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载光阴像山间的溪流,看似缓缓淌过,却在不经意间冲刷出深深的沟壑。每当我翻开小学和初中的日记本,泛黄纸页上的字迹便会苏醒,那些被时光磨得有些模糊的日子,连同外婆的身影,便会从字里行间走出来。

她的声音是山间清晨的露,带着草木的清润;她的手掌是晒过太阳的棉布,粗糙却温暖。那些曾经以为会随岁月淡去的记忆,此刻愈发清晰,像木油桃在枝头凝结的饱满,沉甸甸地坠在心头。

我竟不知道外婆的全名。成年后偶尔想起,想问外公时,他早已佝偻着背,眼神浑浊,往事在他那里碎成了无法拼凑的片段。只知道她是外公的第二任妻子,生了母亲姐弟五个。

八十年代母亲出嫁时,我的小姨和小舅还只有四五岁,母亲帮忙背着他们,外婆就连夜赶紧纳了几双布鞋,针脚细密,鞋面上绣着简单的花草——那是她能给女儿最实在的嫁妆。

我出生时,外婆挎着竹篮来探望,篮子里装着刚杀的土鸡、自种的青菜,还有给我做的小布鞋小棉袜,布面上还留着她手掌的温度。那些年,她几乎每年都来,像山间的候鸟,踩着季节的节奏,把山里的鲜灵和牵挂,一路送到我们家。

直到一九九五年,我刚上初中,五十多岁的外婆突然病逝,那时的我还不太懂“永远”的分量,只知道那个总往我口袋里塞野果子的老人,再也不会出现在村口的石阶上了。

十来岁的记忆里,最鲜亮的一笔,是跟着外婆去捡木油桃的日子。小学到初一的每个秋天,学校都会布置一项特殊的任务:交二十到一百斤不等的木油桃。

木油桃,是在会昌俗称木子树的果实,成熟时呈深褐色,饱满如小灯笼,榨出的油主要用来食用,多余的用点灶灯或用木子渣做肥皂。

可是,我家在庄口圩镇边上,分来的几亩木油岭远在深山,等我们赶去时,早就被山里人家捷足先登,连落在地上的果子都被拾得干干净净。从小到大,每年交齐木油桃,成了压在我和我哥心头的巨石,而外婆家所在的于都县于阳乡中坊村(如今属黄麟乡),成了我唯一的指望。

外婆家藏在大山褶皱里,虽与我家分属两县,却隔着好几座山、好几条溪,那时没有电话,山路崎岖,往来一次要步行几个小时,每年也就见一两回。捡木油桃,是其中最隆重、最值得期盼的一次。

十月的山里,秋阳把一切都染成了金红色。木子岭上的树叶一半青一半黄,木油桃挂满枝头,像缀在绿绸缎上的褐宝石。外婆总在开春时就念叨:“等秋收了,带娃娃们来捡木子哦。”

我们兄弟俩从夏末就开始盼,数着日子等山里的木油桃成熟,终于等到某个初秋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哥就带着上路,越过潺潺的溪流,穿过晒着稻谷的村庄,脚下的路从石板变成泥土,空气里渐渐漫开松针和野菊的香气。

远远望见外婆家的土坯房时,总能看到她站在门口的老樟树下,蓝布头巾在风里轻轻飘。灶屋里早已飘出饭菜香,是腊肉炒笋干,是南瓜干蒸饭,还有她前一晚泡好的米酒,甜丝丝的,暖着我们走了一路的寒气。

吃完饭,外婆会从墙角拎出竹篮和长钩,竹篮里装着给山里的外公和舅舅们准备的饭菜和水。她总让我们跟在身后,“莫跑远,山里的路绕,别迷路”“柴草深的地方喊我,有野蜂”“捡那些落在地上的,树上的留给你外公他们摘”。

她的脚步轻快,像常年在山路上走惯了的山鹿,蓝布衫的衣角扫过齐膝的茅草,惊起几只蚂蚱。她带我们钻进一个山窝窝,说这里刚被摘过,剩下的够我们捡了。

阳光透过木子树的缝隙洒下来,落在满地的落叶上,也落在外婆的白发上。她弯着腰,手指在落叶间翻找,捡起一个饱满的木油桃,就往我们的竹篮里放。“这个好,够肥”“那个裂了口,别要了”。

她的声音混着虫鸣,像在跟大山说话。有一次,我哥拨开一丛茂密的蕨类植物,突然“哇”地叫了一声——一团黑压压的野蜂窝挂在枝桠上,蜂群嗡地散开,像一团滚动的乌云。

外婆见状猛地转身,一把将我们往身后拉,自己却往旁边的矮树丛里躲,嘴里大声喊:“快蹲下!别抬头!”她的声音带着急,却很稳,像定海神针。

远去的回忆——我的外婆

我们死死抱着头蹲在地上,听着蜂群在头顶盘旋的声音,直到外婆轻声说“走了”,才敢慢慢抬头。她的手臂被野蜂蛰了一下,起了个红疹子,却笑着揉我们的头发:“不怕,外婆皮厚,蜂子叮不动。”

临近午时,阳光爬到头顶,竹篮里的木油桃渐渐堆成了小山。外婆会把我们捡的果子倒在她家的竹匾里,用杆秤称。“够了够了,你看这分量,学校的任务准能交上。”

要是我的篮子还差些,她就趁外公不注意,从他们摘的大堆里抓一把,悄悄塞进我的篮子,“别让你外公看见,他要骂人呢”。她的手粗糙,指甲缝里嵌着泥土,触到我的手背时,像砂纸轻轻擦过,却暖得让人安心。

记有一年学校放假晚,等我们赶到外婆家,山里的木油桃早就被拾得干干净净。我和我哥看着空荡荡的木子岭,急得直哭,眼泪掉在干硬的泥土上,瞬间就洇没了。外婆站在旁边,眉头皱成了疙瘩,嘴里不停地念叨:“这可咋整,这可咋整。”

第二天一早,她背着外公,从家里的储粮间拖出一个麻袋,里面是她和外公辛辛苦苦摘了半个月的木油桃,“够了够了,这些准够你们交差”。后来母亲说,那天外公发现少了半麻袋木油桃,气得把扁担都摔了,外婆却一声不吭,任由他骂,只是夜里偷偷抹眼泪。

从外婆家回来的路上,竹篮里除了木油桃,总会躺着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野柿子红得像小灯笼,咬一口甜得齁人;野樟梨带着淡淡的涩,却越嚼越香;还有外婆煎的薯包,外酥里软,裹着芝麻的香;盐花生炒得蹦脆,装在玻璃瓶里,能吃上好几天。

每次都装得太多,我们挑不动,外婆就提前托人捎信,让父亲在半路的桥头等。父亲接过竹篮时,总会叹口气:“你外婆啊,总把好东西都给你们。”

那些吃的能管上十天半月,吃完了,我们就又开始盼外婆来。她来的时候,肩上的竹篮总不会空:春天是春笋和野韮菜,夏天是山杨梅和苦瓜干,秋天是板栗和木油,冬天是红薯干和腌肉。她坐在我家的门槛上,一边择菜一边听母亲说我们的功课,眼睛笑成了月牙:“要好好念书,走出这山窝窝。”

还有一件事,像根细刺,扎在我心里三十多年。有个周末,我和我哥闲得发慌,吃饱了没事干,拿着一根竹棍追家里的老母鸡玩。那是外婆几年前送来的,特别能下蛋,母亲总说要留着孵小鸡。我们追得鸡飞狗跳,它慌不择路地撞在石阶上,扑腾了几下就不动了。看着地上的死鸡,我俩吓得魂都没了,傻愣愣地站着,等着母亲赶圩回来挨揍。

就在这时,外婆突然来了。她看到草坪上的死鸡,脸一下子沉了,捡起鸡来,手都在抖。“这是留着下蛋的啊!你们怎么这么不懂事!”她的声音很严厉,眼睛红红的,可看到我们吓得缩成一团,像两只受惊的小兔子,语气又软了下来。

“别怕,跟你爹娘说,是被过路的自行车轧死的,人家赔了钱。”她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了几层的小包,打开来,是十几块皱巴巴的零钱,“就说这是赔的钱,别说是你们打死的。”

那天下午,母亲回来后,果然没打骂我们。可我和我哥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坐立不安。直到第二年开春,外婆突然病逝,我们才终于忍不住,向父母坦白了真相。

母亲听着,眼圈一下子红了,哽咽着说:“你们外婆……早就跟我说了。她说鸡是你们打死的,让我别骂你们,小孩子不懂事。那十几块钱,是她上山挖草药卖的,硬要塞给我,说给你们买笔和本子。”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外婆的疼惜。她骂我们时的生气是真的,心疼那只下蛋鸡也是真的,但更真的,是怕我们挨揍的牵挂。她用最笨拙的方式,为我们撑起了一片荫凉,自己却默默扛下了所有。可我们再也没机会跟她说声对不起,没机会看着她坐在门槛上择菜,听她讲山里的故事了。

外婆在世时,日子过得极俭省。一年到头就那么几件“的确良”褂子,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就缝上补丁。她总说:“山里人,穿得暖就行,不用讲究。”可每次给我们塞木油桃时,从不心疼;每次来我家,竹篮里的东西总装得冒尖;就连偷偷给我们的那十几块钱,也是她走了无数山路,挖了多少草药才换来的。母亲说,外婆临走前还在念叨:“大外孙的木油桃够不够?小外孙的作业本买了没?”

这么多年过去,我常常在夜里梦见外婆。梦里她还是那副样子,蓝布头巾,旧褂子,从裤兜里掏出那个层层包裹的布包,数着零钱,反复叮嘱母亲:“给娃买些好吃的,别亏着他们。”她的手在梦里依然粗糙,却带着让人心安的温度。

整整三十年,足够山间的木子树结三十次果子,足够溪水绕着山岗流三十圈,足够一个懵懂的少年长成能扛起生活的大人。可外婆的身影,从未在记忆里褪色。她就像那片木子岭,沉默却厚重,用最质朴的爱,滋养着我们的岁月。那些捡木油桃的清晨,那些藏在竹篮里的香甜,那些为我们隐瞒的过错,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宝藏。

如今,我也成了父亲,才更懂外婆当年的不易。她没读过多少书,不懂什么大道理,却用一生践行着最朴素的爱——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把委屈藏给自己。她的爱,就像木油桃榨出的油,不耀眼,却能在漫漫长夜里,亮起点点微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远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回忆。外婆,那个连名字都没被我记住的老人,用她的一生,教会了我什么是爱,什么是包容。每当秋天来临,看到山间的木子树,我总会想起她弯着腰在落叶间拾捡的身影,想起她悄悄往我篮子里塞木油桃时的样子。那身影,在金色的阳光下,永远清晰,永远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