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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子也叫“肩舆”，雇用了人，放在肩上抬着走的。先前，由于坐轿的人，身份不同，乃有八人抬、四人抬、三人抬、两人抬的几种，轿顶也分金色的、朱漆的、锡的几种。百年前，如当时的上海道台吕海寰、袁树勋、瑞澂，他们就坐八人抬，那是最煊赫的。至如上海知县，如吴馨、沈宝丰、危道丰，那就坐四人抬的朱顶蓝呢轿，其他没有官职的，那就坐两人抬的蓝呢轿。所以，那时富贵人家，都有轿厅，停着轿子，雇着轿夫，随时听候使唤。女人坐的轿子，形式较小而精致，轿帘都有璎珞须头，掩映飘拂着。冬天轿帘，还用厚呢或皮毛做的，每逢新正拜年，夫人、太太、少奶们穿着披风红裙，满头珠翠珍宝，自非坐轿不可。新娘坐的是花轿，绣着“凤穿牡丹”“福禄鸳鸯”的轿帘，有的是四明彩轿（上海的宁波人用之）。至于丧轿，顶上蒙着白布，有的全蒙，有的半 蒙，就看坐轿的人和死者的亲疏而分。先前犯了罪的官员，上法场时也得坐轿，那轿子是没有顶的。上海书寓出征应堂差，坐的是飞轿，在小花园一带（今浙江路汉口路）大出风头，轿前挂着“××书寓”的风灯。我们重读李伯元的《游戏报》还可以看到它们的动态。

我到上海时，轿子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的朋友家也有很漂亮的马车，却也盛极而衰了，已经进入了汽车的时代。但却还有一乘轿子留着，那是有名伤寒医生张聋 （张骧云）的轿子。一轿飞过，大家瞩目，都知道张聋 出诊了。张聋去世后，上海的轿子也就绝迹。这也是上海的一段掌故。

郑逸梅先生，也曾说了一段杨子京坐轿子的故事。一百年前，杭州胡雪岩，那是东南驰名的大富翁，胡庆余堂便是他们的家产。后来破产了，胡氏的上海房产就出卖给杨子京家。子京特地做了一件大长衫，好似洋女人的晚礼服一般，每天出门，雇了四个洋人替他拉着走。他有一乘呢轿，也就让这四位洋人抬着走。这其中，当然有着排洋仇洋的心理，上海市民看了却大为快意呢！

我也坐过轿子，不过不是绿呢大轿，而是“过山龙”和“活杆” （亦称“滑干”） ，那是赶得路，上得山，可以走远程的。

《上海通记·事物原始》：第一辆上海人力车（即黄包车），是在1874年3月24日（清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由法商米拉（Menard）从日本输入，得法公董局核发照会。

你读过老舍的《骆驼祥子》吗？那就是一部人力车夫（拉洋车的）的血泪史。

黄包车，本名东洋车，日本明治三年（1870年）所发明的，两轮高大，有如马车，轮用木制，包以铁皮，因为用手腕拉拖，也叫腕车。三年以后，便流行到上海来，那位法人米拉备了三百辆车在租界行驶，他却因此破了产，逃到海参崴去才了结。那时一因他雇了许多日本人，言语不通，发生了许多误会。二因木轮包铁皮，容易损坏马路，工部局出面干涉。三因开头的车身大，可容两人，男女同坐，发生风化问题。后来才改小了车身，改用橡皮轮，和我们所见的差不多了。后来，泥城桥堍，日通公司发明一种钢丝胶皮轮三弯式车，如老舍所写的“弓子软得颤悠颤悠，连 车把都微微地动弹，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那一种车（包车），本来是洋人坐的贵族车，到了1914年（民国三年），钢丝橡皮车，便通行全市，成为人力车的时代了。

拉洋车的，都是贫苦的从乡间来的工人农民。他们自己买不起车子，也捐不起照会，就产生了许多车行，如永隆公司、亨利公司，数以千计；有的备了几辆车，有的备了几十辆，出租给车夫，也就成了一个大市面。1921年，上海租界照会，不过8388辆，到了1931年，便增加到68005辆（增加了近八倍）。到了抗战前夕，上海全市，已有8万辆以上的巨数。以二人一辆计，靠此为生的，总有二十万人上下（连中间的车行人手）。有的车夫，积了一点钱，买了辆半新旧的车子，捐一张照会，车座比较整洁，包拉几家固定主顾，那便是“野鸡包车”，在人力车这一行中，可算是自耕农了。（这活儿骆驼祥子也干过。）

洋人到了中国，对黄包车发生兴趣，我们在香港九龙就可以看到。我们该记得，1945年12月1日，一些美国兵发起黄包车皇后竞赛，一辆车子载一位小姐，从三马路（汉口路）外滩出发，自东而西，经南京路折入陕西北路，终于陕西南路。比赛结果，车工姜二毛以二十分钟得冠军，琼南迦小姐成为黄包车皇后。可是，胜利以后，上海已成为三轮车时代，黄包车的七十年在朝也就结束了。

想不到在香港还可以看到黄包车的行驶呢！

我这个乡下佬到上海第一年，便在盐商吴家做家庭教师；吴家蓄骏马两匹，亨司美马车（HANSOM）舒适华丽，夕阳西下，时常驰往龙华、沪西一带兜风。那正是马车代轿子而兴的时代，吴家虽有汽车，总还不及马车的风头健呢！不过我所教的吴家公子吴福保，他的母亲，原是北里名妓，归吴家后，竟随马车夫私奔，潜迹哈尔滨，吴氏心中犹有余痛云。

骡车马车，原是北方的交通工具，可是华丽的四轮马车，还是从欧洲输到东方来的。19世纪，北京已有四轮马车，那是皇室的御用车，一般人不敢用。到了清末，一二品大员才开始乘坐。上海租界是洋人的天下，皇帝管不着，富商大贾纷纷自备四轮马车，堂皇过市，百无禁忌的。据说：杭州人程定夷，是有名的收藏家，他首先开风气，坐了四轮马车。后来，江建霞、沈淇泉两位太史公，家境虽穷，却要摆阔，也坐四轮马车。时人写了打油诗：

阔得如此穷，

穷得如此阔。

江浙两翰林，

江三沈十一。

不过，四轮马车的车轮还是木轮加铁皮包的，走起来有些颠簸，直到亨司美马车出来，这才用了橡皮轮胎，走起来非常轻便舒适了。前面往往驾着阿拉伯种的高头骏马，马身上披着锦毯，头上戴着小笠，笠上有两小孔，把马耳矗露在外面。那些年轻少年郎，自己拉着马缰，身边伴着美貌小姐，在绿阴夹道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向西飞驶，到张园、愚园兜圈子，也是他们显威风的行当。（亨司美马车，大都敞篷，春秋佳节，适于郊游。）

洋人到东方，看了清朝官员的缨帽箭衣，觉得很好玩，他们就用蔑视中国人的观念，把这种打扮当作马车夫的服装，除了头上那个顶子。这么一来，就成了洋场风气，连满洲人在上海做官的，也让自己的车夫，这么穿戴了。（满人宝子观，做新衙门会审官，他的马车夫，身穿玫瑰紫的箭衣，用黄绸镶边，头上缨帽，也是玫瑰紫的，缨儿是黄的，和箭衣一致。看起来，倒像是清初入关的摄政王呢！）租界洋人，还定了一种不平等的法令，凡是华人的马车，在马路上行驶，速度绝对不许超过洋人的车子，否则就会被处罚款。那时有一位商人金琴荪，好驾快车，趋乘过市，不问洋人与否，飞驰而过。有时还挥鞭抽打红头阿三，当然是会被判罚款，他也毫不在乎。19世纪末期，国人普遍排洋，也是民族自觉的朕兆。

马车成行成市，马车夫成群结党，姨太太和马车夫偷情私奔，也就成为当年的社会新闻了。

上海豪门巨富，自备马车，公馆人家都有马车间，比后来的汽车间还要大。连着马房得有三四人打理，要喂马，要遛马，一天也是很忙的。为着适应上海市民一般要求，马车行纷纷设立，供客雇唤，也可包月或包日租。全月轿车六十元，篷车五十元，全日五元。马车行，以龙飞为最大（白克路、派克路口，今国际饭店东面），其他如公大、公和、协大、时发…………都是很大的。马车夫，这一大集团，暗中就有了组织，也可说是流氓集团，和捕房包探也有勾结，便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了。郑逸梅曾提到当时的“四大金刚”：（1）“火烧木头”，黑而瘦长，声势却很大。（2）“跑龙套”，他是跑龙套出身，在这一行雄踞一席的。（3）“癞葆生”，此人癞痢头，头上光秃秃，可是，他是相马行家，关外马来，得他看过才行。他又是骑马能手，替阔佬驾车。（4）“老升和”，他是 小白脸，长三姑娘的大众恩客。这部四大金刚传，也就可以说是上海租界史的一页。

英国人到的地方，都有跑马场，香港人士一定明白。上海跑马厅，占地六百余亩，四周兜一转，也仿佛赛了一圈了。跑马之日，华人入场的机会很少，一般人就在马场四围坐着条凳看赛，每人三四铜元。要舒服一点，就一家人雇一辆马车，在跑马厅四周兜圈子，周而复始，看完才散，真的马车成龙，有三五百辆那么多。所以，赛马那三天，马车行生意是空前的。还有岁时节令，坐马车兜喜神方，或是走龙华看桃花，也是马车飞驰的日子。有的人家，遇有丧事，也要雇马车载客送殡，对中下人家说来，就成为一种经济负担。后来汽车代兴，上海的马车先后淘汰（苏州、南京还维持了一些年）。总之，亨司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陈定山写过一篇《快车金四父女遗事》；金四，即金琴荪，人称“快车金四”。上海人，曾任犹太洋行买办。琴荪美丰仪，好御亨司美马车，过四马路（福州路），一枝香、万家春楼上，都有女郎凭栏相看，掷下茉莉花球的。琴荪行如荡子，趋乘过市，扬鲸骨软鞭，有前而不让者，即掣鞭挞之，“唰”的一声，人方呼痛，金四马车已飞过十丈外了。巡捕见而不问，行人为之侧目，呼之为“快车金四”。后为仇家袭击，堕车而死。其女蕙云，美丰仪，好男装，好驶快车如其父，骑姿尤胜。每出，少年有如蜂蝶，随其后不舍。蕙云辄举鞭掣之，有呼痛者，蕙云则疾鞭更掣之，以此人称为亨司美公主。后来，她返璞归真，下嫁小说家吴觉迷，可惜夫妇之间，也不很相得云。

《上海通志·事物源始》：汽车第一次到上海，在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共二辆。由匈牙利人李恩时（Leinz）输入，一辆卖给宁波商人周湘云，另一辆归犹太商人哈同所有。因此，周湘云有了一张“拿波温”（NUMBER ONE，第一号）的汽车照会，哈同也有了一张“拿波温”的司机执照。有钱的人，当然在争面子上想花样，哈同就想用“拿波温”司机执照驾驶“拿波温”汽车，曾经托人和周湘云情商，周呢，当然不答应。哈同便想到雇流氓抢照会的主意，只要周家汽车上街了，便拥上去抢了下来。他是拼着打官司赔点钱了事的。周家一听此消息，那汽车就一直不上街了。后来，上海绑票猖獗，这样彰明昭著的汽车号码，当然更不敢使用了。

据郑逸梅先生说：上海第一个坐汽车的，却是杭州名士叶浩吾的儿子叶少吾。其人在上海花界颇有名声，他父亲知道了，叹息道：“如此浪荡，成何体统！”他就自称为“浪荡男儿”。他写过 《上海之维新党》《商界鬼魆记》一类的讽刺小说。后来任《中外日报》编辑。那时代坐汽车的，都是洋人，他就借洋人的汽车到处拜客，行人为之注目。

汽车初来时，工部局也不识货，仍依马车从轻征税。到了1910年（庚戌年），工部局始颁发汽车执照，1～500号规定为私家车。501～600号为营业车。（到了第三年，便打破这一规定了。）自备汽车执照，黑底白字，俗称公馆牌子。陈定山先生对汽车照会说了一些有趣的掌故：第一号周湘云，第二号犹太商，第三号马立斯，哈同则是第四号。后来，盛杏荪诸子，老四泽丞，重价买了哈同的四号牌照，又花钱捐到了44和444两张牌照。苹丞行七，找到了77号。杜月笙则是7777，四个7。（还有祥生汽车行找到了40000号电话号码。云飞汽车行的电话号码30189，看起来不容易记，当时登报征求谐音诗一句，应征第一名为“岁临一杯酒”，从此大家都记住了。我的一个朋友，特地找来“77918”的电话号码。上海人喜欢弄这套玩意儿，将来的人，当然不明白缘由了。）

上海的“出差汽车”，民初也就上市了。照会号码是白底黑字，取费分计时、计程及包日（或半日）三种，还没有计程表。以二十分钟计，车资一元，小账二角。著名的汽车公司，除“云飞”“祥生”，还有“利利”；“利利”失败，继起则为“银色”，鼎足为三。

《上海县志》载：公共租界电车，1911年（清宣统三年）3月5日开办，一自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至外滩，一自西门至沪宁车站，一自沪宁车站至外白渡桥，一自沪宁车站至提篮桥，一自杨树浦至十六铺，一自洋布局至十六铺，一自提篮桥至十六铺，一自外洋泾桥至靶子场，一自三洋泾桥至北泥城桥。其后法租界也有了电车，接着又兴了无轨电车。第一天通车时，从静安寺起，开到外滩止，乘客二十四人，一半是洋人，一半是华人，都是上海大亨，如朱葆三、虞洽卿等。两旁看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拥挤得很；可是大家不敢坐，因为里巷谣传，电车容易触电，不能乘坐，所以洋人特地试给大家看，表示乘坐电车，毫无危险。后来车厢上挂了“大众可坐，稳快价廉”八个大字。那时的电车真价廉，从静安寺到外滩，只要铜板二枚。我到上海时，已是1921年，从抛球场到 跑马厅也只要铜元一枚。（电车分头等、三等两种，那时华人只能坐三等车，也是洋人轻视华人的心理。）电车开头并不设闸门，沿途可飞车而上，飞车而下。我也自负飞车能手，有一回摔了一跤，就此不敢再试了。其后装了闸门，谁也飞不成了。

电车初行时，一位皖南名士王钟麒，他在《神州日报》写了反对电车的社论，说洋人搜括贫民薄利，剥夺了洋车夫的生计。语为洋人所忌，派巡捕拘捕，王氏便逃回扬州（他的第二故乡）不敢再来上海了。他曾写了两首诗：

网罗遍地将焉适，

披发归来未可嗟。

多难只缘文作祟，

忧天拼会骨埋沙。

有灵欲奏通天表，

无地能容泛海槎。

四海知交君最厚，

可能为我作朱家。

已由亡命成张俭，

拼把缣囊待杜根。

落落不辞头可断，

云云应悔舌犹存。

敢因风浪违初志，

欲驾云霓叩九阍。

多少名流同一叹，

更无人与作昆仑。

上海电车，犹如中国旧社会的政风一般，贪污之风成行，卖票员收入，一大半是“揩油”而得，公司设了查票员，而“揩油”之风如故。于是又设了高级查票。近十多年，“揩油”之风完全肃清，可见今日社会风气的进步。（香港电车，也没有揩油事情，可见风气转变，还在社会人士的共同习尚。）

不过，再久居上海的老上海，离开上海一久，也不明白今日上海的进步了。那最有名的一路电车，而今东起江湾五角场，西迄静安寺，长达十七公里，比先前长了一倍呢！ （行驶于南京路上的有轨电车，于1963年拆除。从鲁迅公园至江湾五角场的有轨电车，于1975年末拆除。——编者注）

答老上海：承示指点拙文所说上海电车初设，分头三两等，头等供洋人乘坐，华人只能乘三等，谓不合事实。顷检查资料，确系如此，并不错误。我问过几位前辈，谓初期确乎如此，此与华人不得进公园，不得进华懋饭店前门，不得进洋人俱乐部，不得进跑马厅，用意相同。我到上海时，已是1921年，电车一门之隔，“头”、“三”分等（并无二等），洋人心目中之华人，便是如此。老实说：我这个土老儿，一直是“排外”的，因为那时的洋人实在太可恶了。

香槟佳酿醉流霞，

闲向天街踏日华。

夜静人稀归去也，

倩郎扶上自由车。

——包天笑《上海竹枝词》

我们看了《八十日环游世界》的影片，开场还有一种早年的自行车，前面轮子特别大，后面轮子较为低小，早期输到上海的自行车，也就是这种样式，那时的小姐们，怕羞，白天不敢学车，晚上才让自己爱人扶着车子走，因此，余翁的《竹枝词》就这么写，盖纪实也。自行车，也叫自由车，也叫脚踏车；那位世界上最著名的汽车大王福特，他就赞美自行车是最完美的交通工具，既迅速又不费汽油，而且走起来静寂无声，它的好处，汽车就达不到。

从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赛汽车的镜头，其声响，其横冲直撞，都是惊人的。只有自行车比赛，不仅是比快，而且可比慢，因 为“慢”比“快”更难以驾驶；上海竞慢比试，得奖的是邓秋马（秋枚的弟弟），这是最高技巧的表演。

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日军汽油节约，上海私家汽车绝迹，那些轿车闲下来，配上了自行车，便来了代替黄包车的三轮车。据说，首先创办的是一位姓傅的技工，他的三轮车公司初张之日，只在上海《新闻报》登了几行分类广告，大家不很注意。可是一车过街，两人可坐，坐起来又很舒服，便很快就通行了。那时，有的车身在前的，有的车身在旁的，有的车身在后的；在后的最稳妥，而且两人车身比单人更平稳些。这样便结束了黄包车的时期。胜利以后，我们回到上海，已经是三轮车的世界了，黄包车逐渐少去。（三轮车，以澳门为最精美舒服，管理上以汉口、广州为最合理。上海也不错，却也有讨价还价的。北京的三轮车，单人坐的为主，也可讨价还价。据说，今后将大量改用“的士”，三轮车也将淘汰了。）

在香港流行一种时代曲，叫作《三轮车上的小姐》，原是旧上海流行过的，但香港却没有三轮车。

到了澳门，双双坐上三轮车，在海边兜风，那是神仙世界，什么汽车、马车都比不上。据说，三轮车早年已在南洋各地流行过，而且行客可以随时下车搭车，这样，产生了浪漫史，也是可能的。或许“三轮车上的小姐”是从南洋来的，也未可知。那几年，有一影片，叫作《三轮车夫之恋》似乎可和马车夫的“光荣”相媲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