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6年，北宋靖康元年。
当完颜宗望率领的金国东路军兵锋直指东京开封府时，这座拥有超过一百四十万人口、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并没如后世想象那般，立刻陷入一片恐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巨大的灾难降临前，往往伴随着一段极不协调的、近乎疯狂的“正常”。
城墙外，是磨刀霍霍的金军铁骑。城墙内，却是歌舞升平，物价飞涨，人们在酒楼、茶坊、瓦舍、勾栏中一掷千金。
这并不是简单的麻木，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由整个精英阶层主导的集体幻觉。要理解靖康之难为啥“耻辱”到了骨髓，就必须先看懂这场国破家亡前的末日狂欢。它不是国家的不幸，而是一个阶层精神世界的彻底崩塌。
第一幕：一场用钱买来的“大捷”与虚假的安全感
靖康元年的春天，金军第一次兵临开封城下。
新即位的宋钦宗赵桓，和他那刚刚退位、一心只想当太上皇的父亲宋徽宗一样，骨子里缺乏战斗的意志。但开封的城防体系是百年积累的成果，城中尚有主战派大臣李纲等人积极调度，军民同心，金军的速攻并未奏效。
金军的战略意图并非一举灭宋，而是掠夺。
在发现开封这块骨头暂时啃不动后，金军统帅完颜宗望便顺势开出了条件：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匹，绢缎百万匹。拿到这笔巨额的“赔款”，他们就退兵。
对宋钦宗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刀。
于是，朝廷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搜刮全城。国库不够，就向官员、宗室、富商、百姓摊派。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为了凑齐这笔钱，开封府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
当金军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心满意足地北撤时，一个奇怪的认知在开封城内迅速蔓延开来。宋廷官方的宣传口径是：金兵畏惧我大宋天威，被我军民击退。一场明明是花钱消灾的屈辱媾和，被粉饰成了一场“开封保卫战”的伟大胜利。
宋钦宗在金军退去后，立刻下诏大赦天下，改元靖康，意为“靖安康宁”。
他接受百官朝贺，城中百姓也如释重负。他们看到的，是皇帝的英明和宋军的“神勇”，是金人终究不敢挑战天朝的“事实”。没有人愿意去想，这种“胜利”是建立在掏空国库和民脂民膏的基础之上，更没有人去想，尝到甜头的狼，会不会再次南下。
这场虚假的胜利，如同一剂强效麻醉剂，注入了开封城的每一个角落。它为接下来长达六个多月的疯狂，提供了最关键的心理基础：我们是安全的，而且我们已经胜利了。
第二幕：六个月的“正常”：消费、权斗与“神兵”
从靖康元年（1126年）三月金军撤退，到同年闰十一月金军再次围城，中间有大约八个月的宝贵时间。这段时间，但凡宋廷君臣有丝毫的危机感，加固城防、整训军队、充实武备、迁都避祸，历史的结局或许都会有所不同。
然而，开封城选择了一条最不可思议的道路：恢复“正常”，甚至比以往更“正常”。
消费主义的狂欢
金军一退，被压抑的商业活动立刻井喷式地反弹。
根据史料的零星记载，开封城内的物价非但没有因为战争威胁而下跌，反而出现了一种病态的繁荣。尤其是奢侈品和娱乐业。
酒楼里，宴席不断。
在《东京梦华录》所描绘的那个繁华世界里，一桌上等的酒席，可以包含上百道菜品，从“插食”冷盘到“头羹”，再到“下酒咸豉”，名目繁多，极尽奢华。
在金军退去后的“和平”日子里，这种景象重现街头。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们仿佛要将前几个月的惊恐通过消费发泄出来，夜市通宵达旦，靡靡之音不绝于耳。
人们“买买买”的行为背后，一方面，是官方刻意营造的“太平盛世”氛围。朝廷需要通过市场的繁荣来证明自己的统治稳固，证明“胜利”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则是精英阶层对未来的极度不确定感，转化为一种“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生存哲学。当明天变得模糊不清，抓住眼前的享受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政治舞台的闹剧
与市场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
在第一次开封保卫战中，居功至伟的主战派领袖李纲，成了朝廷内部“和平派”的眼中钉。这批以宰相何㶚、李邦彦为首的投降派官员认为，李纲的存在，会刺激金人，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既然金人是打不走的，那就只能“和”。而要“和”，就必须向金人展示出足够的“诚意”。这种“诚意”的第一步，就是清除掉所有让金人不开心的主战派。
于是，在金军撤走后不到一个月，李纲就被罢免了相位。这位在危城之下奔走呼号、组织防御的功臣，被一脚踢出了权力中心。宋钦宗听信了投降派的谗言，认为只要自己足够“乖”，金人就不会再来。他甚至天真地派人去质问金国为何撕毁“盟约”，得到的却是对方的嘲笑。
罢免李纲，等于自毁长城。
宋廷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我们放弃抵抗。这八个月里，开封的城防、军备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日渐松弛。原本募集起来的各地勤王之师，也被解散遣返。
“六甲神兵”的登场
如果说权斗和消费还属于人类可以理解的范畴，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彻底标志着北宋精英阶层的精神世界已经进入了非理性的“疯癫”状态。
一个名叫郭京的龙卫兵，站了出来。 他自称会“六甲法”，能撒豆成兵，召唤天上的神将下凡助战。他声称，只要给他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生辰八字相合的士兵，他就能生擒金军统帅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一举荡平金兵。
在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时代，这都像是一个街头骗子的胡言乱语。但在靖康元年的开封，它却成了自皇帝以下，无数朝臣的“救命稻草”。
宋钦宗亲自在皇宫内为郭京设坛做法，对他言听计从，封他为官，赏赐金帛。满朝文武，竟然无人敢于质疑。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奇迹。当现实中的所有路径（战与和）都显得无望时，超自然的力量便成了唯一的精神寄托。相信郭京，不是因为他有多可信，而是因为不相信他，就必须直面那个谁也无法承受的残酷现实。
于是，在靖康元年的秋冬之际，整个开封城的防务，就寄托在了这个神棍的“六甲神兵”之上。正规军被要求不得干预郭京“作法”，城防的漏洞也无人去管。整个城市，都在等待一场盛大的魔术表演，来解决所有问题。
第三幕：神话的破灭与秩序的崩溃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国两路大军再次会师于开封城下。 这一次，他们准备得更充分，也更没有耐心。他们已经看透了宋廷的虚弱和愚蠢。
金军开始攻城。炮石呼啸，箭如雨下。城墙上的宋军这才发现，这几个月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准备。而全城的希望——郭京和他的“六甲神兵”，终于要登场了。
闰十一月二十五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荒诞之日。 郭京大开宣化门，亲自率领他那七千多个“神兵”出城迎敌。他命令城上守军全部背过身去，不许观看，以免“泄了神气”。
结果可想而知。 这群所谓的“神兵”，不过是些市井无赖和临时招募的壮丁，他们冲出城门，就被严阵以待的金军骑兵一阵砍杀，瞬间崩溃。郭京眼看情形不对，带着几个心腹，趁乱从南门逃之夭夭。
城门大开，金军蜂拥而入。
郭京的神话，如同一个巨大的肥皂泡，在全城军民眼前瞬间破灭。随之破灭的，是开封城最后的一丝心理防线。
恐慌，真正的恐慌，此刻才开始。
秩序荡然无存。士兵扔下兵器四散奔逃，官员躲在家中不知所措。城内的富人，那些曾经在酒楼里一掷千金的富商，此刻正带着家产，绝望地寻找出路，却发现所有城门都已被金军控制。
曾经繁华的街道，变成了人间地狱。抢劫、杀戮、哭喊声响彻全城。宋钦宗，这位曾经寄望于神仙皇帝的君主，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脱下龙袍，换上素衣，亲自步行前往金军大营，乞求投降。
第四幕：最后的账单——被剥光的尊严
开封城破，但金军的勒索并未停止。他们开出了一个天文数字的“赎城费”：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二千万锭，绢帛一千万匹。
为了凑齐这笔钱，北宋的官员们，对自己的同胞，亮出了比金人更锋利的爪牙。
以梅执礼、何㶚为首的宋朝官员，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搜刮的机构。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无一幸免。《靖康稗史笺证》中的《开封府状》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官员会带着兵丁，闯入民宅，掘地三尺。凡是藏匿金银者，一经查出，便施以酷刑，直到交出所有财产为止。
寺庙里的佛像被刮去金身，宫殿里的器物被熔化，千年古都的财富，就这样在自己人的手中，被一点点榨干，然后恭敬地送入金军的口袋。
然而，即便如此，金银的数量也远远不够。 于是，金人开出了最后的价码：用女人抵债。
这是整个靖康之难中，最令人发指，也最能体现北宋精英阶层道德彻底沦丧的一幕。 金军明码标价：帝姬（公主）、王妃、宗姬（郡主、县主等），每人抵黄金一千锭；缤御（皇帝的姬妾）、宗妇（宗室的媳妇）、贵戚女，每人抵黄金五百锭；官绅、富商、民间女子，根据姿色，从黄金一百锭到白银二十锭不等。
宋朝的官员们，包括宋钦宗本人，接受了这个条件。 他们开始像统计货物一样，统计开封城内的女性。一份份名单被呈报上来，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个女子的身份、年龄和“估价”。从徽宗的女儿、钦宗的后妃，到大臣的妻女，再到普通市民的女儿，总计超过一万一千名女性，被分批送入金军大营，充当“抵债品”。
她们的哭喊，她们的哀求，没有换来任何怜悯。在那些负责此事的宋朝官员眼中，这些女性，已经不是他们的同胞，不是他们的亲人，而是一个个可以换取自己苟延残喘的数字。
当一个统治阶级，为了活命，可以如此系统、高效、冷漠地出卖自己国家的女人时，这个阶级、这个王朝，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全部合法性与尊严。
二帝“北狩”路线
结尾
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金军在搜刮干净之后，决定废黜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将他们连同赵氏皇族、后宫嫔妃、朝臣工匠等数千人，悉数押解北上。
囚车缓缓驶出曾经的帝国都城。
开封城里，再无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