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

锏骑马

       “年”,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风俗、道德等在“年文化”中不断赓续和传承。旧时“过年”,民间有祭灶拜神、祈福辟邪、迎喜纳福等风俗活动。而“年画”作为中国社会对于风俗信仰的朴素反映,题材包罗万象,堪称一部民间生活和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同时,年画不仅是节日的装饰,还有深厚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寄托着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夜读春秋图》 清乾隆时期,套版彩绘,姑苏版年画

       年画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也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亦是常见的民间工艺品之一,早在汉代就出现了,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汉代时,春节流行“贴门神”——人们把传说中的门神像贴在门上,以驱邪避灾,这是年画的雏形。到了宋代,一些繁华都市的纸马店每到春节都出售年画,“纸画”,其题材已扩展到社会生活、历史人物等领域。明代时,年画称作“画贴”,已完全为民间所接受,社会上出现了多色套印的精美年画。清代称为“画片”“画张”“卫画”等,尽管年画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年画”一词直至清道光年间才首次见于《乡言解颐》书中——“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

姑苏版年画《摇钱宝树 富贵荣华》

        在长期的传承与发展中,年画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节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也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文化传统——其色彩鲜明,手法夸张,构图饱满,形象优美,题材丰富,雅俗共赏,而且充满了佳节喜庆的热烈氛围和普天同庆的社会习俗,反映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从年画中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年俗的发展历程和社会风俗的记录,是春节文化的浓缩和定格,是春节文化的活化石,是“年”的最好诠释。

《金玉满堂图》

       在中国,年画产地即有大名鼎鼎“南桃北柳”的苏州桃花坞和天津杨柳青,也有河南朱仙镇、山东杨家埠、四川绵竹,还有湖南滩头、广东佛山、陕西凤翔等:

        杨柳青年画产于天津杨柳青镇。始于明代,清末鼎盛。其特点是:构思巧妙别致,线条流畅清新,敷彩古朴典雅,气氛祥和喜庆,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

       桃花坞年画产于江苏苏州市桃花坞。始于明代,清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其特点是:印刷兼用着色和彩套版,构图对称、丰满,色彩绚丽,具有精细秀雅的江南地区民间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吉祥喜庆、民俗生活、戏文故事、花鸟蔬果和驱鬼避邪等中国民间传统审美内容。

        杨家埠年画产于山东潍坊市杨家埠。始于明末,清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其特点是:想象丰富,概括浪漫主义、象征和寓意的手法表现主题;构图完整、饱满、匀称;造型夸张、简练、粗犷、朴实。

       绵竹年画产于四川省绵竹县。始于明末,盛于清光绪年间。其特点是:绘画性强,色彩鲜艳明快,线条古朴流畅,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朱仙镇年画产于河南开封市朱仙镇,是中国最早年画产地。始于唐代,盛于明清。其特点是:刻线粗犷奔放,构图饱满紧凑,人物造型浪漫夸张。

1957年 《嫦娥奔月》 金梅生

       传统民间年画多用木板水印制作。旧年画因画幅大小和加工多少而有不同称谓。整张大的叫”宫尖”,一纸三开的叫”三才”。加工多而细致的叫”画宫尖”、”画三才”。颜色上用金粉描画的叫”金宫尖”、”金三才”。六月以前的产品叫”青版”,七、八月以后的产品叫”秋版”。

       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之龙头,属第一批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中国民间木版年画遗存丰富,但由于其为应时之物,用后即弃,故这些民间美术作品多已散逸。

《麟儿传灯图》 清乾隆时期 套版彩绘 姑苏版年画

1956年 《苏武牧羊》 陆泽之

       一张年画,数百年来既承载着老百姓的春夏秋冬,也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春节时挂贴年画是我国民间流传已久的传统年俗。岁末除夕之际,在家中贴上几幅色彩艳丽、寓意吉祥的年画,既装点了欢庆红火的新年气氛,也寄托着人们对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

       我国民间年画产地分布非常广泛,由于生活环境和风俗的不同,各地区年画的形式和风格也各具特色,木版年画则有“南桃北柳”之称。“南桃”是指苏州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北柳”是指天津的杨柳青木版年画。

        拥有400多年发展历史的杨柳青木版年画,以其绘制精细、寓意祥和、雅俗共赏的风,蕴藏着古老而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广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是我国年画艺术的杰出代表。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自明末兴起,数百年间街市画店林立,画作精品荟萃,名工巧匠辈出,在全国各地民间年画中独树一帜。清中期杨柳青年画开始流入宫廷,由此名声远扬,各地都争贴杨柳青年画引以为贵,杨柳青年画一度曾达到艺术鼎盛时期。但自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近代帝国列强的入侵、农村经济的凋敝以及连年战乱影响,杨柳青年画逐渐由盛而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寇铁蹄践踏下,杨柳青年画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许多经营上百年的画坊纷纷停业倒闭,大量珍贵的年画古版遭到损毁破坏。至天津解放前夕,杨柳青木版年画已良工凋谢,后继乏人,其最为重要的年画传统绘制技法也濒临失传的绝境。

     《人民日报》刊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保护和传承及时给予了关切和重视,多次组织专家和年画老艺人对杨柳青年画的传统工艺和珍贵古版进行抢救、搜集和整理,使这项珍贵的传统民间艺术重获新生。1953年,韩春荣、霍玉堂、张兴泽等几位年画老艺人自发组织建立了“杨柳青年画生产互助组”。其后,在政府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杨柳青年画生产合作社”,使中断已久的年画生产得以重新恢复。1958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由天津荣宝斋、天津德裕公画庄和杨柳青年画生产合作社成立了天津杨柳青画社,作为天津美术出版社下属单位,将年画的研究、创作、生产、出版和销售集于一身,成为一家专门致力于杨柳青木版年画保护和发展的专业机构。 

      年画是适应欢庆春节需要的风俗节令画。“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北宋王安石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描绘的就是“过年贴年画”这一年俗中的仪式性活动。

       年画产生的确切年代尚有待考证,目前所知它与上古时期的年节活动有密切的关联性。一般认为,“过年”最早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除旧迎新的仪式包括了驱邪纳福的内容,如放爆竹、饮屠苏酒、吃却鬼丸、舞傩驱邪以及贴春联、贴年画等。

神荼郁垒门神,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套板彩绘,清代,李文墨藏

       中国门神画先以虎作为题材,画于天子门上,到汉代才出现起源于古代神话故事的神荼、郁垒二人作门神的习俗。宋代,随着手工业空前发展,出现了木版雕刻刷印的纸质门神画,除传统的神荼、郁垒二神及武士,出现了文臣朝官形象,形成了大门贴武士、院内厅堂两侧贴文官的风俗。自宋之后,门神的神性功能逐步淡化,门神形象多由通俗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担任。

      年画的题材包罗万象,总计画样有两千多种,是一部地域文化的辞典,从中可以找到各个地域鲜明的文化个性。这些个性因素,不仅在题材内容里,从各个年画产地习惯的体裁、用色、线条及其不同的版味,也能一眼识别出来。由年画可以认识全部的中国民间,堪称一部民间生活百科全书。

🔹神仙与吉祥物:包括狮、虎、鹿、鹤、凤凰等瑞兽祥禽,莲花、牡丹等花卉、摇钱树等虚构品,象征吉利祥瑞的意义。

🔹世俗生活:通过自身的观察与感受表达现实生活,主要包括人们的生息劳作、节令风俗、时事趣闻等。

🔹娃娃美人:表达人们早生贵子、夫妻和美的良好愿望。

🔹故事传说:大多取材于历史事件、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笔记小说以及戏曲等。

       年画画面线条单纯、色彩鲜明、气氛热烈愉快,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它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更是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祝福,反映了人们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同时,年画更是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也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对于那些时事题材的年画,还是一种百性喜闻乐见的媒体。

民俗

       古语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风俗,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风俗。我国的56个民族有其各具特色的风俗,即使是一个民族也会有不同的分支,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风”?什么叫“俗”?风俗其实就是民间人们生活文化的一种高度概括。它起源于民众的群体生活需要,其中包含了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文化。换言之,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区的民众都有其独具特色和个性的风俗。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身的民族风俗特色,在千百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民俗文化。

       民俗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种制度,但它却比任何一种制度都更加深入人心。因为人们习惯于要么服从权威,要么服从于习惯。对于流传下来的规范,人们往往不问对错,只是严格的遵守。

树高千尺而根在沃土,中华民族的根就在以传统民风民俗为缩影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姓名

       姓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标志和符号,它的社会功能是人们藉以相互区别的标志。人们在选择姓名时有着种种原因和道理,所以它隐含着一个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信息

       中国姓氏,寓意深远,源远流长。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承载了无数代人的情感与记忆。每一个姓氏都有其独特的来历和故事。与此同时,中国的称谓文化也极富特色,敬称和谦称的使用规则,无不体现出中国人的礼仪之邦:

        以祖先的图腾为姓,即以所崇拜的动、植物名称为姓。如,牛、马、龙、熊、杨、李、林等。

        以封地为姓,即以朝代名或国名为姓。如,赵、宋、秦、韩、齐、陈、管、曹、蔡、魏等。

       以居住地为姓,即以祖先居住的地方为姓。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大夫分别居住在都城的四隅,东郭、西郭、南郭、北郭,由此便以东郭、南郭为姓。郑大夫住在西门,由此便以西门为姓。

        以官职为姓,即以祖先担任的官名为姓。如,“司徒”是古代掌管 教育 和文化的官职,“司马”是掌管军事的官职,他们的后代就以这些官名为姓。

       以职业为姓,即以祖先的职业为姓。如,石匠姓石、制陶人姓陶、巫术者姓巫、屠夫姓屠、乐手姓乐等。

       以颜色名称为姓,即以 自然 界的颜色作为姓。如,白、黄、蓝、青等。

      中国女性无论结婚前后都保留自己独立的家姓,即男女各姓。但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按照传统习惯妇女结婚后一般都要使用丈夫的姓,即妇随夫姓。如,Marie White 小姐与John Brown先生结婚,婚后女方的姓名为 Marie Brown。香港地区的妇女结婚后往往将丈夫的姓加在自己的姓名前。

       移步至国外,姓氏与称谓文化又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在欧美国家,姓氏多随父,而称谓文化则更注重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分。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Mr.和Mrs.是正式场合的称谓,而日常生活中的昵称和绰号则更加常见。

本命

今朝吴与洛,相忆亦欣然,梦得君知否,俱过本命年。

《七年元日对酒》唐·白居易

万家•民俗

     “本命年”这种观念最初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旧为五行数命回归之年,即60年一本命年,民间通常把“本命年”也叫做“槛儿年”,即度过本命年如同迈进一道槛儿一样。现指是十二年一遇的农历属相所在的年份,俗称属相年。为了趋吉避凶,古人制定了丰富的习俗和禁忌,以在本命年中化解潜在的不祥之气。干支纪年法是古代中国独特的计时方式,它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来表示年份,形成了一种十二年为一个周期的系统。每个年份都对应着一个干支组合,而“本命”则是指与个体出生年份相对应的干支组合。

      本命年的红色讲究应该是源于民族传统对于红色的崇拜。中国人把红色视为喜庆、成功、忠勇和正义的象征,尤其认为红色有驱邪护身的作用。红色辟邪,红色吉祥,这种观念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驱邪和解除灾殃的方式多与红色事物有关,世间也被称为“红尘”。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血的颜色、是火的颜色,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尚红思想却没有变。新年贴红对联,传统婚嫁的红嫁衣、红盖头、红蜡烛等等,不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要用红色来增添喜庆。

       大年三十,人们便早早地穿上红色内衣,或系上红色饰物,有的随身佩带的物件也用红丝绳系挂,用来迎接自己的本命年,以期藉此祈求神明庇佑。这些物品被认为具有辟邪驱凶的作用,是古人对抗本命年可能带来的灾祸的一种信仰表达。这些为本命年辟邪的红色什物就是人们常说的“本命红。”

       生肖文化是中国民俗文化中的一枝独秀,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动物崇拜,并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图腾现象相融合,是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独特标识之一。中国习惯用十二生肖记人的出生年,每十二年轮回一次。如子年出生的人属鼠,再遇子年,就是这个人的本命年,即个人出生时的属相,恰好是和当年属相相同,这一年就被称作本命年。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镒建言: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谓支干相承,虽止於六十,本命之外,却从一岁起首,并不见当生纪年;若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犹见本年号。”元·方回《过白土市》:“丙寅小运流年换,丁亥当生本命过。”

剪纸

剪采赠相亲,银钗缀凤真。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

       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一,也是在我国历史上从未中断过的民间艺术形态之一。一把剪刀,一张花纸,便能创造一方天地。剪纸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岁时节令贴于门窗、墙壁、院落的各种窗花,结婚嫁娶时耀眼的囍字,带有早生贵子等寓意的鱼戏莲、凤凰穿牡丹,用于祭祀的供花、礼花、纸扎等等……作为一种镂空艺术,它能给人以视觉上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

        剪纸艺术,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剪纸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剪纸,作为一种原始艺术的载体,它在造型上总是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它善于将不同空间、时间的物象进行组合,通过一种夸张和变形的手法来改变对象的性质、形式,进而改变自然原形的惯常标准。剪纸的内容很多,寓意很广:祥和的图案企望吉祥避邪;娃娃、葫芦、莲花等图案象征多子,中国农民认为多子便会多福;家禽家畜和瓜果鱼虫等因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剪纸表现的重要内容。追求吉祥的喻意成为意象组合的最终目的之一。

       剪纸,顾名思义就是用剪刀把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这种民俗艺术的产生和流传与中国的节日风俗有着密切关系,逢年过节抑或新婚喜庆,人们把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雪白的窗纸或明亮的玻璃窗上、墙上、门上、灯笼上,节日的气氛便被渲染得非常浓郁喜庆。

       民间剪纸善于把多种物象组合在一起,并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无论用一个或多个形象组合,皆是“以象寓意”、“以意构象”来造型,而不是根据客观的自然形态来造型,同时,又善于用比兴的手法创造出来多种吉祥物,把约定成俗的形象组合起来表达自己的心理。

迎春

       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我们都为过年准备着,紫禁城里也不例外。皇宫里也发红包吗?皇帝初一吃的饺子什么馅儿?宫廷里怎样点灯笼、放炮仗、贴春联?皇帝的厨房已经很豪华了,也需要灶王爷的加持吗?

      紫禁城外的人一定好奇,城里的皇家都是怎么过年的,其实皇家过年和百姓也大致相同:收工放假、打扫房屋、装饰布置、祭祖祭神、互相拜年、吃喝玩乐、举办家宴外加联络感情。

紫禁城里的皇帝后妃、王公贵族们又是怎样庆祝新年的呢,探秘清宫里过年的那些事儿……

祈福迎祥、祭祖行孝、敦亲睦族

勤政亲贤、游艺行乐、欢天喜地

      清宫迎接新年是从书“福”开始的。康熙年间,皇帝在宫中御笔书大“福”,颁赐臣工。雍正帝明确指出,福乃天下之公,而非一身一家之私,刚福封疆大吏,是提醒他们为官一地、造福一方。乾隆帝讲究“福”之典,“皆以季冬朔日在重华宫开笔书福”。

       清宫新年的第一餐也要吃饺子,满族把所有面食都叫饽饽,把水饺称为“煮饽饽。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正月初一寅时,皇帝在乾清宫东侧的弘德殿吃饺子。太监用雕漆飞龙宴盒送来一盘煮饽饽,并将饽饽盘放在大吉宝案的“吉”字上。共送饽饽四个,其中两个包着“通宝”(钱币),吃到有通宝的饺子就表示一年吉利。皇帝吃了三个,剩下一个没有通宝,送到佛堂上供。

       古代,皇帝一举一动无不牵涉国政。过年期间虽有封印仪式,以示休息,仍不免于政务。明窗开笔是皇帝新年举行的第一次书写仪式。皇帝用万年青笔书写吉语笺,为天下苍生祈福许愿。吉语笺写毕,封存于黄匣中,任何人不能开启。直到今天,人们才有幸看到它们的真容。

“过年”与“正月”

        过年,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一年一度的大团圆,是大年三十除夕那一桌满满的团圆饭。春节包括正月和除夕,过年、大年三十、大年夜、除夕都是指同一天。而特定意义的春节指的是大年初一,也就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春节之于中国人,是头等重要的节日。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沟通情感的血脉纽带。

元旦和春节的前身

       从汉武帝起,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把公历1月1日定做“新年”,把农历正月初一称做“春节”,但并未正式命名和推广。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称为“元旦”。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西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一月一日改称为“春节”,阳历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并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专家:

    “元旦”一词系中国“土产” 已经沿用4000多年。每年1月1日,标志着新一年的到来,人们习惯将这一天称为“元旦”,俗称“阳历年”。

天文专家:

     “元旦”一词系中国“土产”,在中国农历中已沿用4000多年,但现行公历“元旦”为1949年所定,随着2021年的到来,它只有“74岁”。

春联

       古老对联的现代生存 让“传统”成为“新传统”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人们开始置备年货、贴春联、放鞭炮喜迎新年。春联,是中国楹联文化的一种。楹联文化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民间已流传千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在新时代,如何感受楹联文化的魅力,传承和创新春联文化是人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春联源于古代的桃符,而最早的春联出自五代。据《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神荼和郁垒二神是源自《山海经》:东海有座山上有棵大桃树,树枝弯曲伸展三千里之外的鬼门,住在山洞里的鬼怪进进出出都要经过鬼门,神荼和郁垒是把守鬼门的门神,只要发现鬼怪做了坏事,他俩就会把他们抓住用芦索绑着送去喂老虎。只有神荼和郁垒才能制服所有为非作歹的鬼怪,所有的鬼怪也都很惧怕这两位神人。于是,民间百姓为求平安,就把两位神人的模样刻在桃木板上,更因为中国民间一直认为桃木本身就具有驱邪避灾的功能,被民间视作有灵气的仙木,挂在家门口,以求驱灾辟邪。

       公元964年,五代西蜀孟昶先是叫学士辛寅逊在桃板上题词,又嫌他写得不工稳,便自己动手写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但后来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上所写的春联则是“三阳始布,四序初开。”此联作者则是唐朝人刘丘子,该联作于开元十一年(723年),比后蜀主孟昶的题联早了240年。但不管如何,从此,题桃符便演变成写春联了。再后来,由于纸张大量生产,人们逐渐用纸代替桃木板。这便是贴春联的开始。

       春联普及盛行于明朝。据《簪云楼杂说》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微行出观,以为笑乐。”曾有记载说他见到一户杀猪的屠户人家没有贴春联,很是生气,问明缘由后,还挥毫泼墨亲笔为这户人家写下一幅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而且,他还为王公大臣们御书春联。赐给中山王徐达的对联是:“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赐给陶安的对联是:“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由于皇帝身体力行,再加上文人墨客的喜爱,百姓的传播,春节贴春联便作为风俗习惯流传下来。

       因为春联,中国人的年味便愈加浓烈;因为春联,中国人的情感遂有了寄寓。贴春联、读春联、品春联,送春联,正是中国春联文化传统与现代传承传播的不同形式。

文化拥军开新篇,福满军营送春联。    

    新婚

       华夏礼制源远流长,其中蕴含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族风貌。在中国传统社会,衣冠服饰被视为“治天下”之道。汉服系统经千年发展,服制成熟。作为殿堂级的非物质遗产,曾为整个“汉文化”圈中多个民族所推崇。婚礼是继冠礼、筓礼之后的人生第二个里程碑:既是男女人生大事也代表了天地之后的伦理之基石,是万物之伊始,人道之根本。与周制端庄,唐制宏达相异,明制婚礼承袭明代礼仪,男着明制婚服,女着凤冠霞帔,华美多姿。

        以明代天子纳后为例子。明代天子纳后不仅礼仪繁缛,规模也很宏大,依照古代时候的“六礼”程序进行,但天子的婚礼没有“亲迎”之礼。完婚的帝后,一般都要拜见皇太后并接受百官、亲王以及内命妇和外命妇的庆贺。即使是亲王,婚姻程序也要依照“六礼”而行。明代庶民婚礼仪式所依据的是《朱子家礼》。也就是说,上层只有“六礼”齐备,婚姻关系才算是成立,而庶民只有“纳采”、“纳征”、“请期”与“亲迎”四礼。普通百姓的婚仪中也有诸如“纳采”“纳币请期”“亲迎””见姑舅”“见祖祢”“婿见妇之父母”以及“飨送者”之类的记载,而其中的“纳采”“纳币”与“请期”的礼俗又在一定程度上仿照了品官的诸多仪式,而且只有媒人,没有宾相。如明代南京地区婚礼在“六礼”基础上保留了自身独有的一些特色,大致可分为“议婚”“订婚”“迎娶”三阶段,且婚姻缔结严格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原则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