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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康分析的十年（死亡与欲望）
Une saison chez Lacan
作者：Pierre Rey 记者、剧作家
译者：张涛 
一些人对此理解错误，拥有过多却无法享乐，他们到达了一个临界点，金钱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身家上百万，他们会拼命榨取财富，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以便获取双倍的金钱：通过给自身匮乏的无限性标上数字，他们跨越了需要与欲望之间的界限。
金钱与分析相似。存在一个微妙的滑坡地带，在那里，目的与手段互相替代，颠倒了它们功能的逻辑。有时，说话的人由于不断说话，也会像倾听的人一样，变成沙发上的专业人士。言语、言语的实践、时间和收费，成为了生活的目的和存在的理由，最终构成一种变态的颠倒结构，在这种存在中，实在被缩减为保持距离的文字之不真实，只有在话语的流动中，实在才会出现，但只是为了更好地消失。
就像他的来访者们无法没有他一样，他也在幻想中被他们的需求保护着，使他免于死亡；反过来，没有这群带着痛苦前来的灵魂，他能否存活？这些人来找他，让他为他们命名他们的欲望。
那么，他自己的欲望呢？当我们知道，在这套辩证法中，他被定义为“无为”者，固守死亡的位置，连他自己的生命都隐退其中？软包的房间，隔绝，封闭。有些人坐在河岸边太久，就冒着永远留在那里的最大风险。他们是行动的主人，激发着他们自己无法实践的行动；是中立的旁观者，他们的生命在大他者的话语洪流中消散，一旦走出诊室——他们真的走出来过吗？——便再也感受不到那炽热的脉动，精液与血液，心跳，撕裂，伤口。
我跟他说过圣人的功能、禁欲、放弃、退隐。他耸耸肩：
只有拉康那样拥有非凡广度的人，才能在两岸之间来回穿梭，进行分析，战斗，怀疑，愤怒，生活，探寻，享乐，受苦。无损地跨越由他界定的三个环套秩序——象征、实在、想象，并在每次疯狂回返后，都能以完整的、绝对严谨的满溢之言重新落地，从而使一切在别处重新打开，通向全然不同的事物。
有一次我病了。我告诉他，要取消第二天的预约。他的反应之迅速让我震惊，他立刻安排了接应，奇迹般地，几个小时之内，本该关闭的大门开启了，一些从未见过的人，只因为听到他的一句话，就开始对我视若珍宝。
暴风雨突袭。父亲回来接我。有人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父亲像捡起一根稻草般把我扛在肩上，为我挡住雨水，迈着稳健的大步，穿过寂静的村街，直至家门。那晚，我小小的身体随着他的步伐摇晃，被这股迎着暴风前进的巨大力量所眩晕，我感受到一种绝对的保护之强度。我之所以用这个类比，是因为那种能量的光芒，无论时隔多少光年，都被我感知到：曾经的孩子，蜷缩在父亲怀中，以及后来的我，在同样的力量面前重新成为孩子。在这两种情境中，都有同样的确信：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伤害我。
当时有传闻……“据说拉康那里有很多分析者自杀。”因为他接受倾听那些将死之人的话语，他成为极少数能接受他们无可避免之破碎风险的人。
几乎没有其他分析师会冒险去接触这些“向死而生”的人，哪怕只一次，只为直面他们的目光，也不愿让自己的名片上沾染上死亡的印记。
我注意到他那儿有个矮胖的黑发女人，爱笑，穿着一些褪色的、看起来并不昂贵的衣服。我在心里给她起名叫玛塞琳。
我们好几次都在后面的图书室碰面，那儿书架的阴影里藏着一本阿尼娅·泰亚尔写的《梦的解释》。
我曾在巴黎遍寻此书无果。不敢偷，也不敢请求拉康借给我，我只能在等待时狼吞虎咽地读，咒骂接待的格洛丽亚总是太快叫我进去，硬生生把我从那些秘密中拉走。
有一天晚上，她让我进去时，我想拿起那本书，却发现它不在原位。
我看到角落里，那位矮胖女人正拿着它。格洛丽亚请我跟她进去……
雨刷和雨水。我为自己提问的笨拙而懊恼，但我想知道。拉斯帕耶大道。
——因为孩子。我抱着他。是他替我承受了全部的撞击。
这样的绝望在他那里从不会被拒之门外。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他把别人的生命握在手里。如果他稍有松手，稍有判断失误，说错一句话，沉默太久，或在不合适的时机多看了一眼，一切都可能坠入虚无：那些渴望死亡、注定死亡、几乎已经死去的人，被他从遥远的彼岸拉回来，没有他的介入，他们中有多少人能活下去？
还有另一个流言：“据说他有时候只让来访者待十秒钟。”
关于短时会谈的议论很多。这种方式冲击了太多既定观念，让那些把确定性寄托在惯例法则上的人目瞪口呆。也因为这件事，间接地，我惹恼了我的出版商。有一次，他偶然看见我参加的一档电视节目，我和一位瑞士精神分析师同台。节目一小时。她前半场，我后半场。那位女士头发花白，身份显赫，庄重，刻板，说教，教条。我在轮到自己讲述刚出版的新小说前，半梦半醒地听着，忽然她说：
“在我那里，非常简单。会谈四十五分钟。我在桌上放个沙漏。最后一粒沙落下，结束。”
我愤怒地跳了起来：怎么能把一次会谈结束时那关键的停顿，交给一粒沙子的任意安排？她用四十年笃信不疑的语气，带着恼怒的轻蔑，把我狠狠贬到最底层。主持人如获至宝，立刻煽动起争执，直到我听到他说：“感谢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下周我们将……”
原来一小时已经过去：在激烈的辩论中，我竟一次都没有提及让我来到演播室的新书书名。
最初，拉康让我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如果他感到我有所犹豫或退缩，还会毫不迟疑地引导我继续。
在第二阶段，出于对听见他对我说话的恐惧，每当他想插话，我就焦躁地打断他。再之后，我完全服从于他的规则：真正的工作是在两次会谈的间隙中完成的，诊室只起到催化作用。我很快明白，他在一句话中途切断的字词之断裂，正是我需要探寻的地方，它的音节会萦绕在我体内，直到其中闪现出如雷击般的阐释。拉康猛然站起，那就是我必须寻找的地方——他所指示的那一刻的悬停。这个时刻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只要我接近一个出口，而没有他突然的起身，那把椅子推开的动作，以及他那熟悉的濒死般的叹息，这个出口就会对我保持隐形。十秒，二十分钟？我并不知晓。时间在这里不起作用：当缺乏强度时，那也只是死亡的无时之时。我这才发现，他在短时会谈中引入的不确定性，实际上重新创造了生命本身的功能：让事物流动，通过重演那些让生命鲜活的意外，因为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是既成事实。相比之下，那种固定时长的安全感，在事后看来，只是一个无损于缄默的阻塞或陈词滥调所构成的口吃单调的舒适圈。
因此，从三段论推导来看，人们很容易看出，每一种对确定性的追求，都在无意识里隐含着一种死亡的渴求。当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通过职业规划来填补自己欲望的未知——到六十岁时，他将成为录用他的公司的总裁——那么，可以确定的是，因为他选择将生活中所有可能带来享乐的未知排除在外，所以他是在渴望死亡，以逃避真正的生活。
但有一个矛盾的奇迹能把他从四十年的纯粹损失中拯救出来：失败。
然而，对于那些“赢得救赎”的成功者来说，谁又敢写出一部《失败论》呢？
当我想说的太多，害怕拉康不让我讲完时，我会飞快地倾泻而出，好让他吸收哪怕最微小的部分——始终害怕自己不被理解。
有一天，我倾诉完所有，认为他要站起来了：但他没有。他坐在桌前，继续在便签纸上写着汉字，仿佛忘了我的存在。忽然，房间里失去了我声音的回响，我感到极度尴尬，在椅子上扭动不安；他仍无动于衷。门外，我知道患者们已经排起了队。他不可能让我在这场属于我沉默的全新折磨中待太久。然而十分钟过去，他依然伏案疾书。
肌肉紧绷，完全卡住，我正准备开口——但能说什么呢？——这时，他用那拖腔的语调嘟哝了他一贯的引导词：
这个“没什么”挡住了那本应以其强度让我意识到自己压抑之物的难以承受的焦虑。
一小时后，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彻底崩溃。我无法从喉咙里挤出任何声音，除了那句愤怒的“没什么”，它把我带回到一个我模糊感知到的“全部”，那广阔的无名感令我石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拉康以他那善变的节奏，不时重复这种延长带来的不安，直到我终于被那剧烈的动荡迫使去理解：什么叫作“抗拒的力量”。
有时，他会点起一支雪茄。凭借那螺旋形的造型，我认出是Davidoff出的Punch Culebras。这种雪茄只有在瑞士才能买到。我偶尔会去日内瓦。我问他是否需要我给他带一些，他接受了。我每次去都会买两盒，而让我格外享受的是，每次都要他付全款。
期间，他常用表情示意他对烟灰缸的不耐烦，因为我总要把手伸到他面前，我最终干脆把烟灰缸放在自己腿上。
我坐在窗前，窗外是院子里的石板路和一棵栗树。他伏在桌前，面朝墙壁，把右侧面容展现给我。很多时候，当他觉得自己的沉默已产生真理的效应时，会突然转过椅子，直视我，以一个手势为那看似未被听见的话语作结。在最初，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总是故作勇敢地坚持不低头。但我很快明白，这场令人筋疲力尽的对抗完全源于我的想象界，从那以后，我的目光不再是挑战，而只是疑问。
有一天，他对弥漫在诊室里的烟雾发表了评论。他反复提到，直到我明白，最好在会谈中不要吸烟。
从此，我再也没有从口袋里拿出Philip Morris香烟：我的最后一种防御性自动动作，就这样被彻底放下。
这场持久的较量中，我先后学会了守时，将付费与工作本身联系起来，逐步舍弃那些会延缓工作进展的小动作、姿势或炫示性的姿态。这过程持续了将近一年。
我不再想取悦他，也不再试图证明自己，不再装腔作势，不再想与他竞争。
必须说明的是，就在不久前，他给了我一堂深刻的课。有一个下午，我被他某次沉默——或也许是某次罕见的发言——激怒，愤怒地质问：
他看着我，目光里带着令人瓦解的温柔，长叹一声，仿佛世界尽头般，然后轻声说：
从那一刻起，我接受了自己的赤裸，我只想去理解。但不幸的是，我走得越远，理解得越少。每一次向前迈步，都在我的意识中打开潜意识的新领域，但它的效果只是让我愈发失去对前一天似乎看见之物的掌控，并深切感受到那无尽的未知所带来的沮丧与绝望。
当我犯下解释错误时，他从不反驳我：可见他对治疗方向与自己思路的直觉有多么笃定，才能让我在那些把我自己迷失其中的曲折中随意挣扎……
缰绳牢牢握在他手里，他从不给我任何指引，也不指出我陷入的种种死胡同。我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渴望他的认可。他只是微笑着点头。我带着握住真理的确信走出诊室，但夜晚很快就摧毁了它：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此，我有充分理由把他对我摸索和那些看似辉煌却空洞的诡辩的沉默，理解为一种谎言。
我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但是，每一个答案都会引出另一个问题，那么，如何判断我所把握的答案是否正确，好让我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靠自己发现了：当我真正找到正确答案时，那个问题会突然失去所有内容，失去存在的意义，自然消失。在那时，问题的所有面向都会清晰地呈现给我：不再有任何阴影。在这种被感受到的确定状态里，平静与欢愉交融，我甚至不需要再去询问拉康的看法：我知道。
第二个教训则更令人不安：大他者的谎言，有时是通向自身真理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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