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的溃败，除了外部军事绞杀与文化冲突，更源于内部集团无休止的争权夺利 —— 这种围绕 “权力分配” 的内斗，从早期的隐性矛盾演变为公开的血腥厮杀，最终撕裂了统治核心、瓦解了军事力量、丧失了民众信任，成为压垮这场运动的 “内伤”。
一、权力结构的先天缺陷：“神权与王权交织” 埋下的分裂隐患
太平天国的权力根基，从一开始就带着致命的 “双重性”：洪秀全以 “上帝之子” 的身份确立精神领袖地位（“天王”），但早期实际军政权力却掌握在杨秀清、萧朝贵等 “代神传言” 的将领手中。这种 “宗教神权” 与 “世俗王权” 的模糊边界，为后来的争权埋下了种子。
一是“天父天兄附体” 的权力工具化。在金田起义前，杨秀清（“天父代言人”）、萧朝贵（“天兄代言人”）通过 “神灵附体” 的仪式，既能凝聚教众（借 “天意” 统一思想），也能在关键时刻夺取实际权力。例如，1848 年冯云山被捕时，杨秀清以 “天父下凡” 稳定了会众，从此获得了超越洪秀全的 “神权权威”；萧朝贵则以 “天兄下凡” 制衡杨秀清，同时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 “神权代言” 本是早期团结教众的工具，却成了后期争权的 “合法武器”—— 谁能 “代神发言”，谁就拥有了不可挑战的话语权。
二是永安建制的 “诸王并立” 与等级模糊。1851 年永安建制，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节制诸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表面上确立了等级，但 “东王节制诸王” 的设定，让杨秀清的实际权力远超其他王（包括洪秀全）。而洪秀全作为 “天王”，虽名义上是最高领袖，却缺乏直接掌控军政的实权（早期依赖杨秀清调度）。这种 “名义领袖” 与 “实际掌权者” 的分离，为后期的权力争夺埋下了结构性矛盾：杨秀清可借 “天父下凡” 直接命令洪秀全，而洪秀全则需通过宗教权威（“上帝之子”）维护名分，双方的权力边界始终模糊。
二、天京事变：权力斗争的总爆发，从 “隐性矛盾” 到 “血腥内屠”
1856 年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内部争权夺利的顶点。这场由杨秀清 “逼权” 引发的内斗，最终演变为 “诛杀 – 滥杀 – 分裂” 的连锁反应，直接摧毁了统治核心的凝聚力。
一是杨秀清的 “权欲膨胀” 与 “逼封万岁”。定都天京（1853 年）后，杨秀清凭借 “天父代言人” 的身份和实际军政指挥权（如主持西征、攻破江南大营），权力达到顶峰。他不仅掌控朝政、任免官员，甚至多次以 “天父下凡” 羞辱洪秀全（例如 1853 年因小事 “杖责” 洪秀全）。1856 年 8 月，杨秀清借 “天父下凡” 逼洪秀全封其为 “万岁”（与洪秀全 “天王万岁” 并列），直接挑战洪秀全的最高权威 —— 这一举动突破了权力平衡的最后底线，迫使洪秀全决心反击。
二是洪秀全的 “借刀杀人” 与韦昌辉的 “滥杀扩大化”。洪秀全秘密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回京 “勤王”。韦昌辉素来与杨秀清有隙，回京后率 3000 亲兵突袭东王府，诛杀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众数千人（一说两万）。但韦昌辉并未止步，反而借机扩大屠杀：不仅清洗杨秀清余党，甚至围攻反对滥杀的石达开府邸，导致石达开被迫连夜逃出天京（家属被韦昌辉杀害）。这场持续两个多月的内屠，让太平天国核心领导层几乎瓦解 —— 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出走，早期封的五王仅余洪秀全一人；更严重的是，数万精锐（多为广西老兄弟）死于内斗，这是太平天国军事力量的 “断崖式损失”。
三是石达开 “负气出走” 与 “分裂之痛”。石达开逃回安庆后，率部 “清君侧”，逼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但经此一役，洪秀全对 “外姓王” 彻底猜忌，虽召石达开回京辅政，却封自己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为 “安王”“福王”，意图牵制石达开。1857 年 5 月，石达开因不满 “洪氏专权”，率 10 万精锐（约占太平天国当时兵力的一半）离开天京，独立作战。石达开的出走，不仅带走了核心军事力量，更标志着太平天国 “核心集团” 的彻底分裂 —— 此后，太平军再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核心。
三、后期的 “权力重构失败”：洪氏宗亲专权与将领离心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试图重建权力体系，但他的 “任人唯亲” 与 “猜忌外姓”，反而加剧了内部的权力失衡与将领离心，让 “争权夺利” 的隐患持续发酵。
一是“洪氏宗亲专政” 与 “外姓将领被排挤”。洪秀全吸取 “杨秀清夺权” 的教训，不再信任非洪姓将领，转而将权力集中于家族成员手中。他封长兄洪仁发为信王、次兄洪仁达为勇王，侄子洪天佑为幼东王，让这些缺乏才能的宗亲掌控朝政、干预军事。例如，洪仁发、洪仁达负责天京防务时，因贪腐无能导致粮饷混乱；在地方上，他们随意任免官员、搜刮民财，甚至与李秀成、陈玉成等前线将领争夺军权与粮源（如苏南的税收被洪氏宗亲截留）。这种 “家族专权” 引发了有能力的将领强烈不满 —— 李秀成在《自述》中痛斥 “洪氏诸王，只知敛财，不顾大局”，反映出核心与地方的权力矛盾已难以调和。
二是地方实力派 “拥兵自重” 与指挥失灵。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依赖陈玉成（皖北）、李秀成（苏南）、李世贤（浙江）等将领重建军事力量，但这些将领因不满中央掣肘，逐渐形成 “各自为战” 的割据态势。例如，1861 年安庆保卫战（太平天国生死战）中，陈玉成多次请求李秀成出兵救援，但李秀成专注于经营苏南，迟迟未动，最终导致安庆陷落 —— 这一事件的本质，是地方将领为保全自身势力（“保地盘”）而牺牲全局，根源正是中央权威丧失后的 “权力碎片化”。到后期，李秀成甚至私下与曾国藩谈判 “投降条件”，反映出核心集团的凝聚力已彻底崩塌。
四、争权夺利的连锁后果：从 “民心丧失” 到 “统治根基瓦解”
内部的权力斗争，不仅破坏了军事与政治体系，更从根本上摧毁了太平天国的 “合法性基础”—— 无论是对教众的宗教感召，还是对民众的统治信任，都因内斗而荡然无存。
一是宗教神权的 “祛魅”。太平天国以 “拜上帝教” 为精神纽带，而杨秀清的 “天父下凡” 本是宗教权威的核心支撑。但天京事变中，“天父之子” 洪秀全诛杀了 “天父代言人” 杨秀清，无异于公开承认 “神权体系” 的荒诞 —— 教众开始质疑 “上帝的意志” 为何容忍如此血腥的内斗，宗教信仰的凝聚力急剧下降。李秀成在《自述》中坦言，事变后 “人心改变，政事不一”，正是这种 “信仰崩塌” 的直接体现。
二是统治区的 “民心流失”。普通民众最初支持太平天国，源于对清政府的不满与对 “均田免赋” 的期待。但内斗导致的 “治理混乱” 让民众失望：天京事变后，地方官员为争夺权力相互倾轧，赋税日益沉重（如苏南地区的 “租税” 甚至超过清政府），“均田” 承诺沦为空谈。更严重的是，内斗引发的战乱（如韦昌辉在天京的屠城、石达开出走后的沿途劫掠），让民众视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为 “同样残暴”，逐渐从支持转向中立甚至反对。
太平天国的内部争权夺利，是一场从 “权力结构隐患” 到 “血腥内斗” 再到 “体系崩溃” 的连锁反应：早期的神权与王权交织埋下分裂种子，天京事变以血腥手段摧毁了核心领导层，后期的洪氏专权与将领离心则让权力彻底碎片化。这种内耗不仅削弱了军事力量、瓦解了宗教信仰，更丧失了民众支持，最终让太平天国在外部绞杀与内部崩塌的双重作用下走向覆灭。正如李秀成所言：“天国之败，非关外力，实因内争自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