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血色高洪口
日军占领五台县城后不久，对各部进行了重新编组，以继续在五台及周边区域“扫荡”，并建立“维持会”等伪组织，以图长期占领。
由于日军吸取了之前围攻作战的教训，此次均以较大兵力编成出击部队，且各路均加强了炮兵，并有飞机助战。其作战亦经过周密筹划，故而以据点式的跃进，做分割企图，意欲将我军活动区域压缩、分割后，使我之回旋余地缩小，其再各路合围打击。
另外这次日军的作战，还大量使用毒气，对我军作战构成了很大威胁。
10月7日，聂荣臻司令员谈到了当时的作战形势：
当敌人开始进攻，我们即决定首先粉碎他一路，以彻底粉碎其围攻；但以敌我力量的对比，每路敌兵力都优于我，技术上、各兵种的配合上，尤其是大施毒气战术上，敌集结火力和兵力步步推进。
我们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战斗，实力虽无大的损失，但敌人有将我压迫于山地之不利环境，逐渐缩小我之活动地区以及截成数小块的可能。
根据以上情况，晋察冀边区重要地区一时势将成为游击区域；为使战争能持久，此区今后斗争方式，拟以8个大队的兵力化整为零（以中队以下兵力分散）开展游击战，而主力需转移地区，在敌人之包围线以外行动。
由此其实也可以看出，在日军集结较大兵力围攻的情况下，以我军当时的条件很难将其大部队歼灭；而在活动空间被敌大为压缩后，团以上建制的集中活动亦比较困难，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更符合当时的实情。
而游击作战也并不像现在的一些网友所想象地那么简单，这种作战样式对指挥员掌握小部队的能力要求很高，同时还要部队具有极强的机动能力和组织力。一旦某个环节出现松动或遗漏，往往就会付出惨重代价。
毕竟敌后军民面对的是凶残而狡猾的鬼子，而不是网络上抗日神剧塑造的的敌人形象。
在我军研究它们作战特点以及优、劣势，并采取合适战术的同时；鬼子也在研究咱们的优、劣势，以及进行相应的战术改进。
日军占领五台县城后，由第109师团编组蚊野警备队（或称蚊野支队）负责守备，并担负向周边村镇“扫荡”的任务。
关于这支部队，我方当时通常称其为蚋野大队，隶属于第109师团第135联队。
但其实日本人并无“蚋野”之姓，却有“蚊野”之说，这两个字乍看极为相近，可能是当时误识了。
另外第135联队的番号也有说法，因为日军第109师团中并没有这个联队，该联队编成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第43师团建制内。
那在1938年的秋季，这个番号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原因大概为第109师团是以第9师团的预备兵、后备兵为主编成的特设师团，而在第9师团中有第35联队的番号。
既然特设师团是在第9师团后加100，成为第109师团；很可能由曾经的第35联队老兵们编成第107联队后，这些老兵们出于自身习惯也好，或者专门迷惑我军也罢，也在原第35联队的基础上加上100称自己是第135联队。
因此所谓的“第135联队”，其实对应的是真实存在的第107联队；对照历史资料，这个蚊野警备队也确实是从日军第109师团第107联队中抽组的，主要是第3大队。
再加上配属单位的话，这个警备队总计有5个步兵中队、一个半山炮兵中队、1个野战重炮兵中队。
配属炮兵中，山炮就来自于第109师团自己的第109山炮兵联队，而野战重炮兵中队的出现很有意思；这显然不是第109师团自己的配置，而是来自于第1军的配属（具体来说是第1军将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配属给第109师团，而出战的日军支队则带了其中的1个中队）。
此外，该支队还有些师团配属的辎重、通信等分队等。
查阅相关资料可知，日军当时认为五台县城西南的东冶镇、河边村（阎锡山老家，现属定襄县）驻有晋绥军的新2师（该师兵力仅2000余人，但当地另有相当数量的保安部队），该部构筑有坚固阵地。
所以日军第109师团第31旅团长中井少将指挥第107联队主力，外加2个山炮中队、1个十五榴中队（即野战重炮兵中队）组成支队由定襄方向攻来；攻下晋绥军的阵地后，考虑到五台县城有城防，所以这些炮兵也有必要。
该部行动后，很快便击溃了晋绥军部队，而随后我军在五台县城又坚壁清野，故而这个十五榴中队就暂时留在了五台县城，编入了蚊野支队中。
该支队除守备县城外，另外担负的任务就是“扫荡”周边村镇的抗日武装。
而晋察冀二分区部队在“化整为零”后自然也不会就此消失，而是以营、连建制不等分散在辖区内的村庄里。
（注：当时背景下的“化整为零”还不像后来那么分散，以营、连建制活动的情况很常见）
日军占领县城后，立即在周边村落组织“维持会”，建立伪政权组织和伪军警力量，另外通过收买、威胁等各种手段来获取八路军情报。
11月初，我第二分区第5大队一部驻留在县城东南20余公里处高洪口处的情报被其侦知。
蚊野支队获悉后，立即抽调数百兵力，并携带半个山炮中队（2门75毫米山炮）前往袭击。
为了确保进攻突然性，蚊野支队在11月2日就调兵出发，趁夜行军数十里，并在拂晓前完成了进攻准备。
在日军获取情报以及奔袭的过程中，大概率是有汉奸参与的，否则夜行数十里并抵达高洪口的要害位置，仅靠10月初才占领五台县城的日军很难做得到。
关于高洪口惨案的资料，目前能看到的并不多。
从我方目前已知的资料（县志、采访等）还原其过程大略是：
日军趁夜突袭而来，并提前布置好了炮兵阵地，大约五六点钟时先派出尖兵摸掉了第5大队担负警戒的哨兵，继而再向村门口潜伏运动。
到部队出操时，发觉情况不对，遂立即部署反击和组织群众撤退，但为时已晚。
日军以炮火急袭10多分钟，随后村前潜伏的大批步兵迅速冲向村内，只要看见谁在跑动，无论是八路军还是老百姓，全都射杀。
很显然，第5大队对于日军突袭的准备是不足的，仓促之下也没有组织起有效抵抗。
这就是先前提到的情况——二分区部队由于红军骨干较少的缘故，实际分到几个大队的干部老兵很少；若是自己有准备参战的话，还可以安排新老部队，规划战力，可面对大批日军的突袭，就有些应对不及了。
因此，待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冲入村内后，也就很难组织起有效抵抗。
在控制村内后，日军分兵在各家各户搜索没有突围出去的八路军，村民陈明、安德亮两大家人，因家里多老弱妇孺，17口人躲在了山药窖中。
日寇堵住山药窖后，将浇了煤油的谷草点着扔进窑里，16口人当场就被活活烧死，还有1名烧重伤的村民最终也伤重不治；被烧死的村民中还有一名孕妇，胎儿被活活从母亲的身体上烧掉下来，所以这一口山药窖内，实际是没了18条人命。
在山药窖外，村民刘喜在河边挖麻条，被鬼子刺了11刀；村民杨七梅被鬼子割下头颅，她的乳婴也被打伤右臂；外地来的瓦匠和牛倌也被鬼子枪杀……
11月3日的这个血色黎明，高洪口的村干部和群众总计有49人被鬼子杀害。
而部队方面，没有详细的伤亡细节，但《五台县志》提及此战第5大队有干部战士250余人在高洪口牺牲。很显然，第5大队在高洪口的损失是比较大的。
第109师团在向第1军汇报时，也谈及了高洪口战斗的日方视角。
大体而言，日军根据情报判断高洪口的八路军有约500人；在其达成摧毁任务后，还俘虏了70人，并缴获有2门迫击炮、6箱迫击炮弹，牛马约百头。
以目前的资料来看，可以肯定高洪口遭袭的不是第5大队的全部，大约的确是一个营的规模；因为我方已知牺牲的干部战士就有250余人，战斗中必然会突围一部分，再加上部分战士被日军俘虏，基本可以对得上。
而且从有迫击炮的情况来看，大队直属队的一部分也在这里。
从这些情况回溯，大概率是有汉奸向日寇汇报了在高洪口的八路军驻军细节，否则其不可能知晓得如此清楚。
从其出兵规模数百人以及携带山炮出战的情况来看，高洪口我军有迫击炮的情况它也是清楚的。
因此第5大队遭到突袭，也是当时抗战艰难的一个侧面，稍不注意就有可能遭到损失；甚至在一个地点驻扎时间稍长，也是危险的。
但日寇在高洪口欠下的血债，马上就要血偿了。
四：滑石片复仇
日军此次围攻晋察冀，北边有所谓驻蒙军的第26师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出兵；东边有方面军直辖的第110师团出兵；南边和西边则是驻山西的第1军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4旅团出兵。
日军分多个支队作战，每个支队均由几个步兵中队和加强的炮兵组成，其进攻重点在二分区所在的五台县。
当时二分区虽有3个团级大队，但老骨干比较少，邻近的四分区骨干部队则更少。
为了打破日寇的围攻，第120师主力部队奉命配备晋察冀军区反围攻作战，其中第359旅由晋察冀军区直接指挥，在一分区方向作战。
而第358旅则相机进入定襄、五台地区，加强该区之反击力量。
10月下旬，张宗逊旅长率第358旅开始越过同蒲铁路，并抵达了五台县东南的“窑头”（即白家庄镇）地区。
当时旅里的电台只能跟第120师联络，所以晋察冀军区的消息往往由第120师师部转达；而且当时咱们的电台既少，战斗状态下的频繁转移更影响了消息的连通，故而第358旅到五台后联系不上晋察冀军区，只是知道五台县城内有日军。
为了迅速了解情况，第358旅一方面联系当地的晋察冀二分区，另外由第716团参谋长刘忠带一个骑兵侦察排前往五台周边探查敌情，寻找战机。
11月3日中午许，刘忠参谋长带回了五台县城日军袭击了高洪口的消息，第358旅和第716团指挥员立即开始商议战情。
不久后，晋察冀二分区司令员赵尔陆派人联系，并报告了敌情，更进一步确认了当时的情况。
第358旅认为，日军趁夜袭击了高洪口，必然要在白天进行休整；但其在高洪口周边并无据点，所以大概率会在3日夜间到4日向县城回撤。
而研究地图后发现，自五台县城到高洪口的路线上，有一段路（滑石片—石沟段）位于山沟之中，可以说沟深路窄，且蜿蜒曲折，便于我军设伏。
唯一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我军当时距离滑石片须走50里路，日军从高洪口出发则只须走20里；如果日军先走过了，那么此次伏击的机会就将失去，再强攻县城的话，以我军但是的武器装备是很难打下的。
所以第358旅的决策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的已通过，并命令第716团率先出发，承担此次伏击作战的主要任务；而驻地稍远的第714团则紧随其后，担负五台县城方向阻援的任务。
在第358旅当时所带的两个团中，第716团是一个红军团，由红二军团红6师跟陕北红28军合编而成；由红28军编成的第2营较早就脱离第716团，另编为宋时轮支队，第716团另组新连队，维持团队建制。
该团战斗力极强，著名的雁门关伏击战就是该团的战绩，此时第716团虽然抽走了三分之一的红军连队，并且因长期战斗导致并不满员（全团1000多人），但红军骨干依然较多，武器装备在我军中也较好，是当时第120师乃至全军的主力团之一。
而第714团看起来也像一个老团，其实这个团是新建的，该团部分骨干来自第715团（抽出2个红军连），主体则是忻崞独立团，外加其他并入的一些游击武装。
这个团的战斗力虽然不如第716团，但整团的红军骨干跟晋察冀二分区相当，另外跟随第716团战斗较多，故而战斗力提升也很快，亦可承担相当的作战任务。
在敲定作战方案和部署后，第716团立即展开动员部署，在11月3日的下午4时全团就完成备战，向滑石片急行军；当晚9时许，黄新廷团长、廖汉生政委已率第716团抵达伏击位置。
因为当时知道日军人数不少，而第716团的兵力则不满编，故而将三个营全部摆了上去；其中第3营负责拦头，第2营负责斩腰，第1营负责截尾。
从滑石片附近的地形图可见，敌人若从沟内通过，极其便于我军伏击；而且当时是夜晚，也便于部队的隐蔽。
就日军的情况来说，当时围攻作战已经开始一个多月，其自认为五台地区已无八路军主力，且又在高洪口打击了二分区第5大队，所以从心态上来说不甚警惕。
但蚊野支队也不敢过于托大，在高洪口待过长时间，因此在3日白天打扫战场、劫掠了当地百姓，并进行了必要休整后，也就赶忙收队向五台县城回撤了。
日军以十几名尖兵为先导，后续是步兵大队和炮兵分队，因带有俘虏的我方军民还要驱赶上百头牛马，故而队列拉得很长，行军速度不快，而且较为嘈杂。
在其进入山谷道路时，尖兵还提前打枪，当时我负责堵口的第1营只过去了2个连，团长黄新廷询问枪声情况后，命令第1营不要强行通过，注意隐蔽，等第3营打起来后再一起动作。
因为日军队列较长，所以前卫十几个人先穿过了我伏击圈，待其大队开至3营的前方阵地后，第9连副连长带着十几名战士组成突击队也下到沟里，对其大队进行突然射击。
日军尖兵眼看情况不对，立即回头，第3营营长王祥发率领第11连、第9连连长曾祥望带连队主力亦从侧翼压下，将蚊野支队的先头打了个七零八落。
在第3营开打的同时，第2营的4个步兵连也全部出击，将敌人的队列斩为几段，并冲到了东侧山坡的小庙制高点，痛击日寇。
第1营则趁机封堵口子，将日军蚊野支队堵在了沟内。
日军被截为多段后，各自为战，还有些潜藏在附近的村庄、窑洞内，第716团的干部战士们，则分路将其消灭。
另有几十名日军逃出滑石片后，遇上了第714团，该团派出一个营追击，而日军亦从五台县城开出援军，第714团追击至城下。
以上的战斗过程，是参战指挥员回忆中所述的大致细节。
而就歼敌战果来说则是：毙伤敌500余人（另有700余人之说），俘虏21人，缴获山炮2门、小炮4门、轻重机关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53匹（亦有135之说）。
《八路军表册》所载的数据更为详细：
毙伤敌500余人、俘21人，缴获炮7门、轻重机枪31挺、长短枪343支、马150余匹；我方牺牲24人、负伤85人（黄新廷的传记中为己方伤亡为牺牲21人、负伤77人）。
在战斗中，因为统计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不同，所以会导致出现不同的数据；另外还有误记、错记的情况，所以有时候就需要找到更原始的资料进行分析。
目前关于滑石片战斗的原始资料还真有，不过在细节方面要更丰富些，其中的一些数据显然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据第120师师长贺龙在11月5日上午发给总部，继而又由总部在当天下午发给阎锡山的电报中提到：
敌步炮兵500余人在3日晚与我军第716团在滑石片遭遇，激战至拂晓后，敌除200余人向五台方向溃退外，余悉数被消灭；总计毙伤敌约300人，缴获无线电1架、炮2门、机步枪80余支，骡马百余匹，其他用品甚多，我伤亡百余人。
此电中关键点之一是遭遇战，而此说在1940年张宗逊旅长的文章中，也是如此表述的。
这说明当时我军的伏击圈尚未布置完成，所以才会有第9连突击队到沟里堵击敌人的行动，以及第1营才过去2个连的说法。
正因如此，一部分日军才有趁夜色掩护向五台方向溃败的可能。
而战斗其实还并未结束，以此电计日军还有200余人在向五台方向溃逃，这部分日军的结局如何？
据聂荣臻司令员在11月5日傍晚向总部所发的电报（后又于次日上午发给阎锡山）中称，溃走的这部分敌人被二分区赵（即赵尔陆，时任二分区司令员）支队第五大队截击、追击、夹击于南茹村、甄家庄地区，激战二小时，该敌200余人被我歼灭。
16时，敌又由五台来援200余人，于阁子岭亦被我另一部击溃。综合3日、4日战斗共缴获大炮2门、轻重机枪31挺、步枪342支；我伤亡共200余人，刻正向五台追击中。
而11月6日，国民党军在我军中的联络参谋萧御寰在直接发给老蒋和徐永昌的电报中，则提及了他知晓的战报细节，主要过程和关键信息为：
第716团在3日晚于滑石片打击步骑炮联合之敌500余人，激战至拂晓时将敌大部消灭，残敌400余向五台溃退（此处疑为抄录错误，因为前面刚说了将五百之敌大部消灭，那么残敌显然不可能还剩四百余），我跟踪追剿。
4日（白天），聂部赵支队第5大队截击部队将该残敌夹击，激战二小时，被我全部消灭。16时，敌由五台增兵200余人，于阁子岭被我击溃。
两日战事缴获大炮2门、小炮6门、步枪340余支、轻机枪共31挺、无线电1架，战马153匹，我共伤亡二百余人，现正乘胜向五台进击中。
综合上述的原始电文及电报，以及回忆文章，我们大概可以还原下滑石片战斗的情况。
即日军700余人之说，其实是包含了蚊野支队出击高洪口的500余人，外加县城后来出援的200余人。
这500余日军在3日晚进至滑石片时遭到了第716团的伏击，激战一晚至拂晓后，该敌被歼300余人，余部向五台方向溃逃。第716团初步打扫战场，找到了最显眼的2门大炮，步机枪则缴到了80余支。
向五台溃逃的200余敌人也没能成功脱逃，而是被赶来复仇的第5大队堵在了滑石片沟外的南茹村、甄家庄（即南阳村）。
通过地图可见，这片区域在滑石片沟谷之外，其实是一块小盆地的南缘，但两个村子相隔达3公里多。
200余残敌散落其间，显然是不太成战斗队形的，而且这些敌人在滑石片沟里丢掉了山炮以及大部分的骡马辎重，又经过了一夜苦战，必然是极度疲惫，弹药也不太够用。
而第5大队在高洪口受损的只是一个营，部队的主体还在，此时都憋着股劲要给战友和乡亲们复仇，另外二分区的特务营大概率也是参战的，还有第716团肯定也北上夹击鬼子。
以复仇之师围堵疲敝之敌，八路军干部战士迸发出了强悍的战斗力，经2小时战斗后，亦将该残敌歼灭。
在经过更为详尽的打扫战场之后，最终确定毙伤数据大约是500余人，缴获装备方面则为2门大炮、4门/6门小炮、轻重机枪31挺、长短枪340余支，另有骡马153匹、无线电1架。
另外，日军方面的资料，我们也可简单参考下。
关于滑石片战斗，日方目前的资料很少，但在第1军机密作战日志中有一小段记载。
此次战斗吃亏后，日军蚊野警备队（支队）向其上级中井（第31旅团长）警备队汇报，再由后者汇报到第109师团。
因为损失不小，第109师团不得不在11月5日上报第1军。
上报内容中提到，蚊野支队袭击了高洪口，而在返回时遭到3000人的大部队包围攻击，其自述激战后突围，于4日傍晚回到了五台县城。同时承认死伤约200人，但确切情况还在调查中。
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日军对于自身战损往往是大为压缩的，第109师团能在确切情况还没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向第1军汇报承认了200人的伤亡，那么其真实的损失必然要更大，而且2门山炮也是结结实实地丢掉了。
另外日军第109师团还提到了俵部队的救援，这个俵部队是其在五台县城西南河边村（阎锡山老家）、东冶镇区域的驻军，亦称俵警备队，该部由2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编成，其实力不及蚊野警备队。
由此情况基本也可以判定，蚊野警备队当时派出城的是其大部分步兵，因为遭袭时来不及架设电台，又被堵截，所以城内在当晚并不知道滑石片这边的情况。
直到4日白天还是等不来主力回来，加之可能有少量散兵逃回城，这才筹划增援，但城内战兵不多，才向俵警备队求援，凑出200余人后才在4日下午开出城。
而在继续收拢散兵后，该部得悉支队主力已经完蛋，加之我军在附近有第714团、第716团还有二分区第5大队主力，所以也被打回了五台城，所谓的突围部队，只不过些没有建制的散兵罢了。
因为这一仗实在是没法交代，所以相关的资料也就不太多了。
以上，就是我们根据现在能找到的各种资料所判断的滑石片战斗相关情况。
其中缴获到的2门山炮，因有不同程度损坏，后来拼成了一门炮，跟之前三井战斗中缴获的山炮，一起编在了第120师炮兵连中，用日军的炮再来打它；另外缴获的枪械武器中，也可以很好地装备咱们的部队。
在这场战斗中还俘虏到了21名日军，将近一个排的数量了，也可见当时的夜间伏击之突然，我军战斗动作之迅速。
这一仗，距日军制造高洪口惨案为时还不到一天，屠杀我军民的蚊野支队，就反遭到了我军给予的重大打击。即便咱们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武器装备远不如它们，但就是要跟鬼子打到底。
这个过程当然不轻松，从击毙清水少将到血色高洪口，再到滑石片大捷，我们有辉煌的战绩，也有痛心的失利；在抗战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军民的鲜血与牺牲。
以上还仅仅是1938年9月下旬到11月初，仅山西省五台县部分区域内的战斗。
在整个抗战的时间段，我国前后方的军民们在与日寇的血战中，又有多少片段和瞬间呢？
由于个体力量有限，咱们这里当然不可能把抗战所有的史料都分析到；但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能把已知的部分片段，展现给更多的人，哪怕只是多一个、两个，来看到这些历史，那便是值得的。
当然，研究历史不易，各种记载和资料并不好找，而且还要厘清其中的关系，并作出合理的分析，这都是巨大的工作量。
同时受到水平和语言的限制，有些史实的梳理，以及观点的提出，也未必十分准确，有待于大家共同努力，在不断交流中，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为抗日战争作出我们自己的微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