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杭之一：领孙女参观司徒雷登故居
梅庆吉
我们这一代人，对司徒雷登并不陌生，因为毛泽东写了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还曾入选过中学教材。那时的印象是，他是代表美国帮助老蒋消灭共产党的。来到杭州后，发现这里竟然有他的故居，且离我们住的地方并不远，决定找个时间去看看。于是在7月20日上午，我们全家领着孙女，来到了司徒雷登故居。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手迹
司徒雷登故居在武林广场的一片楼区内，东边是中山北路，西边是延安路，北边是体育场路，其故居所在的那条街，名叫耶稣堂弄。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东起中山北路，西至延安路北段，全长300米左右。
追溯这条小街的历史，早在宋代这里就有人居住了，当时曾经有家药店，名叫“惠民西局”。南宋绍兴年间，这里曾是左丞相薛昂的花药圃，绍兴十七年（1147），他把药圃赠给僧人慧观修筑庵堂，名“四择胜”。后改建为佛刹，清代至民国时期称“兴福寺”。《西湖游览志》卷二：“兴福寺在斜桥南。宋绍兴丁卯，左丞薛昂以花药圃施僧慧观，筑庵，名曰’择胜’，寻建佛刹。请龙山废兴福院额，表之。国初定为丛林。”清咸丰十年(1860)，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胡思登、郝理美来杭传教。藩台卢定勋将巷内十余亩荒地拨给他们使用。清同治十三年（1874），胡、郝建起了两间礼拜堂，卢定勋还特地赠送了“胡郝礼拜堂”木匾一块，以示祝贺。俗称“耶稣堂”，小街也就因之叫“耶稣堂弄”了。1966年曾名青春巷，1981年恢复原名。
光绪元年（1875），胡、郝任期已满回国。由第二批美国南长老会派遣的传教士司徒尔来通管礼拜堂。司徒尔就是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到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与扩建。先将原来的礼拜堂推倒，重新建起了教堂，并易名为“天水堂”，为杭州最早的教堂之一。此外，还建起了牧师楼、传教士住宅楼、书房、宿舍等。原来的传教士住宅楼共三幢，都是二层，还有花园，现只剩下了一座，即司徒雷登出生的那幢。
司徒雷登故居的门牌号为耶稣堂弄3-3幢2单元，是一幢二层小楼，墙体为白色，瓦为灰色。前出檐，有六根立柱直通二层。门在中间，向南开。光绪二年（1876）6月24日，约翰·雷登·斯图尔特就在这座小楼里诞生了，司徒雷登是他的中文名字。那年他父亲36岁，母亲34岁。随后二子戴维·托德·斯图尔特、三子沃伦·霍顿·斯图尔特、四子罗伯特·柯克兰·斯图尔特陆续在此诞生。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司徒雷故居能够保留下来，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司徒尔1913年去世后，母亲随司徒雷登去了北平，这里仍然是传教士们住着。解放以后，曾为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杭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共同管理，基本是他们的宿舍。1996年，有人在小楼上挂了块牌子，写着“司徒雷登故居”六个字，说明文物部门已经认定这里是一个文物点。可是仅仅过了4年，事情就急转直下。2000年的一天，此楼竟被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危房”为借口，将其拆除，只剩下两面残墙一堆断柱，拆下来的梁柱和楼板等原装木料，连夜运往湖州。拆除的目的是想重建职工宿舍。此事一出，引起舆论哗然，有人反映到市政府。时任市长的仇保兴明确地说，司徒雷登旧居哪怕是茅草房，也是有价值的，这才幸免于难。紧接着，杭州文物部门以240万元，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此时仍有“马列主义老太太”们致信杭州市政府，反对恢复司徒雷登故居，理由是毛泽东批评过这个人。但这种意见已经不在被人当回事，因为人们注意到《毛泽东选集》的变化。1956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对司徒雷登的注释是：“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可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这条注释被删掉了。2001年，收复回来的司徒雷登故居开始修复，按原样建起了二层小楼，占地面积236平方米，建筑面积473平方米，通面阔17.78米，通进深13.30米。2002年，修复后的故居，交由杭州名人纪念馆管理。2003年被列入杭州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正式对外免费开放。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因为脑血栓而半身不遂，生活全由傅泾波一家料理。司徒去世后，遗物留给了傅氏一家。当杭州筹建纪念馆时，傅泾波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傅履仁、女儿傅海澜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决定将司徒雷登遗物捐献给司徒雷登故居。经过频繁的沟通，傅海澜于2006年，将司徒雷登遗物寄给杭州名人纪念馆。这批珍贵遗物，在沈建中所著《司徒雷登与西湖》一书里，有详细清单。傅家的捐赠，丰富了司徒雷登故居的展陈，不过有些物品没有展出。
大门右侧有块黑色大理石牌子，上面写着“司徒雷登故居”，上面还有他的头像。进门后是一条过道，直通后院。走廊里有幅司徒雷登故居示意图，可一目了然。还有一幅司徒雷登的履历表，对他的一生可一目了然。
起居室对面的是办公室。迎面是一个书架，里面放些写着英文的假书。下面放着两幅照片，一为司徒雷登重回杭州故居的留影，另一幅可能是在燕京大学的。前面展柜里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司徒雷登写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别一本是《司徒雷登与西湖》。办公桌在北侧，桌上有个老式电话，还有台灯。背后是一幅油画，内容好像是西方的历史故事。靠东墙有个长条桌，上面放着个留声机。墙上悬挂着一些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时期的图片资料。
再往里的右手方向是卧室。里面的摆设很简单，靠南墙放着一张双人床，旁边有个床头柜，上面放着个坐钟。再靠东是一个双开门的衣柜。那边还有个门，大概是通储藏室的吧。
卧室
墙上有幅司徒雷登的晚年照片，旁边是他的遗嘱英文原件。遗嘱是他1955年写给傅泾波的，主要讲了两件事：1946年，周恩来赠送给他一只明代五彩人物敞口瓶，要求在他死后，将此物归还给中国。第二件事，希望死后骨灰埋在燕园，与他的妻子葬在一起。墙上还有一幅司徒雷登与傅泾波一家的合影。1949年司徒回美国后，半身不遂，其余生得到傅家的精心照顾。
1919年，一个19岁的青年傅泾波入燕大学习，经人介绍认识了校长司徒雷登，打那以后漫长的44年岁月里，傅一直跟随在司徒雷登身边。司徒雷登回忆录中曾这样说：
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对外联络官。我的一切成就，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方面的成就，其得力于傅泾波之处，也许比我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得多。
看了这个卧室，又看了前面的起居室，我在琢磨这两者是什么关系？人们的一般印象，起居室不就是卧室吗？莫非起居室住着他的父母，卧室住的是司徒？另外，司徒尔共有四个孩子，不可能挤在一个房间吧？也许二楼也有卧室。我猜。
卧室对面是餐厅，里面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而已。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司徒雷登故居”，是曾任外交部长的黄华所题。这幅字，还牵扯出一段黄华与司徒之间的关系。黄华是燕大的学生，是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的同班，上学时就跟司徒熟悉。更主要的是，解放军占领南京后，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国民政府迁往广州，蒋某人也去了台湾，而在南京的各国使领馆基本都没有动，想跟新生的政权沟通，寻找下一步的合作空间。有意思的是，只有苏联大使馆跟着走了。司徒得知黄华到来后，便通过秘书傅泾波与之沟通，黄华还曾亲自去拜访过老校长。经过了几次面谈，虽然达成了一些意向，但在原则问题上一直很僵。不过这时的司徒对中共印象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还想过到北京见周恩来，因国务卿艾奇逊的反对而没有成行。最后在外事处的安排下，司徒乘飞机离开中国回国。后来黄华得知要在杭州重建司徒雷登故居时，便亲笔题写了馆名。
餐厅
我看了一下故居的布局，基本应该是司徒雷登父亲时期的生活场景，因为司徒雷登在这只生活了11年。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与杭州已经融为一体。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有人说他中国话比英语都说的好。他把自己当成了杭州人，把杭州当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的锦山秀水，让他终生难忘。他在晚年完成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书里这样写道：
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湖山峦环抱，山上庙宇错落，十分令人喜爱；远处是以“钱塘潮”而著名的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杭州的这些郊野景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中著名的题材。
司徒雷登11岁时，跟随父母回到美国读书，还有他的三个弟弟。一年后父亲携妻子和幼子回杭州叙职，把他们三兄弟留在美国亲戚家，读书求学。司徒读完中小学后，16岁入弗吉尼亚州夏络维尔市潘托普斯学校学习。一年后插班入汉普顿–悉尼学院。大学毕业后，回母校潘托普斯学校任教。23岁入协和神学院研究神学。26岁受洗成为牧师。1904年11月，与爱玲·鲁德女士结婚，当年年底携妻子又回到了阔别17年的杭州，一边传教，一边从事教育。1908年，受南京金陵神学院所聘，把家迁到南京。
司徒雷登与夫人
十二年后的1919年，迎来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多么显赫的名字，可摆在他面前的，则是无比的寒酸，整个大学只有五间教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学生不到100人。他知道，要想把学校办好，首先是钱的问题。他并没有灰心，也没有气馁，从1922年开始，曾十余次跑回美国去募捐。精诚所致，金石为开，终于让他募到了一笔巨款150万美金。有了钱，也就有了底气，兴奋的司徒整天骑个单车或毛驴，为选校址在北京到处逛。终于，在陕西军阀陈树藩手里的一块清朝王爷废弃的土地上，即现在北京大学的位置，开始了燕京大学的建设。1926年，新的大学投入使用，被人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司徒有着丰富的办学理念，在他任校长的27年时间里，许多学术名流成为他的坐上客，培养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高端人才，名单可以拉得很长一大段。
18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占领北平。司徒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占领。日本侵略者要求燕大学生举着膏药旗迎接日军进城，遭到司徒的反对。他还带领学生上街抗议日本占领，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于1941年12月9日，将司徒逮捕，一直关押到日本投降，整整3年零8个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里还提到了这件事：“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
司徒出狱后，本想收拾燕京大学的旧山河，可却被马歇尔推荐为驻华大使，这一年他已经70岁。
司徒故居的二层，还有两个展厅，一个是司徒与当时中国社会名流的交往。他曾任燕京大学校长27年，在大使位置上三年，这让他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人脉。在这个展室，可看到他与高层官员、社会名流及学界大咖的密切交往。有意思的是，他还是冰心的证婚人。
司徒雷登为冰心证婚
对面展厅展出的是司徒在杭州的生活场景。走进展厅，会看到中间的展柜里放着个花瓶，那就是1946年，司徒到梅园新村拜访周恩来时赠送给他的。司徒去世前嘱咐傅泾波，一定将其归还中国。傅泾波没有辜负老校长的期望，他的女儿傅海澜于1988年，将五彩瓷瓶送回中国，藏入南京梅园新村。这里展出的是复制品。
这个展厅主要介绍的是他的家庭成员，有他的父亲、母亲、兄弟。还看到了他的妻子，名叫艾琳·罗德·斯图尔特，中文的名字叫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平，葬在燕京大学墓地。司徒遗嘱想葬回燕园，就是想和妻子葬在一起，却没能实现。
杭州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有他太多的牵挂。他的幼弟七岁时因病去世，葬于九里松传教士墓地，这是他们家族第一个葬在杭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