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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批评苏轼的三重境界及现实意义

序 言

癸卯春节，自驾探访恒山。自北京至大同的路途上，由老妻驾车，我得以闲读乡贤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此前曾撰《杜甫 <戏为六绝句> 诗论对我们的启示》，彼时便动了写一篇《遗山论诗对我们的启示》的念头，然迁延两年未能落笔。近日整理诗稿，重读拙作《雪中登恒山吊遗山兼怀雁丘》，创作之念复起。其诗云：

雪中登恒山吊遗山兼怀雁丘

题记：踏雪登恒岳，读遗山 “大茂维岳” 之咏；临风思雁丘，叹裕之 “情为何物” 之问。诗魂不灭，雁冢犹存，今以冰雪为墨，写此千秋至情。

雪锁恒宗万仞寒，遗山诗魄绕巑岏。

摩崖字蚀鱼三叠，绝塞风销雁九盘。

情铸乾坤双翼老，泪融汾晋一丘残。

凭高莫问兴亡事，亘古痴魂石上刊。

重温此诗，思绪翻涌。再读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遂趁秋夜连绵细雨，灯下执笔，成此《元好问批评苏轼的三重境界及现实意义》，了却一桩心事。

乙巳秋月于问梅亭 缶皮识

元好问批评苏轼的三重境界及现实意义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金代文豪元好问对苏轼诗歌的评论堪称典范，其《论诗三十首》中第二十二首与第二十六首相互映照，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辩证统一的批评体系。本文将从“入乎其内的理解能力”、“出乎其外的审视眼光”和“不偏不倚的平衡智慧”三重境界，深入剖析元好问批评苏轼诗歌的独特视角与方法论价值。通过梳理元好问对苏轼诗歌成就与流弊的辩证评价，考察其批评实践中所体现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标准，进而揭示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的深邃智慧及其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

一、元好问批评苏轼的三重境界

元好问对苏轼的批评首先建立在深度理解的基础上，这种理解不仅涵盖文本表层，更深入创作心理与时代语境。

（一）入乎其内：深度理解的境界

在《论诗三十首》第二十六首中，“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的炼金意象，生动展现了元好问对苏轼诗歌锤炼过程的认识。正如清代学者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所言：“遗山论苏诗，独得其神髓，非泛泛批评者可比。”元好问确实把握住了苏轼创作的核心特质——那种追求艺术完美近乎偏执的工匠精神与天才气质的奇妙融合。

这种深入理解首先表现为对苏轼诗歌整体风貌的把握。对照第二十二首“只知诗到苏黄尽”的论断，元好问显然全面研读了苏轼诗作，从《荔枝叹》的社会关怀到《饮湖上初晴后雨》的审美妙悟，从《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旷达到《汲江煎茶》的精致，他都能予以恰切评价。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特别指出：“元裕之论诗，于宋独推苏子瞻，谓其’金入洪炉’，盖识其锻炼之功也。”这种整体性理解避免了以偏概全的批评陷阱。

元好问对苏轼的理解更体现在对其创作转型的敏锐把握上。他特别注意到苏轼贬谪黄州后的诗风变化——从早期《荆州十首》的雄辩滔滔，到《寒食雨二首》的沉郁顿挫，再到《定风波》的超然旷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发展脉络。金代文学家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曾言：“东坡海南以后诗，平淡而臻于自然，遗山最能解此。”元好问确实领会了苏轼“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艺术进化历程。

尤为难得的是，元好问能够透过文字表象，洞察苏轼的创作心理。第二十六首“精真那计受纤尘”一句，既是对苏轼诗歌纯净度的赞美，也暗示了理解其“以才学为诗”的内在逻辑。在元好问看来，苏轼的用典与议论并非刻意炫耀，而是学识自然流露的表现，正如宋代赵令畤《侯鲭录》所载：“东坡尝言：’腹有诗书气自华’，此非为作诗计，乃其性情然也。”元好问把握住了苏轼创作中才学与性灵的辩证关系。

元好问对苏轼的理解还体现在对其诗学主张的准确把握上。苏轼倡导的“随物赋形”、“文理自然”等观念，在元好问的批评中得到了充分呼应。第二十二首虽批评“奇外无奇更出奇”的形式追求，但对苏轼本人“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的自然风格却多有肯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精辟指出：“好问《论诗绝句》，于苏黄各有褒贬，而于东坡之天趣流行，尤能心契。”这种对诗人理论主张的理解，使元好问的批评超越了单纯的作品评点，上升到诗学观念对话的层面。

元好问对苏轼的深入理解，为后世树立了批评家知人论世的典范。他既读其诗，也知其人，更明其世，这种全方位的理解构成了文学批评的坚实基础。正如清代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所言：“元遗山论诗，具有千古眼孔，非苟为轩轾者。”这种“千古眼孔”首先来自于对批评对象的透彻理解，这正是元好问批评艺术的第一重境界。

（二）出乎其外：宏观审视的境界

元好问对苏轼的批评之所以卓尔不群，不仅在于其深入的理解，更在于他能够“抽身而出”，以宏阔的文学史视野对苏轼进行多维审视。这种“出乎其外”的批评智慧，在《论诗三十首》第二十二首与第二十六首的“互文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两首诗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批评框架：既肯定苏轼的个人成就，又审视其历史影响；既分析其艺术特色，又考察其流派传承。清代学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曾言：“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卓识宏议，为千古诗家定评。”这种“卓识宏议”正源于其超越个体诗人的宏观视野。

元好问对苏轼的审视首先体现在“横向比较”的维度上。他敏锐地把握了苏轼与黄庭坚的艺术差异：苏轼如“天风海雨”(第二十二首)，气象恢宏；黄庭坚则“生新瘦硬”(第二十六首)，刻意求奇。这种比较不是简单的优劣判断，而是风格辨析。金代文学家刘祁在《归潜志》中记载：“遗山尝言：东坡诗如李太白，而深稳过之；山谷诗如杜少陵，而峭峻不及。”元好问通过将苏黄分别类比李杜，既明确了他们的艺术渊源，又揭示了各自的创新之处，展现了一种“谱系学”的批评方法。

在“纵向维度”上，元好问将苏轼置于唐宋诗变的宏大背景中考察。第二十二首“只知诗到苏黄尽”一句，既肯定了苏轼、黄庭坚在宋诗发展中的里程碑地位，也暗示了唐诗传统的中断危机。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发展了这种观点：“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机杼，尽变唐风。”元好问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到苏黄对唐诗的变革，更意识到这种变革带来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沧海横流”(第二十二首)的混乱局面。这种历史视角使其批评具有罕见的深度。

元好问对苏轼后学的审视尤其显示出其批评的“前瞻性”。第二十六首“苏门果有忠臣在”的反问与第二十二首“一波才动万波随”的警示形成呼应，共同揭示了文学影响的复杂性。他清醒地看到：苏轼本人的创新源于其非凡才情，而“苏门后学”如江西诗派诸子，却往往“未得其长，先得其短”(第二十二首)，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明代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指出：“遗山论诗，于苏门诸子最有微词，盖见其流弊之渐也。”这种对文学流派嬗变的敏锐观察，展现了元好问作为批评家的历史意识。

元好问的宏观视野还体现在对“诗歌本质”的思考上。透过对苏轼的批评，他实际上探讨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好诗？第二十二首“奇外无奇更出奇”的递进式表述，既是对求奇追险诗风的描述，也隐含了对诗歌本质的理解——真正的创新不应停留于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清代叶燮在《原诗》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元好问正是从这种本体论高度审视苏轼诗歌，既看到其“精真”(第二十六首)的艺术价值，也警惕其可能导致的偏颇。

元好问对苏轼的宏观审视，展现了一种辩证的文学史观。他既将苏轼置于历史链条中考察其承前启后的作用，又跳出具体时代局限，从诗歌艺术的本体要求出发进行评价。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称赞：“元裕之论诗，如老吏断狱，洞见情弊。”这种“洞见”正源于其多维的审视视角。在当今文学批评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元好问这种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批评方法，尤其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三）平衡智慧：辩证艺术的境界

元好问对苏轼诗歌的批评之所以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在于其“不偏不倚”的辩证态度。这种平衡智慧既不同于一味颂扬的“捧杀”，也有别于全盘否定的“棒杀”，而是在深入理解与宏观审视的基础上，达到的一种“批评的成熟”状态。清代学者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精辟指出：“元遗山《论诗绝句》于苏子瞻既有’金入洪炉’之褒，复有’百态新’之讽，褒贬得当，最得批评三昧。”这种“褒贬得当”的批评艺术，在《论诗三十首》第二十二首与第二十六首的相互映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元好问的平衡智慧首先体现在对苏轼诗歌“艺术价值”的辩证评价上。他一方面以“金入洪炉”(第二十六首)的意象高度肯定苏轼诗歌的纯正与精炼，另一方面又以“肯放坡诗百态新”(第二十六首)的设问表达对过度创新的担忧。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分析道：“遗山论东坡，既赏其天马行空之势，复忧其野狐禅之弊，此真知东坡者。”元好问确实把握住了苏轼创作中的根本张力——那种奔放的才情与艺术的克制之间的永恒博弈。他赞美《赤壁赋》“如万斛泉源”的自然流淌，也指出《雪后书北台壁》等次韵诗难免“迁就韵脚”的瑕疵，这种具体分析的态度体现了批评的公正性。

在“历史影响”的评价上，元好问同样显示出非凡的平衡感。第二十二首“一波才动万波随”既承认苏轼的开创性影响，又暗示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混乱局面。元代杨维桢在《东维子集》中发挥这一观点：“东坡诗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真天地间至宝，然非善学之，反为所误。”元好问深刻认识到，苏轼本人的天才创作与其后学的机械模仿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他特别批评那些“但得其皮”(第二十二首)的追随者，认为他们只学到苏轼的“以议论为诗”等形式特征，却丧失了其“行云流水”的精神实质。这种将诗人与其影响区分评价的视角，避免了简单归因的批评误区。

元好问对苏轼的批评还体现出“审美标准”的平衡运用。他既重视诗歌的“创新性”，也强调“传统价值”的延续。第二十二首“奇外无奇更出奇”批评的是为创新而创新的形式主义，而第二十六首“精真那计受纤尘”肯定的则是基于艺术真诚的创造性。清代学者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指出：“遗山论诗，以’正体’为归，然不废变风变雅，此其所以为大。”元好问确实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保持了一种辩证态度：他欣赏苏轼突破常规的勇气，但也提醒不能完全背离诗歌的“雅正”传统。这种平衡的审美标准，使其批评既避免了保守主义的狭隘，又摆脱了唯新是求的偏颇。

元好问的平衡智慧最生动地体现在其“批评语言”的艺术性上。他善用意象与修辞表达复杂评价，使批评本身成为诗意的存在。第二十六首以“金入洪炉”的炼金意象赞美苏轼诗歌的纯粹，又以“百态新”暗示其可能流于浮华；第二十二首用“一波才动万波随”的波浪意象描述文学影响，又以“沧海横流”警示混乱的可能。明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赞叹：“元裕之《论诗》绝句，其批评即其诗才，婉而多讽，深得风人之旨。”这种诗性的批评语言，既传达了判断，又保留了余味，避免了武断与偏激。

元好问对苏轼的批评展现了一种“成熟的批评伦理”。他既不因个人好恶而扭曲判断，也不因时代潮流而随波逐流，而是秉持一种独立而公正的批评态度。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评价：“元遗山论诗，是非不谬于圣人，虽东坡、山谷亦不加曲庇。”这种“不谬于圣人”的批评伦理，在当今文学批评日益商业化、圈子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元好问通过其对苏轼的辩证评价告诉我们：真正的批评既需要审美的敏感，也需要理性的清明，更需要道德的勇气。

二、元好问批评苏轼的历史渊源

元好问对苏轼诗歌的批评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悠久的“诗学传统”之中，同时又融入了金元之际独特的文化视角。清代学者王士禛在《带经堂诗话》中指出：“元遗山论诗，远绍钟嵘《诗品》，近承杜甫《戏为六绝句》，而于苏黄之评，尤见其折衷至当。”这种“承前启后”的批评姿态，使元好问对苏轼的评价既有历史厚度，又有时代新见，成为连接唐宋诗学与后世批评的重要纽带。

元好问批评苏轼的标准，首先可以追溯至《诗经》的“风雅传统”。他在第二十二首中批评“奇外无奇更出奇”的诗风，实质上是对“温柔敦厚”诗教的回归。汉代郑玄在《诗谱序》中早已提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元好问对苏轼的辩证评价，正是这种“美刺”传统的延续。

在批评上，元好问明显受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他在第二十六首中以“金入洪炉”喻诗，与刘勰“熔钧经典”之说遥相呼应；其对苏轼“精真”品质的强调，也可追溯到《文心雕龙·情采》篇“为情造文”的主张。元好问确实继承了刘勰“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的批评方法，对苏轼进行全面而非片面的评价。

唐代杜甫的论诗绝句为元好问提供了直接的形式典范。杜甫《戏为六绝句》中“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观点，与元好问第二十二首、第二十六首中既批评苏黄流弊又肯定其成就的态度一脉相承。宋代黄彻在《䂬溪诗话》中早已发现：“少陵论诗，不没庾信、四杰之长；遗山评诗，亦知苏黄之功。此真大批评家眼孔。”元好问学杜而不泥于杜，将论诗绝句这一形式发展到更为精微的境界。

在批评苏轼的具体观点上，元好问与宋代“江西诗派”内部的反省声音有着隐秘共鸣。黄庭坚本人晚年已有“皮毛剥落尽，唯有真实在”的觉悟，其追随者如陈师道也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的主张。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揭示：“遗山所讥，实本江西诸公自责之语。”元好问确实吸收了江西诗派内部的自我批评资源，使其对苏轼、黄庭坚的评价更具内省深度。

金代特殊的“文化处境”也塑造了元好问批评的独特视角。作为北方文人，元好问既仰慕苏轼为代表的北宋文化高峰，又必须面对南宋与金朝的文化竞争。明代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分析：“遗山生金季，于苏诗有乡邦之慕，复有鼎革之鉴，故其论能入能出。”这种既亲近又疏离的矛盾心态，使元好问对苏轼的批评既有同情的理解，又有客观的距离，达到了一般南宋批评家难以企及的平衡。

元好问的批评还体现了金元之际“儒学复兴”的思想背景。他对苏轼“俳谐怒骂”之弊的批评，与理学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歌功能观有相通之处。清代全祖望在《鲒埼亭集》中指出：“遗山诗学，实与鲁斋、静修诸公同出河汾一脉，故能合文理而一之。”元好问确实将儒学的中和思想转化为批评的平衡智慧，使其对苏轼的评价避免了过犹不及的偏颇。

元好问对苏轼的批评，汇集了从汉唐到宋金的多种诗学资源，形成了“集大成”的批评体系。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总结：“自钟嵘《诗品》以来，论诗之家林立，而遗山《论诗三十首》独能兼收并蓄，折衷至当。”这种集大成的特点，使元好问对苏轼的评价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理论包容性，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座高峰。

三、元好问批评方法的当代启示

元好问对苏轼的批评实践历经七百余年而弥新，其三重境界批评法——深度理解、多维审视与辩证平衡，恰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极具现代性的启示范式。这一批评体系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蕴含着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对当下批评生态具有重要的纠偏与启示作用。

首先启示我们重建深度批评的尊严。在碎片化阅读与快餐式批评盛行的时代，元好问“金入洪炉”般的细读方式尤为可贵。当代学者钱锺书在《谈艺录》中的对比发人深省：“今人论诗，如军中之瞥报，遗山论诗，如老农之验土。”这种将批评视为耕耘而非收割的耐心，这种对文本肌理的细致触摸，正是当下批评最缺乏的品质。元好问对苏轼从早期豪放到晚期平淡的整体把握，展现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专业态度。

其次启示我们确立辩证批评的伦理。面对当下批评场域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元好问的平衡智慧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正如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指出：“伟大的批评既非谄媚，也非攻击，而是如元好问那样保持批判性同情。”（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批评的态度应该展示了一种成熟的批评伦理：尊重艺术成就，但不放弃批判立场；指出缺陷不足，但不否定整体价值。

尤为重要的是对批评本体的启示。元好问通过“金入洪炉”等意象建构的诗性批评语言，在当代学术话语日益技术化的背景下尤显珍贵。许多文学批评沦为术语堆砌的枯燥论文，丧失了元好问论诗绝句那种艺术感染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小于一》中写道：“最高级的批评本身就是文学创作，元好问证明了这一点。”元好问的实践证明，深刻的批评思想与优美的表达形式完全可以相得益彰。这对陷于术语窠臼的当代批评无疑是剂清醒良药。

最后启示我们重构批评的维度。元好问既关注“一波才动万波随”的时代影响，又重视“精真那计受纤尘”的艺术自主，这种双重视角对矫正当代批评中的决定论倾向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批评实践提醒我们：优秀的文学批评应当同时具备历史纵深、理论高度和审美敏感。

元好问通过批评苏轼所建构的三维批评体系，最终指向文学批评的本质回归——以真（文本细读）为基础，以善（批评伦理）为准则，以美（语言艺术）为追求。在文学批评面临身份危机的今天，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批评精神的涅槃重生。元好问的批评智慧昭示我们：真正的批评既是科学的认知活动，也是艺术的创造过程，更是文化的价值判断——这正是中国古典文论最具现代意义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