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书院又叫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南都书院，国子监等等。位于商丘古城南湖畔，是古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历史上记载“州郡置学始于此”。
商丘的曾用名——应天府，通俗的讲，曾是一座像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华盛顿、中山、秦皇岛等一样，以帝王或开国领袖之名所命名的城市。
应天府，北宋之前叫宋州。应天之名，来自宋太祖赵匡胤的尊号。
“应天”一词，最早出现在伏羲时期的《简易道德经》里：“推天说：一无天，二少天，三常天，四顺天，五应天，六违天，七采天，八取天，九纳天。”这是太昊伏羲以简易图推理出的天象。
从一切顺天发展到应天，表明人们思想的进步。“应天”意思是“响天”，这是一种人心虔诚，即便为生活，也不违背天的想法。
北宋科举考试规模日益扩大，但宋初的官学却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士人对学习有很大的需求，但是很难找到学习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政府研究空白的作用，为学者提供了学习的场所。宋朝朝廷提倡儒学，鼓励私塾。
宋初提倡文治，但当时国家无力设立大量官学，所以朝廷多方面表彰和赞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等著名书院都得到了朝廷不同形式的支持，如书籍、匾额、研究领域、对校官的奖励等，这无疑是推动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原因之一。
应天书院，其原名为睢阳书院，五代后金时商丘人杨悫创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将应天书院破格升为官学，另命名为“应天书院”。从此睢阳书院正式称为“应天书院”。大中祥符七年，应天府变为为南京，成为宋朝的都城，应天书院也被称为“南京书院”。宋仁宗三年，应天书院破格升为“国子监， 一跃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也是中国唯一升为国子监的古代书院。
北宋时期的书院大多位于山中胜地，而应天书院位于繁华的闹市，人才济济。在晏殊，范仲淹等人的不断改革下，应天书院逐渐发展成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
宋仁宗三年，主管宋廷参政事的范仲淹，提出了“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并采用胡瑗的教学方法改革当时的教育制度。当时，应天府升格为官学，自然改革先在此施行，改变了当时崇尚辞赋的肤浅学风，开始变得重义、重时事、重现实。
范仲淹在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以德为师”，不以科举考试为终极目标”。在他的“学习秩序”中，学习、质疑、思考和辨别最终在“做”中得以实现。后人建立了《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回顾了范仲淹的讲学生涯。
应天书院，是一所由私学进阶为大宋第一书院的牛校，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私学。应天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时的后晋（936—947年）。唐朝覆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应天府书院的前身——睢阳学舍由此而生。当时有商丘人杨悫乐于教育，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创办睢阳学舍，聚众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后，学校曾一度关闭。
第二阶段：府学。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邑民富人曹诚，在戚同文旧学之地出资300万金，造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并于次年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院，以曹诚为助教，建立了书院。“博延众生，讲习甚盛”，愿以学舍入官，真宗皇帝大为嘉叹，“面可其奏”，下诏表彰，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知政事陈尧佐“题其榜”，赐名“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宋会要》里载有1009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对书院赐额的这份诏书。从此，应天书院取得了官学地位，书院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宋人有“州郡置学始此”之载。
第三阶段：国子监。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又升格为南京，为宋朝陪都之一。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范仲淹因丧母守制商丘，受知府晏殊之聘，主持应天书院。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参政“庆历新政”，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与东京（今开封）、西京（今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改革当时教育系统，应天府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应天书院曾经创下过有“七榜五十六”和“一榜双魁”的辉煌纪录，学子们“不远千里”“皆归之”，热闹一时。
应天书院从学舍到书院，从私学到国子监，从一次辉煌步入又一次辉煌，除范仲淹外，杨悫、戚同文、曹诚三人开创性的贡献功照千秋。
杨悫可谓应天书院的开山试斧者。约于公元930年，五代后晋时的宋州虞城邑人杨悫应时代之需，开办起“睢阳学舍”，就是应天书院的前身。杨悫得赵直将军支持，一生“乐于教育，聚徒执教”。
戚同文是宋州楚丘人，从小双孤，聪慧过人，日诵一卷，被杨悫收养并送读《礼记》。后在杨悫的教导和影响下，读书累年不解带，通古今经史。《玉壶清话》有：“戚同文，宋都之真儒也，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
戚同文继承了杨悫的教育事业，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和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力行到“天下同文”，故取名“同文”，被尊为北宋初期著名教育家。杨悫后来将自己的妹妹许他为妻，同时也把“睢阳学舍”托付于他。
戚同文死后三十余年，应天府人曹诚，在原有基础上，造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不久，曹诚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持，将学校“入官”。这也是应天书院的一次应时之举。宋真宗皇帝表彰他的义举，下诏赐额“应天府书院”，并将书院升格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国家学府。公元1011年，学子张师德（睢县人）考中状元，四方学子复辏。此年，范仲淹也慕名来到应天书院求学。
应天书院曾创下“七榜五十六”的辉煌。据《宋史》和《中国通史》载：北宋太祖年科举考试每年一次，每次录进士十人左右，十六年共录九十六人。据不完全统计：961年状元张去华（睢县人）、 967年状元刘蒙叟（宋州宁陵人）、968年状元柴成务（宋州楚丘人）。
“大中祥符二年诏书”中的许骧、宗度、郭成范、董循、陈象与、王励、滕涉等七人都是戚同文的门人。范仲淹的岳伯李昌图（宋州楚丘人，国子监博士）、李昌龄（太宗宰相）、岳父李昌言（太子中舍）兄弟三人均为“七榜五十六”人员。太宗年枢密使楚昭辅、转运使李惟清、王怀隐、向敏中（均宋州人）及戚同文的儿子戚维、戚纶也是戚同文弟子……应天书院造就如此众多的人才，在宋初书院中实为少见。
明正德六年，应天书院随商丘古城迁城迁至城内小隅首街北。现仍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之地。
后在宋钦宗时毁于战乱。直至明嘉靖时，御史蔡瑷又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沿用旧名。但不久，宰相张居正于万历七年（1579年）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应天书院没能逃过此劫。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陈锡格重修应天书院，但短暂的辉煌后又被废止。
今天的应天书院位于绿波荡漾，风光秀丽的商丘古城南湖岸边，在原来的旧址，委托河南大学古建筑研究院设计，按照历史文献记载的原貌，重新修建而成。
总投资1920万元，占地面积达52亩，现书院内的主要景点有：崇圣殿、大成殿、前讲堂、书院大门、御书楼、状元桥、教官宅、明伦堂、廊房等。如今的应天书院三面临湖，环境幽静，成为商丘古城最重要的景点，成为众多游客瞻仰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传统国学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