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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沦陷时期的那些汉奸
从杨靖宇到“南洋机工”，我写过不少抗日英雄。但真实的历史要复杂得多，还有很多侧面甚至暗面。今天，就说说长沙沦陷时期的一些汉奸。
1944年6月18日下午，长沙失守。
在今人看来，1944年当汉奸，就像1910年当太监一样愚蠢可笑。但事实是：日本人一来，有些人就当了汉奸，有的为虎作伥，祸害百姓；有的火中取栗，趁乱捞钱；也有人虚与委蛇，周旋四方。
伪“维持会”会长张芝文
张芝文原是小商贩，在县正街大乐嘉巷口经营小杂货店，当过县正街的“团总”、“天心坊坊长”。长沙沦陷前两天，他和家人疏散在南郊洞井铺。
日军进城五天后，他和凌云卿（详见后述）邀集了几个市民开会商议，自制白布旗。张以“长沙市商界特派代表”名义，凌以“长沙市工人特派代表”名义求见日寇，表示“欢迎”。
由于日寇进城前三天滥杀无辜，强奸民女，城中遍布尸体，臭不可闻，日酋给张、凌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是限期扑灭各处余火，掩埋全城死尸；二是张贴“安民告示”，劝诱市民回城。
于是，张、凌组织已经回城的市民（或流落在长的难民）掩埋尸体，略有生活补贴。完事之后，张、凌从日本人手上领取了一大笔掩埋费。张芝文曾亲口告诉朋友李芸青：
“我曾以维持会名义向皇军司令部领过四千五百具死尸的掩埋费，其中因奸致死的女尸在五百具以上，这些尸体于大街小巷、室内空坪处处皆有，臭气难闻，尸蛆满地，很不易收埋……”
张还以维持会长的名义四处张贴“安民告示”，夸耀日军仁恕宽大，要求市民回城各安其业。张还带领一些汉奸，手执白旗，到近郊农村劝导市民回家，动员农民送农副产品进城。
日酋蔑视张、凌，对“自治会”活动放任自流。等到伪政权成立，就将两人一脚踢开，不给任何名义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没有追究张芝文的罪责；1951年，他被新政府处决。
伪“维持会”副会长凌云卿
凌云卿是炸油条出身的小商贩，长沙沦陷前是市人力车工会主席，和张芝文一同疏散在洞井铺。由于他和张率先投敌，被任命为伪“维持会”的副会长。
凌比张更无耻。在组织掩埋过程中，他认识了日本复兴部长沙支部经济班的松井，发现松井权力大，物资多，就动了歪心思。他竟然带着16岁的女儿，到坡子街西协盛药店内松井的官邸，要把女儿送给松井做小老婆。松井起初还以年逾五旬、官邸不便居住女眷为由推辞，凌声称年龄没关系，自己可帮助寻找住宅，松井遂笑而默许。
凌找到了福源巷19号，强迫户主李芸青让出正房，然后办了一桌好菜宴请松井，让老鬼子与他女儿鬼混。
有了这层关系，凌云卿套购了食盐、布匹等紧俏商品，发了一些横财。
枯树
但日本人看不起他和张芝文，没有邀请他们参加伪“市政府”成立大会，让他们知趣自退。他们见乌纱无望，就专做投机生意去了。
1951年，凌云卿也被政府镇压。
伪’市长’唐令欧
按惯例，日寇往往选择“有头有脸”的人物组建伪政权。攻陷长沙后，就一直在物色“市长”人选，久而未决。
获悉这一情报后，第九战区司令兼湖南省主席薛岳就想自己物色人选，以弥补失守长、衡之过。经比较，他选择了有名的“亲日派”人士唐炳初。
唐是平江人，毕业于日军士官学校第一期，与冈村宁次、屠山满等日酋有同窗之谊，当时住在平江县三眼桥自家的田庄上。他不肯自己“出山”，但同意让儿子唐天德代自己赴任。唐天德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第十七期，在何健手下当过骑兵团团长。
鉴于唐氏父子的名望，日本人也看中了唐天德。于是，唐天德改名“唐令欧”，于1944年11月1日出任伪“长沙市自治筹备处”处长。
沦陷期间，唐天德告诉来长沙调查的中统特务胡念榆：
“我在平江家中时，中央(指蒋介石)就要我跟唐生明去南京打进汪精卫的组织，我因条件未成熟，没有去。长沙沦陷后，平江县政府转来薛司令长官(指薛岳)从江西发来的电报，要我打入伪组织，我才进城。我现在还保存着电报。”
唐令欧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其“自治筹备处”代行政府职责，下设“五科两室“，即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司法等五科和秘书室、合作指导室。
伪政权的市政措施，一般出不了城区，城外仍然是“游击”活动区。唐令欧每天忙的，就是虚与委蛇，包括向游击队通报日军下乡滋扰的时间、人数等情报，避免正面冲突。
唐令欧是公子出身，好牌赌犬马，发财无术。但也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有个湖北人叫肖德贵，外号“消得快”，随日寇来到长沙，担任替日军搬运物资的“苦力头”。他强占了司门口中国银行旧址作为赌场，公开售卖鸦片烟土。他出入茶楼烟馆和商店，不仅吃白食，还索要“月规”；稍逆其意，就拘押到日军宪兵队施加毒刑。商贩不敢找日军诉苦，就向伪政府告状。唐令欧去找日酋，以辞职要挟，日酋才允许抓肖。抓肖第二天，在南门口处决示众，并公布其一百多条罪行，市民纷纷叫好。
1945年5月，伪“自治筹备处”升级为伪“市政府”，并在中山路国货陈列馆（今中山路百货大楼）右侧的“农场办事处”举行伪“市政府”成立典礼。
那一天，风狂雨骤，电闪雷鸣，各色彩旗湿成一团，鞭炮都没有响声。唐令欧的“就职演说”声嘶力竭，没有几个能听清；日军头目致辞，因为没带翻译，也没几个能听懂。
1946年7月19日，唐令欧作为全市一号汉奸被湖南高院提审，第二天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他表示认罪，不再上诉。
当时的新闻报道（网图）
次年3月，唐令欧声称牙痛，由法医押至医院就诊，从前门进，从后门溜走。事后，官方发布通缉令，惩处了法警和一批责任人，走了一套过场。至于是唐本人逃逸，还是有人纵逃，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唐令欧逃到了香港，活到了1990年。
日伪万昌洋行经理魏国祯
魏国祯是唐生明（唐生智胞弟，1940年秋奉蒋介石之命打入南京汪伪政府）的外侄，即唐生明姐姐魏姑太太的第三个儿子，人称“魏三少爷”。
长沙陷落后，魏国祯拿着唐生明与自己的往来信件和合影，找到日本人，谎称舅舅唐生明在长沙陷落前有所面示，嘱托自己前来联系。日本人与南京汪伪政府联系后，证明其言属实，就委任他当了伪万昌洋行的经理。
这个洋行以销售敌伪轻工业产品为主，先设在府后街，后迁至南正路。魏上任后，捞了不少钱，但他爱嫖好色，挥霍无度，后来认识了湘戏女旦角小曼如，将她藏之金屋，乐不思蜀。
但他太年轻，缺少历练和社会经验，对经营业务疏于管理，让左右手下乘机捞钱，致使众“肥”他独“瘦”，抗战结束后锒铛入狱。
“恒昌”幕后老板柳菊生
伪“市商会”主席是一个重要职务。日寇起初物色商界元老左学谦，左坚辞不就；日本人又看中了纸业巨商柳菊生，柳答应效力。
柳是长沙县长桥人，开设了柳菊记纸庄，长期在上海进货，结交青红帮和日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长沙沦陷后，他积极筹组伪“市商会”，但就在伪政权成立前夜，左学谦晓以大义，使他悬崖勒马，逃往津市，缺席了伪政权的成立。
柳的“老朋友”、日本驻华中区商务大臣石冈闻讯后，又召柳密回长沙。经商议，柳派连襟许德贵出面，在南正街夏德昌针织厂旧址开设了“恒昌贸易行”，由石冈提供紧俏商品的配额，共同渔利。特别是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石冈将大批物资交给“恒昌”，快速销售一空，货款暂存“恒昌”。
长沙光复后，军统人员前来接收。经过一个多月明察暗访，某夜，将包括柳菊生、许德贵在内的大小汉奸全部逮捕，逼他俩交出了石冈存款。
后来，柳被保释出狱，但他的发财梦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1951年，66岁的柳菊生猝死家中。
伪“市商会”主席陈焕章
最终，当上了伪“市商会”主席的是长沙市针织业同业公会董事长陈焕章。
“市商会”成立时没有举行仪式，仅有日军一纸批条，仍在臬后街针织业公会旧址办公。陈把“市商会”当作自己的私产和个人交易所，专为日寇承包土产采购和加工，承包敌伪物资的套购和承销。尤其是从日本人手上取得了食盐、烤烟等特种物资的经营权。
例如，如果日本人拟向郊区投放食盐来换取农副产品，陈焕章就把这批食盐包下来高价出售，再低价收购农副产品，日酋视若无睹，民众气得咬牙。
全市工商业饱受其害，违抗者就可能被宪兵队抓捕、拷讯，人人恨之入骨。
荒原
更可恶的是，陈焕章还指使手下，在自家办的旅社里开设假赌局，派人出千，旅客越赌越输，陈抽得大头。事后过河拆桥，先后将两名“老千”抓进宪兵队，其中一人用尽酷刑后毙了。
1945年春天，盟军夺取了制空权，偶有飞机在白天空袭。某夜，美军飞机第一次夜袭长沙（也是唯一一次），投下数枚炸弹，不偏不倚，全部命中陈焕章占据的冯家井住宅及其开设的旅社，一时烈焰冲天，陈家十九口全被炸死，无一幸免，所掠财物也全成灰烬。蹊跷的是，四邻受损很小，无一人伤亡。
市民闻之，拍手称快；日酋也无任何表示，伪“市商会”从此销声匿迹。
伪警察头子邓笃恭
邓笃恭原任长沙市警察局西三分局局长（一说任市警察督察处督察）。长沙沦陷时，他被日寇俘获；几天后，他与50名警员一起投敌，成为汉奸。
伪“长沙市自治筹备处”成立后，邓任司法科科长，掌管司法大权。他对黄、赌、毒现象包庇纵容，实则帮助日寇以黄、赌、毒祸害民众。没过多久，全市就冒出了大量赌场和烟馆，形成了长沙从未有过的“奇观”。
因与唐令欧意见不合，邓后来改任伪“湖南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社会组副组长，继续镇压爱国志士。抗战胜利后，他被以汉奸罪惩处。
两支宪兵队
沦陷期间，长沙有两支日军宪兵队。
一支叫“长沙宪兵队”，驻扎在教育会坪（今教育街省农业农村厅大院前部）。真正的日本宪兵不过四、五人，其余都是甘做鹰犬的汉奸，其中尤以方志武、李少山、胡继琪等湖北籍汉奸最为狠毒残暴，一旦搜捕到抗日志士，他们就以灌汽油等酷刑逼供，很少有人生还。
枯树林
另一支叫“岳麓宪兵队”，驻扎在河西，以长沙本地汉奸为主。作恶最多的汉奸如肖震，就是水陆洲（橘子洲）人，曾数次活埋在河西进行抗日运动的爱国人士。此外，这支宪兵队还经常拦截湘江船只，掠夺财物。
这些汉奸的贪婪、凶残、卑鄙无耻、冷酷无情，都在触碰人性黑暗之底线。
在纪念抗战胜利、缅怀抗战英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想一下：为什么抗战期间出过那样多的汉奸？除了“气候”、“肥料”等外力，还有没有“土壤”、“基因”等因素？
2025年8月17日
说明：彩色配图均系2015年摄于坝上，与文章内容无关。
主要参考资料：
《长沙烽火岁月》，陈先枢、杨里昂、彭国梁辑录整理，湖南人民社2017年出版；
《长沙沦陷时期 唐令欧被判为湖南最大汉奸》，作者任大猛，载于2016年10月18日《新湖南》；
《武汉沦陷史》，涂文学、刘庆平主编，湖北教育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