杞则以’惊扰陵寝’为由反对，强调在局势未明之际更需谨慎行事。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凸显出战时决策的复杂性与紧迫性。
李适本就生性多疑，最终仍听从了卢杞的谋划，下令杜希全率军经由漠谷驰援奉天。然而，朱泚早已料敌于先，在通往奉天的各条要道布下伏兵，漠谷正是其设伏的重点区域之一。
十一月初三，杜希全率万余将士行至漠谷，突遭叛军伏击。敌军据守高地，以强弓劲弩配合滚木礌石猛烈攻击谷中唐军，官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只得败退至榷州（今陕西彬县）重整，首次救援行动就此失败。这场失利，归根结底是李适与卢杞因猜忌而误判军情所致，令朱泚不费大力便瓦解了朝廷的援军。
自十月初奉天被围以来，至十一月初已整整一月，城中粮草几近枯竭。李适派人潜出城外侦察敌情，得知朱泚毫无退意。期间叛军虽数次攻城，皆被守军击退，此后朱泚转为长期围困，意图断粮逼降，将李适困死城中。
危急之际，十一月初八，李怀光率五万大军自河北出发，昼夜兼程，渡过黄河后驻军于蒲津城（今陕西大荔），直插朱泚后方，形成战略牵制。
与此同时，正在河北作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亦果断率部回援。由于通往关东的道路已被叛军封锁，李晟只得冒险穿越太行山，取道飞狐关（今山西涞源），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再由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最终屯兵于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对朱泚军侧翼构成严重威胁。
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率三千精兵由武关（今陕西商南）悄然突进，奇袭朱泚设于要道的伏兵，成功占领蓝田（今陕西蓝田），控制长安东南门户。
与此同时，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朱泚主力围困奉天之机，自潼关出兵，一举收复华州（今陕西华阴），扼守住叛军东进的咽喉要道。朱泚曾多次派兵反扑，但因兵力分散，始终未能夺回。
至此，多方援军陆续到位，对朱泚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战局开始发生逆转。
从战略层面分析，潼关与华州的顽强防守，有效切断了朱泚与河北、河南战场田悦、王武俊等叛军的联系。随着各地援军陆续抵达，唐军逐步形成对朱泚的战略包围态势。
朱泚深知奉天城的战略价值——只要攻陷奉天、俘获李适，唐军再多援兵也将失去意义。因此他无视长安守将李忠臣的求援，集中全部兵力猛攻奉天。尽管朱泚动用了所有攻城器械，但得益于李适此前的城防加固，连续五次强攻均告失败。
十一月十四日，朱泚调整战术，从单一主攻改为多门并进，重点突破南门。守将韩游环识破其分兵意图，亲率精锐固守东北防线。次日，叛军改良云梯战术：以湿毯覆梯、悬挂水囊，有效防范火攻。在密集的攻势下，叛军蜂拥登城。守军虽奋勇阻击，但因敌军防护得当，传统火攻失效。面对多线告急的危局，兵力匮乏的唐军被迫与登城叛军展开惨烈白刃战。
行宫内的李适隐约听闻城外厮杀，这位缺乏实战经验的年轻帝王忧心如焚，不禁潸然泪下。尽管守军多次击退登城之敌，但持续激战造成的严重减员，使奉天城的防线已岌岌可危。
在这生死攸关之际，李适收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驻守蒲津的李怀光正率军火速驰援奉天，其先锋部队已抵达泾阳。这一消息让李适看到了转机，他立即颁布诏书激励守城军民，宣告援军将至。在朝廷的鼓舞下，奉天守军士气大振，顽强坚守五日后，终于等来了李怀光的主力部队。
李怀光采取出其不意的进军路线，自蒲津关出发后沿关中平原北侧快速西进。至十一月二十日，其部已抵达奉天以东的醴泉。由于行军神速，完全打乱了朱泚的部署，成功突袭了叛军设伏的要道，形成与奉天守军内外夹击之势。此时叛军已连续攻城四十余日，师老兵疲，在得知腹背受敌后，朱泚被迫撤军回防长安。
历史记载表明，朱泚撤军时奉天城已濒临绝境，粮草军械几近耗尽。若李怀光迟来两日，城池必将陷落。这场奉天之围堪称李适帝王生涯中最危险的时刻，其在处理藩镇事务上的急躁冒进，导致战略连续失误，不仅使自己身陷险境，更令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再次面临覆灭危机。
奉天解围后，群臣纷纷上表庆贺，唯独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呈递了一份振聋发聩的谏言：’陛下性情过急，难容异议。若不改此性，纵使平定朱泚，后患犹在。’这番预见性言论，在不久后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惊人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