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溃败大陆之后在台反思，很多军政要员都总结重要教训。主管军事的白崇禧认为军事上的失败是关键，而引发军事失败的核心原因是马歇尔调停导致东北失去胜机，以及战时国大行宪引发军队内部分裂。而主管党务的陈立夫在自己《成败之鉴》的回忆录里，却将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团之争和与政学系的党政之争纳入大陆失败的核心原因。本笔记系列着重整理由CC系把持的党务派系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之间的党团之争，以及和政学系把持的政务系统的党政之争。重点参考前北大历史系主任王奇生教授的两部著作《党员，党权和党争》，《革命与反革命》。王教授是知名民国史专家，专注国民党党史研究的民国史大家杨天石称他为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他对党团之争这一史实见解独到，鞭辟入里，因此本笔记干脆直接摘引王教授精彩描述和所引用的珍贵史料，仅以张治中回忆录和陈立夫回忆录的一些内容作局部补充。本文只为读书笔记分享，特此说明。
1938年4月，蒋介石在抗战全面开打之时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力压汪精卫，正式当选为国民党总裁。蒋虽早已升到了权力的巅峰，但总裁的头衔对他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意味着在国民党的党统和法理上，蒋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代党魁的合法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陈立夫，陈果夫）
但作为党的总裁，蒋反而显示出比战前更为忧切的情绪：“我请各位严重注意：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历经十年当政，蒋介石是如此评价国民党人的：“做官不做事；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重权利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重义务”。对于国民党组织，蒋介石的评价是：“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他痛下决心，“救国必先救党”。
在国民党历史上，从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至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曾多次更改党名，改组党务，平均6年即进行一次大的改组。至抗战前国民党早已病若沉疴，非注猛药难为功。鉴此，作为总裁的蒋介石也曾动过将党机器停闭，“从新改造”，甚至有过更改党名的念头。然而，蒋最终所选择的路线，仍然不是对衰老败废的党机器进行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造，而是在旧的党机器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这种方法蒋也不是第一次使用。1932年前后，力行社和“青白团”两个仿照德意法西斯组织的相继成立，就可视作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危机所采取的一种应救措施，但这种在党机器之外另组秘密团体的做法，酿造和激发了新的派系纠纷。为了不重蹈覆辙，三青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公开的组织。
蒋介石为什么不直接改造国民党，而要在国民党之外，设立一个与国民党双轨并行的新党？在蒋看来，国民党对全国民众已失去了吸引力。特别是年青一代瞧不起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蒋设想成立一个主要以青年为对象的新的“革命组织”，期待通过这个新的组织将那些对国民党产生反感的年青一代重新吸引过来。
陈立夫曾在回忆录里力辩， 三青团按建党理论本就应该是国民党的预备组织，隶属于国民党。因此在三青团筹组的过程中，当讨论到新组织的名称时，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之前冠上“中国国民党”几个字；蒋当即斥责说：“有你这 ‘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蒋在三青团成立之后直言不讳地讲过他的动机：“只要中国国民党能复兴，就不必另设青年团；即令有组织青年团的必要，亦可以附设于国民党以内。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从新创立这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呢？就是因为我们国民党这几年来消沉散漫，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不论精神纪律，都是异常衰颓，可以说党部都已变成了衙门，而党员已变成了官僚，无论如何设法改造，都不能彻底改造过来！在本党没有彻底改革以前，如果吸收青年进去，那只有害了青年，而无补于革命，所以要另外设立一个青年团，来组织一般有为的青年，好使他们承担中国革命的事业”。
可见三青团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国民党的预备组织而产生的，而是作为一个将来可能取代国民党的新兴内部平行组织。这从诞生开始便有和国民党竞争内斗的基因。战前成立的几个以拥蒋为中心目标的秘密派系组织之间的恶性内耗，亦令蒋感到有统一的必要。三青团的成立，将这些秘密派系在三青团融于一炉。
三青团的成立，亦隐含有另立新组织以向其他党派表达合并意向和吸引其他党派参与的企图。蒋最初还流露出要赋予三青团在革命任务中以领导的角色，大有取国民党而代之的姿态。在蒋的话语中，国民党几乎成了一个腐化没落的反面教材，而三青团则被赋予新生革命集团的角色。当蒋不断将三青团的新使命与国民党的旧形象反复对比时，难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三青团形同“新宠”，国民党有如“弃妇”。“党员看团员，好象是新起之敌；团员看党员，当作落伍分子。”蒋对三青团既以新生力量相期，三青团团员亦不免自我认知膨胀。他们以“新生命”“新细胞”自诩，对国民党公开嘲笑讽刺，并有意散布“党旧团新”“团高一切”等言论。在三青团的宣传凸显下，国民党被推到了一个至为尴尬的境地，留在国民党内的人被目为衰颓腐化之辈，甚至被三青团列为革命的对象。
例如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时，三青团筹备主任姚从吾就建议朱家骅：教职员与学生应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因此他建议学校的政治组织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因“保守落后”只宜加入国民党，青年团则专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学校党部只可作为学校团部的辅佐和陪衬，不能妨害学生青年团的进行。
国民党党机器长期以来为CC系一派所独掌，CC系对国民党党务组织的缺失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立的三青团既被赋予革新国民党积弊的重任，CC系自然不能再充当三青团的组织中坚。基于这一考虑，蒋介石在筹组三青团时，属意由原力行社黄埔系成员如康泽，贺衷寒等主要承担起这个新组织的组建任务。CC系只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力行社势力的角色。但由此一来，战前CC系与力行社黄埔系之间的派系宿怨，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党团之间的对峙和冲突。本来希望通过三青团来统合和弥缝党内各派，结果反而陷入更深更浊的派系斗争中。
在组织体制的设计上，三青团与国民党之间双轨竞进的关系。尽管三青团系经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而成立，并在国民党党章中规定了团对党的从属地位，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除了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外，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并不具有组织体制上的统属关系。三青团自始至终不受国民党党机器的直接统辖。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对三青团的组织、人事、经费等始终无干涉和过问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党团之间各成系统。尽管CC系一直试图将三青团纳入国民党党机器的统制之下，强调三青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团员相当于国民党的预备党员等，但均遭到力行社黄埔系势力的抵制而未果。
（贺衷寒）
从战前国民党党员的年龄结构来看，80%以上的党员在39岁以下。也就是说，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以青年人为主体力量的党。三青团成立后，无异侵夺国民党原有组织的势力范围。国民党自然不甘放弃。党团之间在成员吸收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和冲突。其结果，“党团部均不管年龄大小，尽量吸收新分子，由吸收而争夺，由争夺而攻击，由攻击而诋毁，因此形成党与团的对立”。
如在战时大学校园中，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的关系十分微妙。如中山大学等校，学校当局与青年团均为党部之“对手”，“无不与党部为难”。西北大学等校，党、团冲突更为激烈。西北大学校长为CC系干将，该校党部自然也成为CC系的领地，与力行社势力主控的校三青团团部势如水火。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
更有甚者，在战前的地方政治运作中，主要是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力资源发生矛盾和冲突。但三青团自成立后，也很快介入地方权势资源的争夺中，党、政之间的二元冲突演化为党、政、团三股力量的倾轧。蒋介石原本寄望三青团能革新国民党的积弊，未料三青团的种种表现和旧的国民党在作风上难分彼此。正如当时流行的几句顺口溜所形容的：“党部官化，团部党化；党员官僚化，团员党员化。”一个原本以改造国民党为职志的组织，自身又很快成为第二个亟待改造的对象。
（朱家骅）
张治中在回忆录说：“所以在工作进行中，发现团与党重复抵触之处甚多，因而力量抵消，摩擦丛生。加以党内日益发展的派系、人事的纠纷（当时团与党的摩擦事实上是黄埔系与CC的摩擦，更具体地说，是贺衷寒、康泽与陈立夫、陈果夫的摩擦），更使团与党的关系日趋复杂。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团与党的关系越不明确，越增加了国民党内部派系、人事的纠纷；国民党内部派系、人事纠纷越大，团与党的关系越坏”。
以前每当陷入危局时，孙中山均能毅然将国民党彻底改造，从而开创一个新局面。蒋介石则不同。他的治党之术，很多影响来自于上海滩时期的江湖权谋，更有北洋背景的政学系灌输给他的连横之术。惯于从二元对抗中求制衡，从相互制衡中求驾驭。无论战前力行社和CC系的较量，还是战时的党团之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这既是蒋自信的表现，也是蒋不自信的反映。
蒋成立青年团的构想，难免受到苏联、德国等组训青年的启示。但这些国家和政党的青年组织，均是直属于党的统辖，是各政党培植新生和后备力量的组织。三青团却不同。蒋最初有意赋予三青团在国民党之外自主运作的地位。当党团争攘势成水火时，蒋才不得不对党团关系予以调整，强调国民党对三青团的“指导”地位，并适当抑制三青团的过度膨胀。但党团之间的摩擦和斗争不仅未能止息，反呈持续加剧之势。
到1942年，蒋介石不得不下手令说：“现在各地党与团间仍不断发生摩擦，以致减弱本党的力量，反授异党以机会，言之殊堪痛心。若长此以往，团部不仅无益于党，而徒为党部之蠹。”但蒋并没有立即取消三青团。又过5年之后，党团矛盾已激化到危及国民党自身的存续，蒋才下决心将这个“党部之蠹”并入国民党。党团之间积不相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党溃败方才止歇。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作为党魁，此事蒋实难辞其咎，陈立夫作为蒋曾经的机要秘书，曾经对蒋成立军统以对抗自己的中统予以支持，称党国需要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才能视听分明。但对此事，他大呼不解并将其归结为大陆之败的重要原因。
（康泽）
而另外一个蒋曾经非常信任的侍从室长官，曾被任命为三青团干事长的张治中在回忆录里是如此描述党团之争的：“当然，事实上也没有哪一方面完全对，所以我后来就由厌恶而至于放任，认为是党内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曾有CC负责人向我说：蒋先生既要我们搞这个组织，为什么又要黄埔学生搞那个组织？蒋的初意以为两个组织可以并行不悖，没料到适成为摩擦纠纷的根源……两派的摩擦纠纷，抵消了组织力量，涣散了组织纪律。”
张治中曾对此组训青年投入巨大热情。他理解是青年团的初衷是为了抗战而改造青年。张治中回忆到：而我接任之初一直到后来，始终把它看成是个为青年组织、训练、服务的机构，一切为了抗战，所有一切措施，主观上总是从这些地方出发’。张治中曾在抗战后期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规定党团各占半数，结果知识青年都热烈响应了这个号召，自觉自愿地来应征，青年团应担负的五万人竟将近到了十万人之数。张治中在最后感叹：“这些知识青年，包括学校学生、机关干部、社会青年，都是具有爱国热情、参加抗战而来，这是大可赞扬的青年精神的具体表现……我始终认为青年团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抗战中发动青年组训青年来争取抗战的胜利，但在事实上也做了（被派系争斗）利用的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