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19日，南京下关码头。“老院长，天冷，就送到这吧，你们都回吧。”刘伯承元帅站在渡船上，轻轻摆了摆手，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不容商量的温和。
江风凛冽，前来送行的南京军事学院干部们心里却比这江风还要凉几分。大家还想再劝，想把他送到对岸的浦口火车站，能多陪一程是一程。可刘帅已经转身，只留给众人一个熟悉的、略显蹒跚的背影。随着汽笛长鸣，渡轮缓缓离岸，在江面上变成一个越来越小的黑点。人群肃立，久久不愿离去。新任院长廖汉生望着江心，良久，才低声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廖汉生这句话，分量千钧。他口中的“罪”，究竟指什么？仅仅是身体上的病痛吗？恐怕没那么简单。这背后，藏着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在和平年代里一段异常艰难的岁月。
时间拨回到两年前的1957年。当时，刘伯承已是65岁高龄。多年的戎马生涯给他留下了一身伤病，尤其是那只在战斗中失去的右眼，更是长期折磨着他。创办和执掌南京军事学院这六年，他几乎是呕心沥血。从审定教材到亲自上课，事无巨细。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自己“残衰多病的身体”已是“难于看书提笔”，甚至连参加基层活动都力不从心了。
可以说，1957年他主动请辞院长一职，完全是出于身体原因，是为了不耽误学院的发展。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任命廖汉生接任。交接大会上，副政委钟期光将军那番情真意切的讲话，让在场无数人动容。他细数了刘伯承“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的桩桩件件，称赞他是所有人“永远学习的榜样”。那一刻，离别的伤感笼罩着整个会场。
然而，身体上的折磨，或许还不是最让他锥心刺骨的。真正沉重的打击，来自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批判所谓的“教条主义”。而刘伯承呕心沥血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因为在教学中系统引进了苏联红军的经验，不幸成了这场风波的中心。
接到赴京参会并准备检讨的通知时，刘伯承正在外地疗养。这位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元帅，心理压力陡增，夜不能寐，本就羸弱的身体雪上加霜。抵达北京后，他被查出患上了急性青光眼，眼压高得吓人，不得不立即住院。
值得一提的是，老战友们都为他的处境感到揪心。陈毅元帅赶到医院探望，看着病榻上形容憔悴的刘伯承，心疼地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毛主席也传话，让他好好养病，可以不来开会，表个态就行。
但刘伯承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而又硬朗。他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坚持要亲自到会。7月10日那天，在中南海怀仁堂，当人们看到这位独眼元帅被人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掌声里，有尊敬，有同情，更有无尽的酸楚。他用那只仅存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吃力地读完了那份违心的检讨。
试想一下，一位为共和国的创立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一位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倾尽所有心力的教育家，却要在晚年承受这样的委屈和指摘，这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罪”？这种精神上的重压，远比身体的病痛更让人难以承受。
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回到南京。虽然他名义上还是军委委员，但那段日子，他的心情无疑是极其沉重的。他亲手创办的学院，他最得意的教学成果，被扣上了“教条主义”的帽子，这对他来说，无异于否定了他过去数年的心血。
所以，当1959年他奉调离京时，这次离别便被赋予了极其复杂的含义。这不仅仅是一位老院长的正常工作调动，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他离开的，不只是南京这座城市，更是他倾注了无数情感与心血，也带给他无尽荣耀与伤痛的军事学院。
江风吹拂着岸边送行的人们，也吹远了那艘渡轮。廖汉生眼中的那个背影，不仅仅是一位老帅的离去，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承载着旁人难以体会的功勋、委屈与风霜。那句“没有少受罪”，便是对这一切最沉痛，也最精准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