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朱健,1956年出生。1972年入伍当兵六年。1978年退伍当工人,同年考入新疆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先后任职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交通银行、新疆太平洋保险公司。2016年退休前为太平洋寿险总公司副总经理。


原题

影星的陨落



作者:朱健
冯喆(1921年12月23日-1969年6月2日)

从1952年至1980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一部电影成为了那近三十年的时代符号和记忆。这部电影伴随了三代人的成长,成为了全中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一部电影。

在电影匮乏稀缺的时代,许多人无数次观看了这部电影,观看人次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纪录,达到了36亿人次。

这部电影中的每一句经典的台词,都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脑海中: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还得靠我们步兵!

这些经典的电影台词,也成了那个枯燥呆板的时代社会幽默和诙谐的口头禅。几代人都会借用这些经典台词自我调侃,揶揄朋友,放松紧绷的政治神经。

这部电影,就是《南征北战》。

一部电影36亿人次观看,一部电影让全国人民记住了高营长的扮演者冯喆,冯喆成了亿万影迷心目中的偶像和影星。

冯喆,是怎样成为时代的偶像和影星的呢?

冯喆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冯喆的一家人都与上海圣约翰大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

冯喆的父亲冯建统,17岁时就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21岁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硕士。

然后,冯建统又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宋子文一起去了美国。冯建统先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外交。后又转入哈佛大学,攻读商务管理和铁路管理两个博士学位。

冯建统读完哈佛大学两个博士学位后,就回到了祖国。一直从事着中国铁路建设和管理,成为了中国铁路建设的先驱者,也成了实业救国的实践者。

冯建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极为重视孩子的现代教育。他将两个儿子送到了自己的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书。又将女儿送到了教会办的上海启秀女中读书。

冯建统的两个儿子天生聪慧,血液里都流淌着读书的因子。可是天公不作美,大儿子得了当时谈虎色变的“痨病”,只能休学在家。

1941年,小儿子冯喆像当年父亲一样,通过五天的英文考试、一天的中文考试,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机械系。

冯建统和冯喆父子两代人,都成为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子,这也成为了校园的佳话。

“痨病”猛如虎,病毒肆意横行,很快侵入到了冯喆哥哥的骨体。哥哥胸部以下全部打上了石膏,他成为了一个失能的病人。

时代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哥哥的病情,把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颠覆和摧毁了。

此时,正是战争抗日最焦灼和最残酷的时期。冯建统在中缅铁路,带领工人抢建抢修抗日战场最宝贵的铁路运输线,根本顾不上家。

同时,民国脆弱的经济已被战争所破坏,民国政府已不能正常地给铁路职工开出工资。冯建统完全是凭着抗日激情,在前线带领工人日夜抢建铁路。

冯喆的母亲韦瑶珊,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玛丽女校。在冯喆的父亲冯建统去美国留学前,她与冯建统结为了连理,然后双双留学美国。韦瑶珊在美国留学时,先是学习的音乐,生了冯喆哥哥后,改为攻读家政管理专业。

由于战争的破坏,父亲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的工资时沽时有。哥哥成为了瘫痪失能的病人后,治疗“痨病”,需要昂贵的医疗费,家里根本请不起护工,只能妈妈自己承担护理哥哥的重任。

一个胸部以下全部瘫痪、打满了石膏的儿子,从喂饭喂水,到端屎端尿,擦身护理,全是妈妈自己扛着。妈妈每天累得精疲力竭,很快就被累倒了。

家里的天塌了,屋里的地陷了!

冯喆面对哥哥昂贵的医疗费和自己不菲的大学学费,这双重“大山”的叠加压力。加之,妈妈已经被累垮了这个现实。为了解脱妈妈的重担,冯喆这位圣约翰大学的学子,做出了一个舍己助家的选择:

辍学回家,护理哥哥。

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方和老师,都为这个大有前途的优秀学子的辍学所惋惜!但同时,大家又十分敬佩这个善良𢤦事、充满爱心的大男孩!

校方承诺,上海圣约翰大学永远为这个充满爱心的学子,敞开再就学的大门!

事后,当冯建统从中缅铁路前线回家探亲时。面对眼前塌了天的家,这位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子、哈佛大学双博士、中国铁路建设的先驱者,大哭了一场。

这哭,是冯建统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情绪的大宣泄和释放!

既有父亲在大儿子的重疾面前,无能为力的心痛;又有父亲为小儿子舍己护理哥哥,而辍学的心疼和惋惜;还有丈夫对妻子的愧疚;更有作为铁路建设的高管,必须无条件地承担抗日的使命和责任!

建统,难啊!苦啊!

冯喆的爸爸冯建统,110年前在美国哈佛读博士的照片

冯喆的妈妈韦瑶珊

冯喆与哥哥和妹妹的合影

老天,仍有一杆公正的秤。

病魔关上了冯喆的求学之窗。但老天又给充满爱心的冯喆,打开了通往艺术殿堂的大门!

冯喆的妈妈留美的时候是学音乐的,冯喆继承了妈妈音乐艺术的天赋,他的大提琴拉得特别好。加上他的嗓子含有独美的磁性。说出的国语和英语都特有韵味。

特别是冯喆那1.8米的身高,他又曾是上海旱冰比赛的冠军,和上海少年游泳比赛的第三名。

冯喆健硕的体魄,使他身上充满了阳光,闪烁着大男孩的阳刚之美。

四十年代,上海话剧的生态特别蓬勃兴旺,有点文艺细胞的小青年,都喜欢去试一试身手。

冯喆有两个好朋友韩非和顾也鲁在话剧界,他们动员冯喆去试试身手。

1944年,有着文艺细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才子冯喆,到上海“美艺剧团”,开始了话剧演员的演艺之路。

受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影响,冯喆待人彬彬有礼、谦逊温和。他的教养很快就和话剧表演融为了一体。

他先后出演了《日出》《家》等多部话剧,凭借着独特的气质和精湛的演技,冯喆很快就由无名小辈,变成了上海话剧界一颗闪亮的新星,跳升为年轻人的偶像。

冯喆在演话剧的同时,每月也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他将妹妹也拉入到了话剧社,跟他一起演话剧。兄妹两人的工资,都拿出来给了哥哥治病。

但是,病魔仍死死纠缠着哥哥。

1947年,病魔最终还是夺走了哥哥年轻的生命。

四十年代,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城市,电影业的发展异军突起。电影很快就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时尚行业。

上海国泰影片公司,敏锐地预感到,冯喆将是中国电影票房的金钥匙。他们抢先签下了冯喆这个未来的电影明星。

1947年,冯喆与舒绣文一起主演了电影《裙带风》。从此,冯喆便走上了了电影表演之路。

同年,冯喆又与周璇合作,主演了电影《忆江南》。至此,中国电影界一颗新星闪烁光芒了!

冯喆进入电影行业后,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共出演了二十四部电影。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名副其实的红遍全国的大明星。

冯喆出演的这些电影,基本上覆盖了一个时代,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1952年,冯喆在电影《南征北战》中扮演了高营长,至今令人难忘。

1956年,冯喆与秦怡合作,出演电影《铁道游击队》,扮演智勇双全的游击队政委李正。

1957年,冯喆主演了电影《羊城暗哨》,成功塑造了侦察英雄王练。

1959年,他又在《沙漠追匪记》中,饰演勇敢的骑兵班长钟永胜。

1963年,他在 《金沙江畔》中,饰演英勇机智的指导员金明。

1963年,冯喆与王丹凤搭档,出演了古装片《桃花扇》。

他还主演了《重要的一课》、《大风浪里的小故事》、《英雄赶派克》等电影。

冯喆在每一部电影中,都能凭借自然醇熟的表演,将影片中的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

他把温润儒雅的气质和风度,最阳光的大气,最美好的形象,留在了中国老百姓的心中。但却为自己埋下了人生的悲剧!

冯喆和周旋在电影《忆江南》

冯喆在电影《铁道游击队》中

冯喆和狄梵在电影《羊城暗哨》

冯喆在电影《金沙江畔》

冯喆和王丹凤在电影《桃花扇》 

冯喆与电影演员秦怡

1966年,“文乱”开始了。全国各地,首先受到冲击荡涤的就是文化艺术影视领域。

这时,冯喆己经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了。冯喆自然就成了影视“黑线”,在四川最扎眼的头号“黑大牌”。

天上的电影大明星,成了地下的臭狗屎!

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贴满了批判冯喆的大字报。造反派觉得批判得还不够深入。然后,就将冯喆与峨影厂厂长朱丹南等三人一起,押在了敞篷卡车上,拉到成都市区游街示众。

冯喆曾经与王丹凤搭档,出演过古装爱情片《桃花扇》。爱情,在禁欲的“文乱”年代那是邪恶的诱惑,是毒害青少年的禁果。

冯喆,脖子上挂着造反派特制的《桃花扇》的牌子,头上戴着造反派特制的小丑帽子。他被押在敞篷卡车的前面,十分醒目地被公开羞辱、公开示众。 

当敞篷卡车停在市中心路边时,沿街的革命群众,争相拥前观看这位昔日的大牌明星。

他们围着汽车,兴奋地高喊:打倒冯喆,火烧黑“明星”!

在革命气氛的鼓舞下,几个年轻男子翻上了敞篷卡车。其中一个男子对着冯喆就抽了两记耳光,将冯喆戴的小丑帽都打飞了!

围观的革命群众一片叫好!

冯喆被押在敞篷卡车上游街示众

冯喆被被围观的群众谩骂侮辱抽耳光

群众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无法无天”。

此时冯喆是被批斗者,是政治生态中的最底层。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戾气严重的人,都会借机向被批斗的冯喆发泄。

哪怕冯喆和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只要看冯喆不顺眼,就可以上来抽冯喆。

冯喆,这个昔日红遍中国的影星,在肆虐飞扬的仇恨和嫉妒中,被霸凌和被屈辱着!

真是,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虎落平阳被犬欺!

六十八年前,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就义时,围观的百姓在狂叫声中,纷纷向谭嗣同扔菜叶、吐唾沫!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历史,总是在循环重演!

此时,冯喆的母亲刚去世,父亲和妹妹在香港。在四川成都只有妻子张光茹一个亲人。可冯喆的婚姻写满了痛苦、无奈和失败。

在他人生最低谷、最无助、最需要亲情的时刻,他却是孤家寡人。引颈四望,无枝可依。冯喆的妻子张光茹,是四川宜宾人。她家境贫寒,从小就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但张光茹天生丽质,9岁时母亲就将她送去学川剧,期盼她有朝一日能成为名角。解放前,“戏子”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女“戏子”更是达官显贵们的玩物。张光茹 12岁的时候,被川军的一个军官看中,要娶纳她为小妾。她誓死不从,逃婚出走。张光茹 15岁时,又被一个富家少爷看中。在少爷狂热的追逐下,她也坠入了爱河。可是,没有多长时间,她就被少爷抛弃了。她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悲愤中,性情刚烈的张光茹,用菜刀将自己左手的食指砍了下来。从此,男人成了她心中最大的阴影。

1946年,16岁的张光茹在重庆,从事了话剧。张光茹随重庆中华剧艺社来到上海,演出《棠棣之花》。当冯喆看到美丽动人的张光茹第一眼时,便被爱神之箭射中了。

冯喆,十分热火地追求着张光茹。张光茹对冯喆十分纠结:

一方面,冯喆已经是崭露头角的新星,长的帅气,又有名气,还有才气。另一方面,张光茹的心里对男人具有深深的恐惧阴影。

但在冯喆爱恋的炽热下,他们很快便处于了热恋之中。

当冯喆带着张光茹去见自己的父母时,没想到父母觉得张光茹家庭背景和个人文化教育,与冯家差异太大,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父亲冯建统对儿子冯喆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忠告:不同的家教、不同的教育背景,会产生不同的文明冲突。冯喆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决定迎娶张光茹。

1949年,29岁的冯喆与19岁的张光茹,在香港六国饭店举行了婚礼。

冯喆与张光茹在香港举行婚礼

1951年,张光茹被分配到上海剧工队当话剧演员。由于她普通话带着四川口音,十分不利于话剧表演。所以,在单位被边缘化了。工作上的不顺利,这让张光茹心情特别郁闷和烦躁。

然而,冯喆在电影界逐渐成为了如日中天的明星。这种鲜明的反差,使夫妻之间的嫌隙逐渐产生了。

由于,张光茹在与冯喆认识前,曾受过两个男人的严重伤害。所以,她对男人的心理极其敏感。冯喆身边除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只要冯喆跟哪位女子多说几句话,张光茹就会怀疑和猜忌。 

张光茹每天生活在猜忌、郁闷、偏执的思维空间,她自己也十分痛苦。

而冯喆更是痛苦不堪。他对妹妹说,光茹太敏感了,让我都无法正常地呼吸,我活得太累了。

这一切都验证了,父亲冯建统曾经对儿子冯喆说过的忠告。

1956年,张光茹决定还是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去演川剧。她又回到了四川,重演川剧。事业上有了自尊,她的心情也好多了。

这样,冯喆和张光茹开始了两地分居,彼此不见,情绪也平坦了许多。

1961年,冯喆调到新建的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开始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拾年]朱健: 南征北战“高营长”, 陨落在动乱时代

冯喆与张光茹

但是,没过多久张光茹就听到了冯喆“尾随女孩”的传言。这个致命的传言,成了冯喆和张光茹婚姻的终极杀手。

冯喆“尾随女孩”,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960年,“大跃进”刚刚结束,“三年自然灾害”又开始了。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的审美也烙下了缺失和匮乏的时代烙印。

美丽,被女孩用男装紧裹藏着。

美丽,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意识。  

女孩们祟尚的是“铁姑娘”,扬弃和鄙视的是“红妆”。漂亮的女孩见到“回头”的仰慕者,都会以敌视的目光,弹射出一句咒语:臭流氓!

作为艺术领域的人士,对审美是有天然的敏感和欣赏情绪的。

一天,冯喆在上海永安百货商场看到了一个穿着裙子、气质出众的女孩。在女孩们一色男装打扮的时代,穿裙装的女孩,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冯喆望着“仙女”,欣赏着“仙女”,情不自禁地跟着“仙女”。

在那个年代,敢在公共场合,用目光赞美美丽,用目光欣赏美女,那还了得!爱美,错配了时代是要付出代价,受到惩罚的!

谁都想不到的是,这名穿裙子的“仙女”,原来是一名警察。冯喆在光天化日下,自己主动撞上了枪口。

具有无产阶级专政身份的女警察,认为弥散着资产阶级眼神的冯喆,不怀好意。第二天,女警察报告给了上海电影制片厂。

上影厂迅速做出了反应,对沾染了资产阶级意识和行为的冯喆,严厉处罚,冯喆被降两级工资。

这是一个跳进黄河,也永远洗不清的窘迫事。自尊心极强的冯喆,他不想在上影厂这样灰头土脸地呆着。

所以,他就申请了调往新成立的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也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

拿着“尾随女孩”的传言,张光茹怒气冲冲地质问冯喆。冯喆一点也不隐瞒,承认是自己从欣赏的角度,多看了这位女警察几眼。

张光茹原本就性情刚烈,猜忌心严重。听到冯喆的坦承,她怒不可遏,马上将冯喆赶出了家。冯喆只好搬到了电影厂的男生宿舍。

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爱美之情,要分年代。冯喆那臭美的资产阶级眼神,杀死了自己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

“文乱”一步一步在升级。造反派不仅继续批判冯喆,还要求他揭发曾经的老领导,上海地下党文艺战线的领军人物夏衍、于伶等人。

冯喆,这个书生加明星,不管造反派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和威胁,他始终坚持了做人的底线和良心,没有诬陷和揭发老领导。

造反派恼羞成怒,对冯喆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大会、小会轮番批斗。

面对批判的升级,冯喆心情极为压抑和痛苦。有一天批斗大会结束后,他情不自禁地走到了张光茹的住处,想找这唯一的亲人说说话,释放一下心里巨大的压力和痛苦。

不料,张光茹板起了严肃面孔,黑着脸将他拒之了门外。这也彻底摧垮了冯喆心中,那最后一寸的心灵避风港!

冯喆只能拖着心力交瘁、疲惫无力的身躯,伤心黯然地离开了。

造反派在冯喆那里,没有得到任何的突破和成果,他们便跑到了到省川剧团,找到了张光茹,恐吓和威胁她,要求她揭发冯喆的问题。

张光茹,在政治压力下选择了“革命”的立场,表示与冯喆划清政治界限。

她被迫将冯喆曾对反右、大跃进的一些私下议论,转述给了造反派。这使得冯喆的政治处境,更加雪上加霜,更加恶劣。残酷的现实诠释了,在政治运动和政治压力下:夫妻本是同林鸟,“革命”面前各自飞。何况他们原本就存在着感情上的信任危机。

张光茹辅导小演员

1968年,“文乱”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冯喆被编入到所谓的劳动教育大队。劳动队全部集中到了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

四川省大邑县在“文乱”时期,那可是闻名全国。因为,在大邑县有一个名叫刘文彩的地主。

四川省美术学院在这里,创作了一组庞大的雕塑群——“收租院”。“收租院”也成了全国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教育的现场基地。

当时,四川省和全国各地,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涌向大邑县安仁镇参加忆苦思甜的教育。大家也都在私下悄悄地议论,大明星冯喆就在大邑县安仁镇劳动改造。

于是,出现了一个十分蹊跷的现象。只要冯喆周边没人时,就会突然窜出人来,急促地塞给冯喆一个小字条。

纸条里,最多的就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请你坚持最后五分钟!

还有更大胆地写道:我们爱你!

在那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下,仍有保留善良与同情心的好人,这是多么难得的呀!

这廖廖的几个字,给了冯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四川,是“文乱”中武斗的重灾区。冯喆坚持做人的底线,没有诬陷和揭发夏衍、于伶等老领导。

造反派就说他不老实,抗拒交待。三个凶神恶煞的打手,就用麻袋套在了冯喆的头上,对着蒙在麻袋里的冯喆拳打脚踢。凶神,一边拳打,一边脚踢;恶煞,一边辱骂,一边诛心;他们以放荡污秽、流里兮兮的腔调,模仿电影《南征北战》里的经典台词:解决战斗,还得靠我们步兵!

三个,见不得阳光的蚍蚨。魔鬼般的拳打脚踢被蒙上麻袋的“高营长”。

打人,为什么还要蒙上麻袋呢?

因为蒙上麻袋,被打的人看不见凶手。同时,蒙上麻袋打人,被打者少有外伤血痕,更多的是内伤。

暴力和野蛮,是如此的卑鄙和下作!

当军代表看到被打的遍体淤青、伤痕累累的冯喆时,也都泛起了恻隐心和同情心,他让冯喆去医院包扎治疗一下。

冯喆感谢军代表的关心,无奈地说:不用治了,治好了还是被打,反正早晚都会被打死的!

1969年,造反派预定6月2日在大邑县召开批判冯喆的大会。为了彻底批倒批臭冯喆,在6月1日晚上,造反派在大邑县安仁中学露天场放映了两部批判参考片。   

一部是《南征北战》,一部是《桃花扇》。 这二部电影的男主角都是冯喆。

放电影时,造反派把冯喆揪了过来,强迫他面对着观众,背对着银幕,跪在地上低头认罪。

坏人,哪怕掌握了再小的权力,都会在充满仇恨的心态中,在践踏、霸凌、羞辱他人中,寻求权力肆意的快感!

这是坏人掌权后的标配!

6月2日,天刚亮。做饭的炊事员赶早起来烧饭,突然看到煤柴房里吊着一个人,炊事员吓了一跳,再睁眼一看,竟然是冯喆。

在静悄悄的黎明中,炊事员惊慌失措地呼喊:出人命了!出人命了!

噩耗,穿越了寂静的晨曦……

一个曾经在华夏大地上,深得亿万老百姓喜爱的影星,一颗光芒璀璨的中华电影明星,在黑暗的黎明前悄然陨落……

这年,冯喆才49岁!

张光茹听到噩耗,赶到大邑县时,冯喆已被摆放在了一辆马车上,他双眼微睁,身上裹着一床破旧的毛毯,浑身伤痕累累。

张光茹看到冯喆的那一瞬间,多年来心中那些猜忌和怨气,全都随风而去,飘散云间,只剩下不尽的伤感和悔恨。

十八年后,张光茹在诗中写道:

我悼亡君十八年;

此心耿耿意绵绵;

君虽逝去我恋君;

梦里相逢话苦甜。

冯喆的妈妈去世后,冯喆的父亲冯建统,与妹妹冯琳仍然都居住在香港。

那个年代,在港澳台有亲戚的人,是属于有海外关系的人。这是要严格政治审查,严密监控的。

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年时间,爸爸和妹妹怕给冯喆带来政治上的麻烦,他们不敢与冯喆通信联系。

冯喆与妹妹冯琳

妹妹冯琳在回忆哥哥冯喆时写道,我收到二哥最后一封信的时间是1968年12月25日,信下面二哥的签名,被他人乱涂划后,改成了十分恐怖的七个字:

此人是牛鬼蛇神。

看到这个带着獠牙的署名落款,冯琳心里害怕极了,担心哥哥被他们折磨和欺负!

妹妹冯琳写道:打倒“四人帮”后,许多名人、名演员都陆续平反了,可唯独没有二哥冯喆的任何消息。

在焦急和无奈中,她给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写了一封信,求廖伯伯帮忙查询一下二哥冯喆的情况。廖伯伯要求四川省马上落实此事。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

1978年7月4日,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了峨眉电影制片厂的一个通知。请冯琳作为家属,去成都参加冯喆平反昭雪大会。

冯琳看完通知,顿时觉得:塌下来的天,压着她的心口,她一点气也喘不出来!

1978年7月13日,冯琳从香港赶到成都,参加哥哥冯喆的追悼平反大会。在追悼平反大会上,冯琳两次哭昏了过去。

追悼大会的悼词说,冯喆同志因长期被关押批斗、毒打,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迫害。冯喆同志于1969年6月2日自缢身亡。

而冯琳说,追悼平反大会之后,有位与冯喆一起关在“牛棚”的好友,向她述说了冯喆致死的真实情况,那完全是另外一种说法。

但冯喆去世已经快十年了,这位好友述说的情况,怎么取证呢?取证,一切都变得难上难了……

冯琳回到香港后,她和父亲冯建统都陷入到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那些日子,冯琳不敢正眼看父亲。父亲整天也不与任何人说话。他每天一个人独自坐着,从白天,坐到天黑。

冯琳与父亲冯建统

在黑夜里,冯建统仍然是静默无语,只有他那枚烟斗里,一闪一亮的烟火,陪伴着他……

悲痛,大于无语!

惩恶,酝酿心中!

冯建统,这位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子,哈佛大学的双博士,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在万分悲痛中,刚毅坚定地告诉女儿冯琳:他的余生,就是要用父爱的全部力量,追捕迫害儿子的凶手,将这些恶人绳之以法!

父爱是伟大的!

冯建统,饱含着对儿子深情的思念,将儿子冯喆所遭受到的残酷迫害和悲惨遭遇,写成一份份催人泪下的文明对野蛮的控诉!

父亲坚决要求,国家一定要用法律惩处迫害冯喆的造反派头头和殴打冯喆的凶手,用法律拨乱反正,治理国家。

更难能可贵的是,冯建统这位伟大的父亲,这位耄耋老爷子。他锲而不舍,持续坚持,每个月都给中央领导写信、寄信。信,一封又一封;日,一月又一月。每月,父亲冯建统的“情”和“理”,都会准时从香港寄往北京。

耄耋之年的冯建统

父爱的力量是强大的!父亲的坚持感天动地!

1982年3月6日,四川省人民法院对残酷迫害冯喆的造反派头头刘结挺、张西挺(一对夫妻),进行了公开的审判。

刘结挺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张西挺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刘结挺后来病死在了监狱)。

直接动手野蛮殴打冯喆的三个凶手,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

女儿冯琳,将这迟到了十三年的审判,告诉了父亲冯建统。冯琳看到父亲,这个有着坚强意志的爸爸:

他那压抑了十三年的泪水,从他那双深邃的双眼里,挣脱、再挣脱地涌了出来……

涌向那布满沧桑和皱纹的脸上……

随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冯建统,对女儿冯琳说,他现在终于可以,活着告慰儿子,死了也可以闭眼了!

1982年3月14日,也就是迫害殴打儿子的这些坏蛋,被法律惩处八天后。冯建统在完成了替儿报仇、惩恶必达的使命后,他便急匆匆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与他一生为之骄傲、日夜思念的儿子冯喆,相聚在了天堂。

夜空,又多了一颗璀璨的星。

冯建统、冯喆这对父子,这两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子,在星空中闪耀!

冯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2005年,在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之际,冯喆获得了中国电影“百位优秀演员”的光荣称号。历史,镌刻着冯喆的艺术贡献!

在四川有一个人,他叫樊建川。他曾经担任过四川宜宾市副市长,九十年代下海创业,现在是四川省知名的民营企业家。樊建川最成功的事业和杰作,就是创建了享誉海内外的“建川博物馆”。

樊建川认为,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是冯喆蒙难冤死的地方。在冯喆的蒙难地,纪念老百姓喜爱的电影明星冯喆,具有特殊的意义。

为了铭记历史,不忘苦难,教育后代。他在“建川博物馆”里,又专门建立了一个“冯喆纪念馆”。

“冯喆纪念馆”里,陈列了许多从全国各地征集到的冯喆生前用过的遗物,冯喆的影像片,以及散落在民间的冯喆照片。

2008年,“冯喆纪念馆”正式落成。开馆前, 樊建川请六十多年前,在上海与冯喆一起演话剧的老搭档,著名艺术家黄宗江写一个开馆词。

黄宗江老先生,应邀写下了一篇催人泪下,寓意深刻的《致冯喆》,刊登在了上海《新民晚报》上。

现在,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喜爱冯喆的影迷和朋友们。大家聚集在“冯喆纪念馆”,深情地怀念自己心中的影星。

一个曾经给三代中国老百姓,带来精神愉悦和美好回忆的影星,在自己的蒙难地,与大家相伴相忆!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子中,有个辉煌影星和他悲催的故事;反思过去是为了走好未来之路!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原载微信公号朱健仍然是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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