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让之死背后的隐秘
若论处境之艰难，杨广比起李渊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杨广南下江都之后，京城长安的政务便交由年幼的代王杨侑（即杨广的孙子）掌管。在农民起义军的不断冲击下，隋朝政权已然风雨飘摇。北方仅剩长安、洛阳等几座孤城，南方也只剩下江都一隅尚在掌控之中。即便是这几处据点，彼此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宛如一座座孤立无援的“孤岛”。
与此同时，除了李渊在太原悄然布局、发展自己的势力之外，其他几股反隋力量也在各自的战场上迅速崛起，为隋朝的最终覆灭推波助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势力也为李渊日后登基称帝铺平了道路。
接下来我们便来盘点几位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反隋枭雄，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这乱世中开疆拓土的。
第一位：李密。
李密早年曾是杨玄感的心腹谋士。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李密开始了流亡生涯，最终投奔瓦岗军。他精通谋略、善于用兵，很快赢得了瓦岗军首领翟让的信任与重用。他建议翟让攻占隋朝的重要粮仓——兴洛仓，仅以七千精兵便大获成功，并招揽数十万饥民加入义军，队伍迅速壮大。
随着威望和影响力的提升，李密在瓦岗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派系。后来，他获准建立“蒲山公营”，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久之后，翟让主动退位，推举李密为魏公，将领导权拱手相让，以此团结各地反隋武装，形成更强大的合力。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瓦岗军内部的力量格局——李密杀了翟让！
许多史书将李密杀翟让的原因归结为财物分配不均、对待俘虏态度不同等表面矛盾。但我认为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并深入分析瓦岗军的发展历程后，可以发现这一事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政治与权力逻辑。接下来将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权力结构的微妙失衡
最初，翟让是李密的上级，后来他主动将首领之位让给了李密。虽然李密名义上成为了瓦岗军的最高统帅，但面对曾经的上司翟让，他始终难以真正行使绝对权威。即便是下达指令，语气也不得不有所顾忌，毕竟他的领导地位是由翟让推举而来的。
而瓦岗军中的大多数将领，要么出身草莽，要么是隋朝低级军官，这些人普遍重情义、讲恩德。在他们心中，“恩”和“义”分量极重。因此即便翟让退居二线，很多人依旧对他心存敬重，这种潜在的情感认同无形中削弱了李密的实际权威。
尽管李密表面上高居主帅之位，但在众人心里，翟让的影响力并未完全消失。这种“隐形权威”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李密对整个集团的控制力。对于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来说，这样的掣肘无疑是难以容忍的。
不过，光有心理上的不满还不足以促使李密动手，他还必须具备足够的实力来掌控局势。
第二，派系斗争的加剧
瓦岗军内部大致可分为三大派系：
第一大派系，可称为“蒲山公营集团”。这是李密亲自组建的嫡系部队，核心力量是由秦叔宝、罗士信、程知节、裴元庆四位将领统领的八千精锐内军骠骑，辅以裴仁基、王伯当等人所率部众。这支军队是瓦岗军中战斗力最强、组织最严密的力量，在整个起义军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大派系，可以称之为“老营集团”。这一派主要由最初跟随翟让起兵的老部下组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将领是左武侯大将军单雄信和右武侯大将军徐世勣，他们各自统率大量士兵。虽然翟让将首领之位让给了李密，但其在军中的影响力依旧深远，老营集团与蒲山公营集团在实力上可谓势均力敌。
第三大派系，可归类为“变民集团”。这些多是由不堪官府压迫而揭竿而起的农民、商贩组成的小股武装。由于缺乏统一组织，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规模较大的起义军，如孟让、郝孝德的变民军，上谷郡的王君廓部，长平郡的李文才、李德谦部，魏郡的李文相部，以及济北郡的张青特部等。这些变民集团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与功利性，表面上听命于李密，实则唯利是图，谁有粮食就投靠谁，属于典型的墙头草型势力。
三方势力，各怀心思。蒲山公营集团忠于李密，老营集团则效忠翟让，而变民集团则态度模糊，谁当家都无所谓。因此，权力斗争的核心便落在了蒲山公营与老营两大集团之间。
翟让和李密的追求截然不同。翟让自己也清楚，论志向和格局，他远不如李密那般胸怀天下。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能成大事的人，所以才会将首领之位让给李密。但这份“退位”并不代表他对李密毫无戒心。
毕竟翟让在军中根基深厚，即便名义上归于李密麾下，也并不真正担心被架空。在他看来，只要日子过得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钱有粮就满足了，根本没必要去争什么江山。
正因如此，翟让的手下也仗着资历老、功劳大，根本不把李密放在眼里。打仗时躲在后方，分战利品时却个个冲在最前。这种局面让李密日益不满。
而李密则不同。他出身隋朝官吏，起兵反叛并非只为苟且求存，而是为了问鼎天下、称帝登基。面对昔日上司翟让这般安于现状的态度，他虽表面恭敬，实则心中积压着诸多不满。更何况，自己的部下对翟让一派的行为早已怨声载道，这一切都被李密默默记在心里，只待时机成熟，便会做出决断。
在翟让看来，部下争抢战利品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更何况当初是自己主动将领导之位让给了李密，他以为李密也一定会像自己一样洒脱大度，不会计较这些琐碎。但他没有意识到，李密并非普通人，而是一个有雄心、有格局的领袖。真正的雄主，思维方式和常人不同。
如果继续这样各行其是，瓦岗军迟早会出问题。李密深知，要使这支队伍真正凝聚成一股力量，必须统一思想、步调一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统一价值观和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点，李密曾尝试做翟让的思想工作，但最终却走向了极端——亲手除掉了翟让。为什么？只有一个解释：翟让根本听不进劝。
那么，翟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通过三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和作风：
第一件事，翟让邀请李密的记室刑义期赌博。他赢得起却输不起，见刑义期推辞不去，竟然大怒，派人将其强行抓来，当众打了八十军棍，完全不顾上下级情面，也不讲规矩。
第二件事，他曾威胁左长史房彦藻：“你打下汝南时捞了不少好东西，全都献给了魏公，却没给我分一杯羹。难道你不明白，魏公的位置原本是我的？没有我，哪有他的今天！”
第三件事，翟让的哥哥翟弘为人粗鄙无礼，加上谋士王儒信，二人与翟让趣味相投，都喜欢中饱私囊、买卖官职、贪污军功。他们对翟让当初将首领之位让给李密一事耿耿于怀，常常在翟让耳边煽风点火，抱怨不止。
王儒信常常建议翟让自任大冢宰，全面掌控军政事务，借此架空李密的权力。而翟让的哥哥态度更为激进，甚至当众直言：首领之位本就应由你来坐，就算你不想要，也没必要拱手让人。我同样姓翟，不如直接传给我得了！听完兄长的话，翟让不以为意，只是哈哈一笑，转头就把这事抛诸脑后。
通过这三件事，相信大家对翟让的性格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粗犷、狂傲。
以我的经验来看，要和这种既粗鲁又自负的人沟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稍有不慎还可能引发激烈冲突。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能推测出李密劝说翟让时，对方会是怎样的反应。
既然软语相劝无济于事，那就只能做出你死我活的抉择了！翟让，别怪我李密心狠手辣。
若想成就霸业，就必须舍弃个人情感与义气。李密不断告诉自己，此举并非嗜杀，也不是为了私欲，而是为了瓦岗军的整体利益，为了天下百姓的大义。
因此，翟让的命运早已注定。
虽然翟让被杀后，部分老营集团成员离开了瓦岗军，使整体实力有所削弱，但也彻底结束了内部派系纷争的局面。李密得以全身心投入到实现理想的征程中。正是由于李密的存在，成功牵制了洛阳的二十多万隋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客观上为李渊起兵创造了有利条件。
窦建德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位真正的硬汉：窦建德。
窦建德，出生于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县）。他年少时便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与勇猛的性格。
一次夜晚，几名盗贼闯入他家抢劫。窦建德冷静地躲在门边，等盗贼进屋后，猛然出手，一人独战数贼，当场击毙三人，剩下的盗贼被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见此情形，盗贼请求取回同伴的尸体。
窦建德说：“既然你们不敢进来，那就扔根绳子进来，我把尸体绑好让你们拉出去。”盗贼照做，将绳子投进屋内。然而，窦建德却将绳子系在自己身上，故意诱使盗贼靠近。
当盗贼以为他大发慈悲、用力拉扯之时，窦建德猛地冲出门外，反手一击，将剩余的盗贼全部消灭。自此之后，他在乡里声名大振，成为人们口中的英雄人物。
不过，如果你仅凭这件事就认为他只是个莽夫，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真正厉害的人，不仅有勇，更要有谋；不仅有力气，更有情义。窦建德就是这样一位重情重义的好汉。
他曾因听闻同乡有人去世，但因为家境贫寒无力安葬亲人，心生怜悯。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耕牛送给那户人家，助其料理丧事。这一举动让他深受乡民敬重，也展现了他内心深处的仁义与担当。
窦建德，不只是猛男，更是有情有义的真汉子。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杨广征召兵马，准备出征高句丽。窦建德响应号召参军入伍，并因其英勇气质和出众的个人魅力，被任命为本郡的领队。
当时山东地区遭遇严重水灾，百姓生活困苦。同乡孙安祖家中受灾严重，妻儿因饥饿而亡。县令见其勇猛，也将他征召入伍。但孙安祖因家境贫困、心有不甘，向县令请求免除兵役，结果遭到责罚，被鞭打示众。愤怒之下，孙安祖杀了县令，投奔了窦建德。窦建德冒着风险将他收留。
由此可见，真正能成就大事的人往往具备非凡的特质：有人靠智慧运筹帷幄，有人凭勇气冲锋陷阵，而窦建德则以重情重义赢得了人心。
不久之后，山东又遭遇大饥荒，民不聊生。面对这艰难局势，窦建德对孙安祖感慨道：“当年隋文帝在位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如今朝廷连年征战辽东，屡战屡败，加上天灾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皇帝却仍不知体恤民情，执意亲征，战争带来的创伤还未恢复，若此时有人揭竿而起，恐怕隋朝的统治也难以长久。”
窦建德接着说：“大丈夫若不能苟活于世，就应有所作为。一味逃亡终究不是办法。我知道高鸡泊一带地势复杂、水域广阔，方圆数百里适合藏身。我们不妨聚集更多志同道合之人，静待时机。一旦天下有变，必能成就一番事业。”
窦建德的一番话让孙安祖热血澎湃，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于是两人决定开始招揽人马，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乱世风云。
不久之后，窦建德协助孙安祖召集了一批贫困农民和拒绝参与东征的士兵，共计数百人，占据了方圆数百里的高鸡泊地区，起兵反抗隋朝统治。
孙安祖自封为将军，并取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称号——“摸羊公”。这个称号并非他人所赠，而是孙安祖自己取的。原因在于他早年在家乡时便有偷盗之习，尤喜深夜潜入他人家中盗取羊只，因此得了个“摸羊”的绰号。而今揭竿而起，他干脆以此自称，意在表明继续发扬当年“摸羊”精神的决心，将反叛进行到底。
只不过，这次他要“摸”的不再是羊，而是整个隋朝的江山。
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皇帝与官员稍具仁心、体恤百姓，再苦再难也鲜有人愿意走上造反之路。历史早已证明，大凡民变皆因官逼民反，百姓实属无奈。
窦建德也正是如此。他的起兵，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因为官府残杀了他的全家。
当时，清河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聚集了百余人，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率领千余人在清河一带起义，活动于漳南一带，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然而，不知是出于对窦建德人品的敬重，还是其他原因，他们唯独没有侵犯窦建德所在的村落。
这一反常举动却让地方官府起了疑心，认为窦建德与起义军暗中有联系。最终，郡县官员将其家人逮捕并杀害，彻底将窦建德推向了反抗的道路。
窦建德满怀悲愤，仰天长叹，那一刻，这位铁血汉子的心仿佛在滴血。
从那一刻起，窦建德立下誓言，与隋朝不共戴天。随即，他带领手下两百人投奔了高士达，而高士达自封为“东海公”。
高士达任命窦建德为司兵。不久之后，孙安祖被张金称所杀，其部下数千人全部归附窦建德。从此，窦建德的势力逐渐壮大，人数增至万余，仍活跃于高鸡泊一带。窦建德为人谦和，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因此赢得了众人的忠心与效死之力。
大业十二年（616年），涿郡通守郭绚率军一万余人进攻高士达。
高士达自认谋略不及窦建德，便委任窦建德为军中司马，全权指挥作战。窦建德掌权后，为了报答高士达的信任，安排他留守后方负责辎重，自己则亲率七千精兵迎战郭绚。
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敌人，窦建德陷入了深思。他清楚地知道，若以现有兵力硬拼，无异于自取灭亡。然而，如何才能取胜呢？他忽然想到了三国时期赤壁之战中黄盖使用的诈降计。
于是，窦建德假装与高士达不合，主动投奔郭绚。但郭绚对此心存疑虑。
这时，就看高士达如何配合了。可见，无论古今，骗局的成功与否，“托儿”的表现至关重要。
高士达在心理战上可谓手段高明。他四处散布谣言，声称窦建德背信弃义，已向隋军投降，并将一名俘获的女子冒充为窦建德的妻子，在军中处决，以制造舆论压力。与此同时，窦建德则暗中派人向隋将郭绚递上降书，表示愿意充当先锋，协助郭绚攻打高士达。
就这样，窦建德与高士达一明一暗、内外配合，成功设下圈套，迷惑了郭绚。
郭绚信以为真，亲自率军前来与窦建德会合，意图联手进攻高士达。放松警惕的他没有料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窦建德抓住战机，突然发难，对郭绚发动突袭，大败其军队，斩杀数千人，缴获战马千余匹，郭绚本人也在逃亡途中被追兵斩杀。自此，窦建德所率领的起义军声威大震。
郭绚战败的消息传至江都，隋炀帝杨广勃然大怒。在他看来，区区几个草寇竟无法剿灭，手下的将领简直是无能之辈。他的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然而，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要真正铲除高士达与窦建德，必须派出比郭绚更有能力的将领。思来想去，杨广决定启用自己的王牌——老将杨义臣。
杨义臣果然不负众望，刚一出征便在清河击溃了张金称的起义军。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在胜利之后的行为却引发众怒：他下令将所有俘虏全部处死，此举不仅失去了民心，也让人对他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有句老话说得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如今人家都已经投降了，没有丝毫抵抗之意，却仍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若投降与反抗最终都是死路一条，那也只能另寻生路了。人求生存，是天性使然，无可指责。因此，不少散落民间的义军纷纷投奔高士达与窦建德。
杨义臣心中怒火中烧，这些“贼寇”竟如此冥顽不灵！他却未曾明白，对大多数人而言，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现实。
于是，杨义臣决意乘胜追击，挥师进入高鸡泊，誓要剿灭高士达和窦建德。
隋军大军压境，形势看似对高士达和窦建德极为不利。
然而，窦建德并非鲁莽之人。他见隋军气势正盛，便向高士达进言：“杨义臣善于用兵，刚破张金称之军，士气高涨。我们应避其锋芒，切不可贸然交战。不如暂且按兵不动，待其士气衰退，再出其不意发起攻击，方能取胜。若此时硬拼，恐怕难有胜算。”
这正是兵法所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
可惜，高士达并未采纳窦建德的建议。他命窦建德留守营地，自己亲率精锐主动迎敌。他对窦建德说：“上次你留守辎重，我出征得胜，立下威名。这次轮到你守营，我要再去建一功，也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高士达的初衷虽好，但结局却事与愿违。尽管他在“打托儿”方面手段高明，但在真正的战场上却显得力不从心。战争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而高士达恰恰缺乏的就是冷静的头脑和战略眼光。
起初，他刚出征时打了几个小胜仗，便得意忘形，甚至轻蔑地认为：“原来杨义臣也不过如此！”这一消息传到窦建德耳中，立刻引起了警觉。他对部下坦言：“主公刚刚取得一点小胜就忘乎所以，接下来恐怕就要吃大亏了。一旦战败，隋军势必乘胜追击，直逼我军腹地，届时军心动摇，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果断带领百余精兵扼守险要之地，以防万一。
事实证明，窦建德的判断极为准确。仅仅五天后，噩耗传来——高士达兵败被杀。
虽然起义军失去了高士达，但隋军也付出了郭绚阵亡的代价，双方各损一员大将，比分暂时持平。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
此时的杨义臣因刚刚扳平战局，士气正盛，必然全力进攻，意图一举歼灭窦建德。而窦建德则采取了稳守反击的策略。毕竟，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隋军，这支由农民组成的义军在实力上明显处于劣势。
然而，窦建德的防守计划很快就被现实打破。当杨义臣追至北薄垒时，守军听闻高士达战死的消息，纷纷溃散，军心已乱。
面对强敌压境，窦建德别无选择，只能在“战死”与“撤退”之间做出抉择。寡不敌众之下，他只得率领百余亲兵突围而出，另寻出路。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胡汉三，一定会回来的！窦建德虽然在战斗中失利被迫转移，并非狼狈溃逃，而是有计划的战略撤退。溃败是毫无章法只求活命的逃跑，而撤退则是为了保存实力、为将来卷土重来做准备。
真正优秀的军事统帅不仅体现在胜利时的锋芒毕露，更在于失败时能否保持冷静与远见。窦建德正是这样一位具备战略眼光的将领，他选择将目标转向防御薄弱的饶阳（今河北一带），借机重整旗鼓。
命运似乎也眷顾着他——杨义臣因认为高士达已死，误判窦建德不足为惧，竟未继续追击，班师回朝。这一决定日后将成为他的重大遗憾。而窦建德则抓住机会休整部队，安抚部下，思考未来的方向。
面对士气低迷的将士们，窦建德心中百感交集。他们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只为寻求一线生机。倘若当初留在家乡务农，或许还能安稳度日。如今虽遭挫折，但他决不能让兄弟们失去信心。他必须带领大家走出低谷，让他们相信：跟随窦建德，这条路没有错。
随后，窦建德做了三件关键之事：为战死的高士达举行隆重葬礼，收拢溃散的士兵，并积极争取隋朝官员的归附。不久之后，他的军队重振声威，兵力迅速扩张至十余万人。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窦建德在乐寿（今河北献县）建立政权，自称长乐王，正式走上割据一方的道路。
关于窦建德的故事，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后面他还将与李渊展开激烈较量，我们留待以后再详细讲述。
实际上，在隋末这个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上，英雄辈出、猛将如云。
在介绍完李渊和窦建德这两位“猛男”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另一位重量级人物。
这位人物可以说是当时反隋势力中最有潜力与李渊一争天下的对手。可惜的是，由于战略失误，最终被李渊设计毒杀，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话不多说，这个人就是——杜伏威。
杜伏威
杜伏威，出生于齐州章丘（今山东济南），是隋末农民起义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当时群雄割据的局面下，最具影响力的三支起义力量分别是：翟让与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河北地区的窦建德，以及杜伏威本人。
相较其他两位领袖，杜伏威的家庭背景最为寒微。虽然翟让出身农家，但也曾在官府谋事；李密则继承了蒲山公的爵位；而窦建德也算得上地方上的小地主。然而，杜伏威却完全不同，他出身于赤贫之家，几乎没有任何依靠和资源，初入社会时甚至连一份谋生的工作都没有。
为了生存，杜伏威结识了临济人辅公祏，并与其结为生死之交。辅公祏多次偷取姑姑家的羊来接济他，可以说，若没有这份帮助，杜伏威很可能会因饥饿而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个方面：一是杜伏威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否则难以赢得他人如此无私的支持；二是辅公祏也并非富人，否则也不会采取这种极端手段来援助他。
杜伏威对辅公祏的帮助心怀感激，尽管明知接受这些羊肉意味着默许盗窃行为，但迫于生计艰难，也只能接受。两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最终成为誓同生死的刎颈之交。
作为社会底层的穷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填饱肚子。然而，对于杜伏威和辅公祏来说，解决温饱都成了难题。虽然偶尔偷只羊能暂时缓解饥饿，但这种行为终究违法，一旦被官府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尽管辅公祏是个偷盗高手，手法娴熟，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之后，他们的行径便被人察觉，消息迅速传开，最终惊动了官府，开始追查此事。
一般来说，偷羊顶多算个小案，最多判几年牢狱之灾。但在隋朝末年这个特殊时期，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甚至可能丢掉性命。这并非危言耸听。当时正值隋炀帝杨广统治时期，天下动荡，各地起义不断，朝廷早已焦头烂额。
为了遏制混乱局面，杨广下令地方官员可以对盗窃者“从速处置”。这意味着，一旦被抓，等待他们的可能不是牢房，而是斩首示众。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只羊引发的不只是道德问题，更可能是血光之灾。
杜伏威年轻时面对的困境颇具戏剧性。他所担忧的是会遇上怎样的官员——若是遇到仁厚之官，或许还能周旋一二；但若碰上严酷无情的酷吏，那可就麻烦了。毕竟，在那种环境下，哪怕只是偷了一文钱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更何况是偷羊这样的“重罪”？虽然杜伏威并未真正犯下盗窃之举，仅仅是因接纳赃物便可能被定罪，这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在这种压力之下，杜伏威与辅公祏陷入了两难。他们是否该冒险一试，去赌一把运气？可一旦碰到酷吏，后果不堪设想。人生只有一次，生命如此宝贵，理应珍惜，远离那些冷酷无情的执法者。但眼下又该如何脱困呢？
就在思前想后、难以决断之时，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既然现实如此残酷，不如投身乱世洪流。“造反”这一选择逐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尽管听起来有些疯狂，但这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造反？我们真的行吗？”辅公祏不禁疑虑重重。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杜伏威的回答掷地有声。
于是，两人下定决心放手一搏。公元613年十二月，十六岁的杜伏威与辅公祏正式踏上了起义之路。彼时的他们，尚且年少，却已决定挑战命运。
当然，单打独斗显然不切实际。要么拉起一支队伍自立山头，要么先加入他人麾下积累经验。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二人选择了后者，就近加入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起义军。初入军中，他们只是普通的士兵。然而，只要肯付出，终将有所收获。杜伏威深谙此理，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每次行军打仗时，杜伏威都表现得异常勇猛。进攻时，他总是身先士卒，冲在队伍的最前方，以至于敌人误以为他是位高级将领；而在撤退时，他也从不慌乱，反而带着几名士兵走在最后，顺手捡拾部队沿途遗落的物品。这样有担当、有胆识的人，想不被重用都难。因此，杜伏威很快便赢得了众人的敬重与信赖，被推举为领袖。从此以后，他自立门户，开始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将目光投向了淮南地区。
然而杜伏威心里清楚，江淮一带隋朝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仅凭自己目前的这点人马，根本无法与隋军正面对抗。要想真正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进一步扩充实力。于是，他决定积极寻找机会，联合或吞并周边的其他起义军势力。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苗海潮。
苗海潮的起义军活跃于下邳（今江苏徐州睢宁县一带），兵力不算薄弱。但此人有个致命弱点——欺软怕硬。杜伏威看准了这一点，决定巧妙利用这个性格缺陷，设法“忽悠”他，为己所用。
杜伏威派遣辅公祏将一封信送给苗海潮，信中说道：“我们皆因隋朝暴政而起兵反抗，但如今隋朝势力尚强，若我们各自为战，势单力薄；唯有联合，方能壮大声势。若你自认高我一筹，我便归顺于你；若你自觉逊色于我，则应来投靠我。否则，就刀兵相见，一较高下！”
这番话锋利如刀，带着几分“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的狠劲。然而，在面对欺软怕硬之人时，非如此强硬不足以震慑。
苗海潮听闻此言，心中顿时起了波澜：这杜伏威果然不是等闲之辈，否则怎敢说出如此狂傲之语？即便他真的来投，恐怕也不是个容易掌控的角色。莫非他是故意激我一战？看他语气之中似有挑衅之意，若无十足把握，岂敢轻言开战？
权衡之下，苗海潮心生顾虑，最终决定：与其硬碰硬、胜负难料，不如顺势低头。于是，他选择归顺杜伏威。
收编了苗海潮的部众后，杜伏威的实力大增，俨然已成一方豪强。然而，他的野心不止于此，想要成就霸业，就必须拥有更多的人马与地盘。于是，他的目光又投向了海陵（今江苏泰州一带）的赵破阵。
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却是赵破阵主动登门——因为他实力更强，意图招降杜伏威。
杜伏威可不是苗海潮，岂会因你几句花言巧语就轻易归顺？想让我投降，你还得有点真本事才行，搞不好到最后究竟是谁吞并谁还不好说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杜伏威果断决定先下手为强，吞掉赵破阵的势力，并制定了一套详尽周密的行动方案。
他采取了“假意投降”的策略。
杜伏威安排辅公祏率领主力部队在外围待命接应，自己仅带十几名亲信前往赵破阵营地“投诚”，并献上厚礼。赵破阵素来轻视杜伏威，见其亲自前来归降，竟欣喜不已，毫无戒备地将他们引入内帐。
这只能说明一点：赵破阵实在太过愚蠢。就在他放松警惕的一瞬间，杜伏威突然出手，当场将其刺杀。赵部顿时群龙无首，陷入混乱，最终纷纷投降。
借助这次胜利，杜伏威的实力大大增强，随即自封为将军，开始在淮南一带迅速扩张势力。他的名字也逐渐响亮起来，成为各方瞩目的人物。
大业十一年（615年），东海人李子通带领部众一万余人南下淮南，投奔杜伏威。这位李子通也是隋末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志向远大。起初他在长白山（今山东境内）依附左才相起兵，后来因深得人心遭到左才相猜忌，被迫离开。此次南下投靠杜伏威，实属无奈之举，带有明显的避难性质。
杜伏威因李子通的归附而实力大涨，自然欣喜不已。然而，切莫忽视，李子通同样是一个胸怀大志、不甘人下之人。人们常说，两个彼此钟情的人走到一起，会激发出绚丽夺目的火花；那么，当两个雄心勃勃、不甘屈居人下的人共处一地时，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结果呢？他们之间也会迸发“火花”，只不过那不是浪漫绚烂的焰火，而是血色腥风的冲突。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李子通便突然脱离杜伏威的阵营，带着自己的部属前往海陵，另立门户。
刚来为何又要离开？是啊，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再次选择出走？其实，正是因为杜伏威已开始对他步步紧逼，迫使李子通不得不走。
再不离开，我的兄弟恐怕都要变成你的了！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一军难有双主”。当初在左才相麾下，李子通就因为深得人心，遭到主上的猜忌，最终被迫离开。如今在杜伏威手下，难道他会突然变得温顺如羊？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单方面所致，杜伏威在这其中也难辞其咎。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杜伏威还是李子通，都是乱世中的枭雄人物。而这类人物往往具备一个共同特征——胸襟有限、疑心颇重。虽然杜伏威表面上对李子通的到来表现得十分欢迎，但内心却早已充满戒备与猜忌。
杜伏威对李子通因左才相事件而被迫离开的情节应当有所了解，尽管李子通表面上归附了杜伏威，但内心始终心存戒备，两人关系犹如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终究只是貌合神离。时间一久，杜伏威自然会对李子通施以打压手段。李子通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于是萌生退意，决定主动提出“辞职”。但他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手底下也有兄弟，岂能任人宰割？
最终，冲突不可避免，双方终将兵戎相见。
率先发难的是李子通，他派遣手下突袭杜伏威。毫无防备的杜伏威措手不及，惨遭败北。幸亏其部将王雄诞挺身而出，在危急关头抱着杜伏威躲入芦苇丛中，方才逃出生天。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杜伏威尚未喘过气来，隋将“来整”又率军前来讨伐。此时的杜伏威，宛如被通缉的逃犯，处处受敌，寸步难行。此战再度惨败，所幸有部将西门君仪之妻王氏相助，她力大无比，背起杜伏威一路狂奔，这才侥幸脱险——这也是杜伏威人生中最狼狈的一段经历。
人都会有低谷，关键在于能否在困境中坚持信念。只要意志坚定，终将迎来转机。阳光总在风雨后。
值得庆幸的是，来整不仅攻打杜伏威，同时也重创了李子通。这场混战，恰似“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现实写照。对于李子通而言，此举无异于损人不利己。他原本只想另立门户，本可买卖不成仁义在，既然选择离开，又何必采取极端手段？这一举动反而为自己树下强敌，也为日后杜伏威的大举反击埋下了伏笔。
杜伏威的军队经历了两次生死考验，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已经无力逐鹿中原，只能在各地展开游击战，并不断吸纳流民以壮大自身力量。好在经过半年时间的休整，他的队伍又扩充至数万人，并成功占据了江都附近的六合县，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炀帝杨广巡幸江都，而杜伏威正好就在其眼皮底下活动。为了确保皇帝的安全，杨广派遣大将陈棱率领八千精兵前去讨伐杜伏威。虽然这支部队人数不多，但却是隋朝真正的精锐之师。
此前我们提到过，为了镇压各地起义军，杨广已将原本用于守卫皇宫的禁军也投入了战场，而这八千人正是其中最精锐的部分。可以说，这是杨广手中最强的一张牌，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陈棱身上。
临行前，杨广只对陈棱说了一句话：“剿灭杜伏威，提着他的脑袋来见我。”
陈棱的确是个能征善战之人，早年曾率军远征琉球（今台湾），俘虏琉球王族，为隋朝立下赫赫战功。然而，这位猛将在面对外敌时所向披靡，可一旦对付起国内的起义军，却显得力不从心。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常？但事实确实如此。这次讨伐杜伏威，陈棱带着八千禁军出征，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彻底折损在这场战役中。
起初，陈棱依靠更为精良的军队训练和装备，接连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几次击败杜伏威，逼得后者四处逃窜。幸运的是，陈棱兵力有限，无法彻底消灭杜伏威，这才让杜伏威得以喘息，勉强维持住了战局。
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充分暴露了陈棱在战略决策上的严重失误。
事情是这样的：隋炀帝杨广抵达江都后，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江淮地区的百姓生活迅速恶化，进入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苦状态。据史书记载，人们先是采摘树皮树叶充饥，后来连这些都没有了，只好煮泥土来吃。到最后，几乎所有的食物都被吃光，竟然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
在中国历史上，“人相食”的情况虽然并不罕见，但大多出现在边远偏僻、天高皇帝远的地区。而江都本是富庶之地，又是天子所在之地，居然也出现这种人间惨剧，足以说明杨广根本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隋朝要是还能继续维持统治，那才真是奇迹。
其实当时各地的官仓中还储存着大量粮食，完全有能力赈济灾民。要知道，隋文帝时期非常重视国家粮食储备，就是为了应对突发灾难。如今“灾难”已经降临，可杨广正沉浸在享乐之中，对民间疾苦视若无睹。地方官员又不敢擅自做主，没人敢违背命令私自开仓放粮，于是百姓只能在饥饿与绝望中挣扎求生。
吃饭问题始终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大事。既然朝廷无力赈灾救济，那也只能说声对不起了皇帝陛下，我们实在是饿得没办法，听说杜伏威能让我们吃饱饭，所以我们决定投奔他。
正因如此，杜伏威趁机吸纳了大量难民，队伍迅速壮大，兵力很快超过了陈棱。
随着实力增强，杜伏威主动向陈棱发起挑战。
此时的陈棱头脑还算清醒，意识到形势不利，任凭杜伏威如何羞辱谩骂，甚至骂到祖宗八代，他也坚决不出战。这下可把杜伏威急坏了。
总不能一直这么耗下去吧？陈棱可是正规军，吃的是国家粮饷，而自己这边靠的是自力更生，除了打仗还得解决吃饭问题，哪能长期僵持？
怎么办呢？
杜伏威灵机一动，想起了当年诸葛亮对付司马懿的办法。他派人给陈棱送去了一套女人的衣服，意图羞辱对方、激其出战。不仅如此，他还给陈棱起了个外号叫“陈姥”（也就是陈老太太），极尽嘲讽之能事：你要是不敢打，那就回家带孙子去吧！
虽然杜伏威有诸葛亮般的计谋，但陈棱却没有司马懿那样的定力和智慧。
事态发展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陈大将军怒火冲天，当即下令全军出击。
这场战斗异常惨烈，杜伏威亲临前线，奋勇杀敌，却不幸被冷箭所伤。关键时刻，他展现出惊人的血性与胆魄，怒声喝道：“若不杀了你，我绝不拔此箭！”随即如同当年夏侯惇般，带箭冲锋，直扑敌阵，一刀将那弓箭手斩于刀下。
如此悍勇无畏、近乎疯狂的作战方式，令陈棱军队上下震惊不已，士兵们心中惶惑不安：“这位兄台明明中箭，怎么还像没事人一样？难道真是天神下凡不成？”
恐惧之下，军心动摇，阵脚大乱！
最终，陈棱部队溃不成军，几乎全军覆没。“陈老太太”虽侥幸逃脱，却也只能孤身单骑逃回江都。
经此一役，杜伏威声威大震，乘胜扩张势力，接连攻占高邮、历阳等战略要地，并在历阳自封为总管，任命辅公祏为长史。从此，杜伏威成为江淮一带举足轻重的人物，真可谓“一声令下，山河震动”。
由于杜伏威在江淮地区的活跃，大量隋军兵力被牵制，这在无形中减轻了北方义军的压力，也为李渊后来起兵反隋提供了有利的战略环境。
李渊的隐忍与抉择：起兵背后的真相
在隋末乱世中，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枭雄纷纷揭竿而起，搅得隋炀帝杨广焦头烂额。即便身边宫女歌声再动听，也难掩他内心的惶恐与不安。然而，在这场群雄逐鹿的风暴中，真正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却是那位表面上低调隐忍、实则深谋远虑的李渊。
当各路豪强以各种方式对隋朝发起冲击时，李渊也在暗中积蓄力量，准备迎接属于自己的时机。他曾目睹杨谅起兵失败的教训，深知贸然行动只会招致灭顶之灾。因此，直到大业十三年（617年），他才最终决定挥旗起兵。
关于李渊起兵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胆怯之人，迟迟不敢迈出关键一步，直到被儿子李世民和一众谋士劝说后才被迫走上反叛之路。但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片面。
如果你也持这样的观点，那么我要说——你错了。李渊并非被动卷入乱局，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他的“迟疑”恰恰是其老成持重的表现，是他为保全家族、等待最佳时机所做的冷静判断。
李渊的苦衷在于：身处风雨飘摇的隋朝末世，既要应对朝廷内部的猜忌与监视，又要权衡天下局势的变化。他不是优柔寡断，而是在等待一个既不会引起朝廷过早警觉，又能确保一击必中的关键时刻。
正是这份隐忍与智慧，最终成就了大唐王朝的奠基之举。
这一系列举动再次凸显了李渊作为一位老练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此前我曾提到，李渊表面上沉溺于享乐，实际上是在施展“韬光养晦”的策略。一方面是为了避开隋炀帝杨广的耳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起兵时机尚未成熟。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太原作为当时隋朝的重要军事据点，周围遍布朝廷重兵。若在此时贸然举旗反叛，极可能被迅速镇压。前有杨谅、杨玄感等人失败的例子，足以引以为戒。
其次，王威与高君雅两位心腹被杨广派来监视李渊的一举一动。他们暗中不断向皇帝汇报情况，使得李渊不得不处处设防，连亲生儿子李世民劝其起兵时，他也只能以“假意责罚”应对，甚至说要把李世民送官法办。这种表演不仅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也展现了他在高压环境下非凡的应变能力。
再者，忠君思想在那个时代根深蒂固。李渊身为隋室重臣且为皇族姻亲，深受传统礼教影响，要他背负“叛主”之名，并非易事。尤其考虑到他并非走投无路之人，而是一个拥有稳定地位和前途的高级官员，更不会轻易走上造反之路。
综上所述，李渊并非犹豫不决，而是静待最佳时机——既能顺应大势推翻腐朽的隋朝，又能保全自身名声，以便日后稳固帝位。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绝非偶然，而是源于长期的隐忍、周密的谋划以及对局势精准的把握。只是谁也没有料到，真正起兵的契机来得如此突然，让这位老练的政治家也不禁措手不及。
大业十三年（617年），突厥大军南下侵犯边境。李渊与副将高君雅、马邑太守王仁恭联手抵御，结果却遭遇惨败。战败的消息传到江都，隋炀帝杨广听后面色平静，缓缓下令：“立刻派遣使者前往太原，将李渊与王仁恭押解回京问罪！”
这一刻，李渊终于意识到——杨广，是你逼我走上反叛之路！
别无选择的决定
这场失败彻底激怒了杨广。他心中怒火中烧：“李渊，你明知天下动荡不安，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添乱！你是喝醉了，还是昏了头？你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谋略都去哪儿了？”
皇帝震怒，后果不堪设想。命令很快下达：李渊即刻被就地免职，等待进一步处置。
李渊内心开始忐忑不安。此时全国各地民变四起，局势失控，而自己偏偏在关键时刻失利。他悔恨不已，心想：“早知道就不该让王仁恭和高君雅出战，他们根本不是将才，完全是草包一个。”
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李渊开始担心接下来的命运：“杨广如今疑心重重，动辄杀人，更何况我这次确实打了败仗……恐怕性命难保！”
想到这里，李渊咬牙切齿：“杨广，你还记得当年你在雁门被围困时，是我率军拼死把你救出来的吗？如果早知今日，我真不该出手相救！不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这些年我隐忍谋划，就是为了这一天。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反了！”
其实，李渊对隋朝早已心生异志，只是始终克制着。但今天，他终于下定决心：从现在起，与杨广彻底决裂，再无回头路。
将杨广逼入绝境
当李渊终于下定决心起兵反隋，并紧锣密鼓地与心腹们谋划一切时，命运却突然给他开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
一道来自长安的新诏书送达——出人意料的是，这道圣旨并非责罚，而是赦免。杨广宣布免除李渊的一切罪名，官复原职。
“这是怎么回事？杨广转性了吗？”李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是哪位天上的神仙大姐动了恻隐之心？”
虽然内心狂喜，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原本用来造反的正当理由消失了。李渊一时之间竟有些迷茫。
“要不……我们再等等？现在没有借口了。”
然而，理智的声音提醒他：你已经走得太远，所有人都知道你要谋反了。即便你现在收手，杨广也不会放过你。既然如此，那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于是，李渊咬牙决定继续推进计划。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他也宁愿粉身碎骨，也不愿坐以待毙。不过，既然决定了起兵，就必须步步为营、谨慎行事，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要精心布局。
第一步：召集亲人。
当时李建成与李元吉还在河东郡，女婿柴绍（平阳公主之夫）则在长安。李渊立刻派人秘密通知他们，务必尽快赶到太原。否则，一旦他在太原举旗，留在外地的亲人恐怕会立刻成为朝廷的刀下亡魂。
第二步：争取民心。
造反不是街头斗殴，不是几个人抄家伙就能成事。它需要广泛的支持与基础。群众的力量不可忽视，而李渊深谙此道。他知道，想要赢得百姓的支持，首先要让他们对隋朝失望甚至痛恨。
接着，李渊想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计策——让刘文静假传一道隋炀帝杨广的诏令。这道“诏书”声称要征召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等郡中年龄在二十至五十岁之间的男子，全部编入军队，并定于年底在涿郡集结，准备再次出兵攻打高丽。
消息一出，民间顿时怨声四起。
“怎么又要打高丽？这不是没完没了了吗？”
“之前都打了三次了，每次都败北，这次还不又是去送命！”
“我才不去呢！”
“这样的日子还怎么过啊……”
面对百姓的愤怒和不满，李渊心中却暗自窃喜。他要的效果，终于达到了。
接下来，李渊进入了第三步计划：开始招募军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隋唐时期，即便是地方大员，所能直接调动的兵力也极为有限。朝廷有明确规定：只有在遇到紧急情况（如外敌入侵、内部叛乱等）时，地方官员才可以临时招募士兵，但必须第一时间上报中央。
如今百姓都知道，只要加入李渊的队伍，就不用被派往高丽战场送死。可想而知，一旦李渊开始招兵买马，民众一定会积极响应。然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摆在面前：
眼下并没有发生任何“紧急事件”，没有正当理由，就不能合法地进行征兵。
不过事实证明，李渊的运气确实不错。很快，一个合适的契机出现了——刘武周杀了王仁恭。
那么，刘武周是谁？他的这一举动，又如何为李渊提供了征兵的借口？
刘武周起兵与李渊征兵的契机
刘武周原是马邑太守王仁恭麾下的鹰扬府校尉。他因与王仁恭的小妾私通，担心事情败露而招致杀身之祸，于是铤而走险，策划了刺杀行动。然而，这种私情引发的谋杀若公之于众，恐怕只会惹人耻笑。
为了掩盖真相，刘武周大肆散布舆论，指责王仁恭不恤民情、贪腐成性，甚至编造其生活作风问题，成功煽动民众情绪。趁王仁恭巡视粮仓之际，刘武周发动突袭，将其诛杀。
杀害朝廷命官，这等大逆不道之举一旦传开，隋炀帝杨广势必震怒，严惩不贷。为求自保，刘武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举起了反旗。在他看来，天下群雄并起，自己为何不能逐鹿中原？他迅速展开一系列动作：
1. **集结兵力**：短时间内聚众万余人；
2. **攻城略地**：接连攻陷雁门郡、楼烦郡；
3. **占据要地**：夺取汾阳宫，自封太守；
4. **收买人心**：开仓放粮，赈济贫苦百姓；
5. **借力外援**：投靠突厥，被册封为“定扬可汗”（或作“定扬天子”）。
这一连串举措环环相扣，展现出刘武周非凡的胆识与谋略。他不仅具备与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人相当的实力，更以果断狠辣著称，堪称乱世中的一位枭雄。
随着刘武周势力不断扩张，太原成为其下一个目标。此时，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正苦于缺乏扩军的正当理由。刘武周的叛乱正好给了他一个绝佳的借口——面对北方的威胁，地方长官若不及时招募军队加以应对，不仅朝廷会追究责任，百姓也会对其失职感到愤怒。因此，借平叛之名征兵，显得顺理成章。
然而，李渊并非毫无顾虑。王威与高君雅两位副手虽无将才，却对权力斗争极为敏感。若他们察觉李渊借机壮大自身实力，向远在江都的杨广密报，后果将不堪设想。届时，非但兵马未集，反而可能引火烧身，危及自身安危。
这场局势的演变，既是一场地方叛乱的爆发，也暗藏着更大的政治博弈。李渊能否巧妙利用这一契机，在危机中完成布局，将成为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一步。
如何巧妙引导二人表态？最佳方式莫过于让王威与高君雅主动提出征兵建议。李渊随即召集部下，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应对刘武周之策。
会场气氛凝重，李渊率先发言：
“各位同僚，太原形势危急！山西局势堪忧！我大隋江山岌岌可危啊！”他语气沉痛，言辞恳切。
此话一出，众人哗然。
“唐公何出此言？”有人惊问。
李渊神色黯然地解释：“刘武周背叛朝廷，杀害命官，投靠突厥，现已占据雁门关，距离太原仅三百里之遥。”
“竟有此事？那还等什么？立刻发兵讨伐！”王威率先表态，情绪激动。
“王将军莫急。”李渊故作迟疑，“我也恨不得即刻出兵，只是……”
“只是什么？请唐公明示！”高君雅紧追不舍。
“我们兵力有限，按制应先奏请皇上批准方可征兵。然而陛下远在三千余里之外的江都，待圣旨下达，恐怕刘武周早已兵临城下。若无皇命，擅自调兵，实属大逆不道之举。”
说罢，李渊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王威与高君雅。
两个年轻人果然上钩。
“唐公乃一方统帅，岂能坐视不理？征兵之事，我们替您向皇上解释！”王威与高君雅异口同声，拍胸保证。
“这……不太妥当吧？”
“唐公不必多虑，事急从权嘛！”
这一幕，正是典型的“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这也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会议场合，尤其是年轻人，在表达意见前务必三思而后行，切忌急于表态，否则极易落入圈套。
“李渊，你可别想着按兵不动、保存实力。要不是我们兄弟俩积极推动，恐怕太原早就被刘武周夺去了！别以为我们看不出你的心思。”
嘿，其实你们还真没看透我的想法。两个蠢货，我正等着你们这句话呢。
李渊不愧是老练的政治家，他巧妙地利用了王威和高君雅的急进心态，借势而为，钻了隋朝法律的漏洞，名正言顺地展开了征兵行动。
这次，他一口气招募了三万人马。他知道，真正的权力，从来都是枪杆子里出的。手里有了兵，心里才踏实。
毒计
李渊心中早有盘算，接下来便是安排手下的各项任务。
王威和高君雅满心期待，以为李渊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一部分给他们统领。毕竟二人是副手，在太原的地位仅次于李渊。
“大人，这次我们能分到多少兵力？”他们满怀希望地问道。
李渊听后心中冷笑：“让你们带兵？那我岂不是自毁计划！”
他表面却不动声色地说：“王威，你与裴寂一起负责军粮调度，这可是关乎成败的关键职位，务必尽职尽责。”
又对高君雅说：“你驻守高阳城，密切注意刘武周动向。一旦他出兵，你要抵挡一阵子，若有闪失，唯你是问！”
“那您呢？”两人追问。
“我嘛……嘿嘿。”李渊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
史书记载：“以兵马铠仗，战守事机，召募劝赏，军民征发，皆须决于帝。”也就是说，一切军事大权都由李渊亲自掌控。
真正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牢牢掌握兵权。至于王威和高君雅，他早已决定将他们边缘化。
于是，李渊安排李世民、长孙顺德、刘弘基三人分别统领新招之兵。
李世民与刘弘基大家都不陌生，而长孙顺德则是李世民妻子的族叔。他曾因逃避杨广征讨高丽的战争，被朝廷通缉，后来逃至太原投奔李渊。他的经历与刘弘基颇为相似，虽然身份敏感，但在李渊眼中，他们都是绝对值得信赖的心腹。
“李世民作为我的二公子，带兵理所应当；而长孙顺德与刘弘基虽曾是逃犯，但如今早已是我最亲近之人。让他们统兵，我才放心。”
然而，这一人事安排很快引起了王威和高君雅的警觉。
“什么？竟然让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带兵？李渊到底在想什么？”两人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
“李世民也就罢了，可那两个是朝廷通缉犯啊！怎么能让他们领兵？这事太蹊跷了！”
王威和高君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照理说，咱们才是最应该掌兵的人。李渊不信任我们，反而把兵权交给一帮来历不明的亲信，莫非……他是要起兵谋反？”
“造反？这可是灭族的大罪啊！”
“先前我们还帮他招兵买马，真是昏了头！这个老狐狸，太狡猾了！”
“既然看穿了他的意图，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必须阻止他，为皇上尽忠。”
“不如先抓了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看看李渊作何反应。”
“等等，眼下只是我们的猜测。李渊不让咱们带兵，或许也有他的理由。毕竟我们在太原屡战屡败，换谁来也不敢轻易放权吧。”
“可我还是觉得他动机不纯。”
“那我们去找武士彟商量一下，听听他的看法。”
“好，就这么办。”
武士彟出身富商，早年以经营木材生意发家，后来跻身政坛，成为唐朝开国功臣之一。他之所以在历史上留名，除了自身的政治手腕，更因为他有个赫赫有名的女儿——武则天。
早在李渊尚未起兵反隋之时，武士彟便与他结为密友，并积极劝说其起兵，还献上兵书谋略，因此深得李渊信任，被任命为行军司铠参军，负责军需物资。
他最令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八面玲珑”的处世之道。虽然他是李渊的心腹，却也巧妙地与王威、高君雅这两位朝廷派来的官员维持良好关系。毕竟当时李渊尚未称帝，局势未明，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若得罪了中央派来的人，一个奏折送回江都，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左右逢源的智慧，也被他的女儿武则天继承并发扬光大。可以想象，在平日里，武士彟定是常常与王威、高君雅饮酒对弈、谈笑风生，彼此关系融洽。
正因如此，当王、高二人对李渊重用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心生疑虑时，才会特意找上门来商量：“武参军，你觉得让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带兵合适吗？他们可是曾被通缉的要犯。我们打算将他们拿下，你意下如何？”
这一问，可真是问对人了。武士彟表面上不动声色，心中早已盘算妥当。他既不能得罪王、高二人，又不愿背叛李渊，于是巧妙应对，既保全了自己，也为李渊化解了一场潜在危机。
武士彟是个精明的商人，与王威和高君雅相比，他的心智成熟得如同成人面对两个懵懂孩童。
“虽然咱们关系不错，但你们难道不知道我的心早已归属于唐公吗？”他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却将立场表达得清清楚楚。
“哎呀！这个恐怕不太好办吧！”武士彟故作沉稳地说道，随即缓缓吐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是唐公的人，如今在唐公的地盘上，二位要抓他们，恐怕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吧？”这话表面看似劝解，实则暗藏威胁，却又让人挑不出毛病。真是滴水不漏！
“嗯，还是武参军考虑得周全啊，看来这事还得从长计议。”王威和高君雅被这番话唬得一愣一愣，最终只能点头称是。
“谢谢理解！”武士彟微微一笑，心中却已胜券在握。
就这样，王威和高君雅被成功忽悠过去，暂时按兵不动。
然而，随着李渊一方起兵的准备工作日益明显，造反这件事也逐渐浮出水面。即便王威和高君雅再迟钝，也察觉到了异常。作为隋朝的忠臣，他们自然不愿坐视不理。
“李渊，只要有我们在，绝不能让你得逞！”两人咬牙切齿地发誓。
“虽然我们曾经并肩作战，出生入死，但既然你选择了造反这条路，那就别怪我们翻脸无情！”他们冷冷地想着。
于是，二人密谋，准备出手——一条狠辣的计策悄然成形。
将计就计
王威与高君雅决定铲除李渊。王威与高君雅心知肚明，如今在山西的地界上，到处都是李渊的亲信势力。若选择正面冲突，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他们手中并无实权，更谈不上掌控军队。
作为朝廷派出的监察官员，他们无法坐视李渊公然谋反而无所作为。于是二人商议出一个智取之策：借着山西大旱为由，让李渊亲自前往晋祠主持祈雨仪式，趁机将其除掉。
他们盘算着，只要李渊一死，他手下那帮人自然会作鸟兽散，届时自己便可顺理成章接管山西大权。
从现实角度看，这个计划并非没有可行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干旱祈雨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地方主官责无旁贷。李渊身为山西最高长官，很难推辞这项“神圣职责”。
更重要的是，为了彰显诚意，祈雨仪式期间不宜携带过多护卫。这正是下手的最佳时机。得手后带着李渊首级赴江都邀功，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然而现实难题摆在眼前——他们手中并无可用之兵。即便李渊不带护卫，其子李世民恐怕也会随行左右。那是个骁勇善战的人物，若察觉异样，恐怕难以轻易得手。
既然不能依靠李渊的部属，那就只能另辟蹊径。经过一番思量，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基层官员——时任晋阳乡长的刘世龙。此人平素行事低调，性格沉稳，在王、高二人眼中正是个可靠人选。
然而，刘世龙却是个十足的老江湖。
“刘乡长，我们兄弟俩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哎呀，两位大人亲自前来，真是让我蓬荜生辉啊！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咱们好商量，好商量！”他笑呵呵地说道。
“李渊这老家伙，胆大包天，竟敢心怀不轨。我们打算在他主持求雨仪式的时候动手除掉他。不过眼下我们人手不足，想请您在本地招募些兵士支援我们。事成之后，我们一定向皇上举荐，保您高升发财！”
“没问题，没问题！我早就看李渊那老头不顺眼了，你们放心，招兵的事就交给我了！”
“嗯，刘乡长果然识大体、明大义。只是此事万万不可泄露出去。”
“您放一百个心！我这张嘴，什么时候漏过风？”
按理来说，上司交代的任务，刘世龙是不敢违抗的。可这次的情况有点不同寻常。
等王威和高君雅一走，刘世龙便立刻行动起来——但他并没有去征兵，而是转身去向李渊通风报信。原来，他与李渊之间有着一层外人不知的隐秘关系。这一点，王、高二人显然并不知情。
早在李渊初到山西任职之时，刘世龙便在裴寂的引荐下前去拜见。出乎意料的是，身为地方最高长官的李渊并未以权压人，反而态度谦和、热情款待，并诚恳地向刘世龙请教治理之道。这份平易近人的姿态令刘世龙深受感动。一个身居高位者竟能如此礼贤下士，让这位小小的乡长心生敬仰，从那时起便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定当竭尽所能回报李渊。
如今机会终于到来，而且是关乎李渊生死存亡的大事，刘世龙自然不会错过。“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果然不假。李渊的为人处世方式，正是他日后成就大业的关键所在。
纵观古今，能够成就一番伟业之人，除了具备胆识、智慧与坚韧不拔的意志之外，往往还拥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人格魅力。而刘世龙作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却在历史转折的重要节点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恰恰印证了那句话：“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要轻视任何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生命，每一个个体都值得尊重，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无数水滴汇聚成江河，无数人物也共同构成了历史的洪流。在这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中，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着时代的前行。
当李渊得知王威与高君雅意图刺杀自己时，他并未表现出愤怒。因为他深知，当一座大厦即将倾塌，总有人会试图力挽狂澜。即便最终无法阻止崩塌的命运，那份坚持与牺牲的精神依然令人动容。
“愚蠢至极，却又忠义可嘉！”这是李渊对他们的由衷评价。
我敬你们的忠诚，但可惜我们志不同道不合。在这条你死我活的路上，若想成功，我只能选择让你们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