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熊碑》，全称《汉酸枣令刘熊碑》，又称《刘孟阳碑》《俞乡侯季子碑》，汉隶，书刻者不详（唐王建疑为蔡邕所书，存争议）。原碑位于河南延津县，南宋时被毁，但仍存有该碑上段、下段残石两块，至明嘉靖年间佚失。现有碑阴残石和佚失残石拓片传世。
《刘熊碑》残石宋拓本之一国博本（即刘鹗藏本，上幅纵56厘米，横73厘米；下幅纵81厘米，横115厘米。此本整纸未剪，分拓碑阳上下两幅，合装为立轴，为存字最多者。有罗振玉、李瑞清、缪荃孙、李葆恂、左孝同、章钰、杨守敬、完颜衡永、张玮、溥修、郑孝胥、俞陛云、升允、程志和等多人题跋和观款，被誉为“海内第一本”。）
该碑最早著录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酸枣城(故城在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有县令《刘孟阳碑》。”之后，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中均有著录。据南宋洪适《隶释》记载，碑文（碑阳）共23行，行33字，共670字（时已缺43字）；碑阴刻有捐钱、立碑人的官职、姓名和捐款数；碑侧有宋人所刻跋语。可见该碑至少在南宋初期就已被发现，当时尚未被毁。
1915年金石学家顾燮光在延津县城内访得该碑残石一块，并著《汉刘熊碑考》。该残石曾被用作捶石，碑阳文字全毁，碑阴存字8行、计63字，碑侧有宋人所刻跋语。现藏于河南延津县博物馆。
碑主刘熊，字孟阳，广陵海西(今江苏扬州)人，系东汉光武帝刘秀之玄孙、广陵王之孙、俞卿侯之季子。其任酸枣县令期间，推行礼法教化，设立正弹、门更制度调节税赋、劳役分配，使贫富均衡。碑文分序文（骈散结合）与铭文（四言诗）两部分，记载其生平、以及“约之以礼，博之以文”的施政理念，以及“泽零年丰”的政绩。
《刘熊碑》残石宋拓（国博本局部2）
唐代诗人王建题此碑云：“苍苔埋字土埋龟，风雨销磨绝妙辞；不向图经中旧见，无人知是蔡邕碑。”遂导致后人多以为该碑是蔡邕所书，实则是一种附会，学界考证后否定了这一错误认识。
君讳熊，字孟□，广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笃生圣明，□仍其则，子孙亨之。分源而流，枝叶扶疏，出王别胤，受爵列土，封侯载德，相继丕显□□□□□，光武皇帝之玄，广陵王之孙，俞乡侯之季子也。诞生照明，岐嶷踰绝，长□□□□柴守约履勤，体圣心睿，敦五经之玮，图兼古业，核其妙行，修言道□□□□□宜京、夏莫不师仰，六藉五典，如源如泉。既练州郡，卷舒委随，忠贞□郊官□□□出省杨土，流化南城。政犹北辰，众星所从。三祀有成，来臻我邦。循东□之惠抑□礼官赏进厉顽，约之以礼，博之以文，政敦始初，慎徽五典，勤恤民殷，□心顾下□□，仁恩如冬日，威猛烈炎夏。贪究革情，清修劝慕，德惠潜流，鬯芳旁布。尤愍县□济济之仪，孜孜之踰，帅厉后学，致之雍泮。草上之风，莫不响应。悦诲日新，砥□□素。七业勃然而兴，咸居今而好古，虽未尽道善，必有所由。处民之秉彝，实我刘父其人。鲁无君子，斯焉取旃。允我刘父，言善诱人，讲礼习聆，匪徒丰学，屡获有年，□载克成，神民协欣，雨不相伤，故德友归焉。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洪勋则甄，盛□刻表，诸来世，垂之罔极。褒贤表善，扬幽拔微，式序在位，量能授宜，官无旷事，□□为正以卒为更，愍念烝民，劳苦不均，为作正弹，造设门更，富者不独逸乐，贫者□顺四时。积和感畅，岁为丰穰，赋税不烦。实我刘父，吏民爱若慈父，畏若神明，悔□令德，清越孤竹，德牟产奇，诚宜褒显，昭其宪则，乃相□咨度诹询，采摭谣言，刊□诗三章。其辞曰：
清和穆铄，实惟乾坤。惟岳降灵，笃生我君。服骨睿圣，允钟厥醇。诞生岐嶷，言协□冢。懿德震耀，孝行通神。动履规绳，文彰彪缤。成是正服，以道德民。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理财正辞，束帛戋戋。□梦刻像，鹤鸣一震。天临保汉，实生□勋。明试赋授，互夏已亲。嘉锡来抚，潜化如神。其神伊何，灵不傍人。
猗欤明哲，秉道之枢。养□之福，惟德之偶。渊乎其长，涣乎成功。□暇民豫，新我□通。用行则达，以诱我邦。赖兹刘父，用说其蒙。泽零年丰，黔首歌颂。
注：据碑文无卒葬年月，而其辞若此，似是德政碑。按《后汉书》载，光武皇帝子广陵王荆，荆子元寿等四人皆封乡侯，史略而不载其名。俞乡侯者，不知为谁、荆之第几子？“天皇大帝”之语，自汉以来已有这种称谓。
《刘熊碑》为传世著名汉碑之一。其结字规矩整饬，用笔流美遒逸，布局疏朗清爽。清翁方纲谓：“是碑隶法实在《华山碑》之上”，殆非过誉。杨守敬跋语亦称其“古而逸，秀而劲，疏密相间，奇正相生，神明变化，拟于古文。”其刊刻精致，惟气魄稍逊。
《刘熊碑》书法在汉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用笔既不同于《礼器碑》奇崛瘦硬的风格、《张迁碑》方正平整的面貌，也不同于《曹全碑》潇洒飘逸、灵动俊秀的气质，而是与《史晨碑》《乙瑛碑》骨肉匀适、流畅自然的风格较为接近。
此碑结字规整，布局疏朗，用笔流畅，点画优美且富有变化，停顿转折处虽略见方正，但又不刻意强调力量感，是汉碑中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
在汉代碑刻中，一类汉碑刊刻精细，能够比较清晰、明确地展现出书写的痕迹，虽然不能完全与墨迹“贴合”，但亦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运笔过程，甚至提按转折。如《曹全碑》《礼器碑》《孔宙碑》《华山碑》等；另一类汉碑则更多地体现刻工主观故意而导致的刻制痕迹，整体上显现古拙、浑厚、质朴的独特美感，如《石门颂》《张迁碑》《祀三公山碑》等。从这一角度看，《刘熊碑》较好地体现了书写者运笔和结字的方法，应当属于第一类汉碑的风格。作为书写、临习隶书的范本，其价值不言而喻。
——《刘熊碑》传世残石拓本
1.宋拓刘鹗（刘铁云）旧藏本。整纸未剪，存原碑上段残石起首十五行，行约十二字，下段残石末起二十三行，行十七字。曾归端方，后归完颜衡永，有多人题跋，是最为完整的拓本（存378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宋拓天一阁（范懋政）旧藏本。经剪裱又恢复成整幅大轴，与刘鹗旧藏本同为两残石合拓。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3.沈树镛（沈均初）旧藏本。为原碑下半截残石拓本的翻刻本。
赵之谦在考释《刘熊碑》时，提出了“形似”与“神骨”并重的审美标准，“形似”是前提，“神骨”是更高的追求，而“神骨”的核心则是对“书意”的把握。这种标准不仅要求文字考释的精准，更凸显其在书法艺术上的独到见解。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追求，更是对清末金石界所关注的双钩复制手段—如何体现学术与艺术双重价值的回应。他的《刘熊碑》拓本双钩册页不仅展现了晚清金石学界的审美观念，而且注重鉴藏活动的审美细节，提高鉴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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