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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卢作孚

他原是合川城里’卢麻布’家的二小子。父亲卖麻布，母亲织麻布，全家穿麻布。麻布粗粝，磨得皮肤生疼，却磨不钝那颗早慧的心。十六岁，他已能教中学数学，夜里研读维新文章。他给自己改名’作孚’，取’为世人表率’之意。这名字太重，重得要用一生来扛。

长江认识他时，他还是个揣着八千银元站在上海滩的穷书生。看外国轮船横冲直撞，他想起川江的纤夫——那些脊背弯成弓的汉子，把命系在一根纤绳上。32岁的卢作孚带着这八千银元来到上海买船。他站在黄浦江边，心里很不是滋味。最便宜的船要2万大洋，他看中的那艘更要3.5万。

他咬了咬牙，花5000买了台发电机，又拿出3000交了定金。民生公司第一艘船 “民生号”（仅 70 吨）挂着中国旗下水了。船虽小，却是中国人自己的船。

‘中国人不坐外国船，不运外国货’，卢作孚喊道。他一家家收购小公司，一步步扩大船队。到1937年抗战前，长江上游七成的运输都归了民生公司。那些外国船，就这样被他一点点挤出了川江。

有人问秘诀，他只说：’中国人的码头，要自己作主。’

一九三八年秋，宜昌的江水一天比一天瘦。宜昌码头的货物堆得比山高。从上海、南京、武汉撤出的九万吨机器设备——兵工厂的机床、纺织厂的纱锭、钢铁厂的轧辊——像被拆散的骨骼裸露在江边。三万名技术人员和难民挤在临时窝棚里，每天都能听见日军逼近的炮声。

这是中国工业最后的血脉。当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清楚：必须在40天内将这些物资运过三峡，否则枯水期一到，大船搁浅，这些机器将落入敌手。

他的民生公司只有22艘轮船，最大吨位不过千吨。按常规运力，完成运输需要一年。英国轮船公司的代表摇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那个16岁就自学微积分的卢作孚，在油灯下推演出’三段式运输法’： 

白天，将最紧要的军工设备装船，由大船直送重庆；夜晚，用中小型船只转运次要物资；最危险的浅水区，则征用数百条木船接驳。为争取时间，他开创性地实施长江夜航——此前从未有人敢在礁石密布的峡江夜行。

四十个昼夜，长江成了战场。民生的船白天隐蔽，夜里点着煤油灯航行。有艘船被炸沉时，大副的怀表停在凌晨四点五十分——后来这块表在朝天门码头泥沙中被发现，锈蚀的指针永远指着那个时刻。

图| 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

11月的江风已带刀锋。民生公司的船员们发现，他们的总经理总出现在最危险的航段。当’民俗轮’在巴东被炸沉时，卢作孚亲自在码头安抚遇难者家属；当’民熙轮’夜航触礁，他连夜调来潜水员抢救设备。四十个昼夜过后，当日军先头部队抵达宜昌时，码头只剩下被江水泡发的空木箱。

这场被后世称为’中国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共抢运了：

• 兵工署所属工厂器材5.6万吨

• 航空委员会油料器材3.9万吨

• 民营企业设备1.2万吨

• 机关学校物资8千吨以及数万技术工人、学生和难民。

图| 民主轮正在抢运物资

活下来的人记得，卢老板总穿着洗白的长衫，口袋里装着一包仁丹和半块没吃完的压缩饼干。有次他弯腰捡起掉落的饼干屑，有人说’别要了’，他摇摇头：’这是民来轮老周省下的口粮。’

战争结束时，民生公司的账簿上记着：沉船十六艘，殉职船员一百一十七名。而抢运的兵工设备，造出了第一批中正式步枪。

一九四九年的香港之夜，他在阳台上望着灯火。台湾来的人说那里有新建的码头，周恩来托人捎来川江水文图。他问厨师：’合川的麻布，现在多少钱一尺？’三天后，他选择带着十八艘海轮回到大陆，价值相当当时两千万美元。

死前那个冬天，他总去江边散步。有人说听见他在和沉船说话，也有人说他只是在算一道没写完的数学题。1952年2月8日，这位拯救过百万生命的实业家，在重庆黯然离世，时年59岁。

如今宜昌纪念园的铜像基座上，刻着当年沉船的名录。游客们拍照时很少低头去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就像长江记得所有故事，却从不说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