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学者在评价中国伟大帝王时，常常将隋文帝杨坚置于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甚至认为他的历史影响力，超越了更为人熟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这位建立了隋朝、并成功终结长达数百年分裂乱世的皇帝，其开创性的制度建设与治理理念，被西方学界视为具有深远的世界性意义，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政治文明。
杨坚的崛起之路颇具传奇色彩。他出身于北周的显赫权贵家族，继承了父亲杨忠隋国公的爵位。凭借自身的军事才能和在战场上的功绩，他在北周朝廷中的地位稳步上升。
杨坚的女儿成为北周皇太子妃（后为皇后）之后，他也因此晋升为国丈，权势达到顶峰。然而，这显赫的地位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猜忌心极重的周宣帝宇文赟视他为巨大威胁，多次设计欲除之而后快。杨坚凭借过人的沉着冷静和机敏应对，数次化险为夷。
公元580年，沉溺酒色、早早退位当太上皇的周宣帝突然去世，留下年仅8岁的儿子静帝即位。作为外戚和重臣，杨坚被任命为辅政大臣。面对孤儿寡母和暗流汹涌的朝局，杨坚展现了高超的权谋手腕，最终在公元581年迫使年幼的静帝禅位，建立了隋朝。
杨坚登基后，面临的是一个自西晋灭亡（316年）以来，分裂割据长达273年的破碎山河。北方经历过五胡十六国的混战，最终形成北周、北齐对峙；南方则历经宋、齐、梁、陈多个王朝更迭。战争频仍，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凋敝。
公元588年，他任命次子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为行军元帅，统领五十余万大军，分兵多路，大举伐陈。隋军势如破竹，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在公元589年攻陷南陈都城建康（今南京），俘虏了陈后主叔宝，彻底灭亡了陈朝。
至此，自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开始萌芽，西晋“永嘉之乱”后全面爆发的近三百年大分裂时代宣告终结。杨坚与秦始皇嬴政一样，成为结束长期乱世、再造一统帝国的关键人物。
然而，统一天下仅仅是开始。如何治理这个饱经战乱、百废待兴的庞大帝国，才是更大的考验。杨坚在位期间（开皇年间，581-600年），推行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后世千余年的基础性制度变革，这才是他被西方学者推崇为“最伟大”的核心原因。
在朝廷架构上，他正式确立并完善了“三省六部制”。中书省主要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和重要决策；门下省则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如有不妥可驳回；尚书省是最高执行机构，负责将经过审核的政令贯彻实施。
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具体分管官员选拔、户籍财政、礼仪教育、军事国防、司法刑狱和工程建设。这套体系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分散了相权，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
英国权威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高度评价，认为隋朝“消灭了其前人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高度集权帝国的结构”，这套制度框架成为其后历代王朝官僚体系的核心骨架，影响极其深远。
杨坚还极其严格地禁止了后宫嫔妃、外戚以及宦官干预朝政，这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极为罕见，有效保证了初期政治的相对清明。
在地方管理上，杨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消肿”改革。他将此前混乱重叠、效率低下的州、郡、县三级行政架构，精简为州（后一度改称郡）、县两级。地方的主要官员（刺史、县令）全部由朝廷直接考核任命，地方豪强和士族对地方的干预被大大削弱。
这项改革极大减少了地方冗官的数量，节省了巨额的财政开支，减轻了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负担，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使朝廷的政令能够更有效地直达各郡、县。
法律是治国重器，杨坚深知严刑峻法不得人心。他废除了北周等前朝遗留下来的诸多残酷刑罚，如割鼻、挖眼、车裂等肉刑，以及动辄株连全族的“灭族”酷法。他主持修订并颁布了《开皇律》。
这部新法典相对宽简明晰，大大减轻了法律的残酷性和野蛮性。更具开创性意义的是，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死刑复奏”制度：规定地方司法机关判处犯人死刑后，不能立即执行，必须将案卷上报最高司法机关——大理寺进行复核。
大理寺复核后，还需反复奏报皇帝三次，由皇帝亲自勾决后才能最终执行。这种慎用死刑、恤刑慎杀的思想和实践，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选拔国家管理人才方面，杨坚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他废除了实行数百年的“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主要依据门第出身选拔官员，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开始尝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
虽然隋朝的科举制度尚处于初创和雏形阶段，考试的科目、规模和规范性远不如后世（尤其是唐宋）完善，但“分科取士”这一根本方向的确立，其意义极其重大。
它为此后一千多年科举制度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僚阶层的长期垄断，为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进入仕途的上升通道。
为了恢复凋敝的农业经济，安定流离的民生，杨坚强力推行了“均田制”。将无主的荒地、前朝公田以及从豪强手中检括出的部分土地，按照男丁、妇女等不同标准分配给农民耕种。而获得土地的农民需要承担向朝廷缴纳粮食、布帛和服劳役的义务。
这样既有效抑制了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同时也使大量在战乱中失去土地的流民和依附于豪强的佃农，重新获得了基本的生产资料。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国家也因此获得了稳定的赋税收入和徭役来源，国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增强。
此外，杨坚还颇具远见地建立了古代中国重要的社会保障机制——义仓。他下令在全国各地乡间设置的这种粮仓，由当地百姓每年根据收成情况自愿捐献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存起来。
这些粮食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地方，专门用于在本地遭遇水旱蝗灾等荒年时，开仓赈济本乡本土的饥民。这相当于建立了一套民间的、分散的粮食储备和救灾互助体系，是古代社会一项非常务实且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
杨坚本人还是一个以勤政节俭著称的皇帝。史料记载他勤于政务，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召见大臣处理国事（“每旦听朝”），批阅奏章常常忙到深夜。他的个人生活极其简朴，在宫廷中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据说平常用膳不过一两个荤菜，所穿衣物也多是洗濯多次的旧衣。
对于吏治，尤其是贪腐问题，他采取了异常严厉的高压政策。他建立了一套对官吏进行定期考核的制度，根据政绩优劣进行奖惩。对于清廉能干的官员，他不吝提拔重用；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员，则毫不留情，一旦官员收受贿赂，立即处以极刑。
这种严厉的反腐手段，连自己的亲生儿子、立有军功的秦王杨俊，也因生活奢侈、贪财好色而被严惩，罢免了所有官职。在开皇年间，这种高压态势确实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官场风气为之一清。
在民族政策方面，杨坚也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智慧。他统一全国后，并没有像许多开国君主那样大肆屠戮前朝的皇族和降臣，而是采取了相对宽厚的怀柔政策。对于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突厥汗国，他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利用外交手段分化瓦解突厥各部，同时配合必要的军事打击。
开皇四年，隋军大败突厥沙钵略可汗主力后，突厥各部首领被迫臣服，沙钵略可汗上表称臣，并尊奉杨坚为“圣人可汗”，表示愿意世代归顺，成为藩属。杨坚成功地实现了中原王朝与北方强大游牧民族在一定时期内的和平共处，其影响力远播塞外。
在文化和社会生活层面，杨坚也有开创性的举措。他废除了前代王朝实行的、禁止普通百姓进入五岳等名山大川游览的禁令，首次允许老百姓自由进入这些地方观光游览，甚至允许在非禁猎区狩猎。这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
杨坚的励精图治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效。他刚接手北周政权时，全国在册户口大约只有400万户。到他去世的公元604年，全国在册户口已激增到890万户，人口估计达到5000万左右。国家的粮仓储备极其充盈，遍布各地的大型官仓储存的粮食、布帛堆积如山。
史书记载，直到唐朝建立几十年后的贞观年间，隋朝储备的粮食和布帛还没有用完！史学家将他统治时期政治相对清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的局面誉为“开皇之治”。
当然，杨坚的晚年也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在继承人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太子杨勇性格宽厚率真，但缺乏政治谋略，且生活不够检点，引起崇尚节俭的独孤皇后不满。
次子晋王杨广则工于心计，善于伪装，在母亲独孤皇后和权臣杨素等人的支持下，成功构陷杨勇。最终，杨坚听信谗言，于公元600年废黜了太子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杨广继位后，穷奢极欲，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如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频繁发动大规模战争（如三征高句丽），迅速耗尽了隋文帝积攒下的巨额财富和民力，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叛乱，导致立国仅38年的隋朝二世而亡。
杨坚本人也在仁寿四年七月，离奇地死于仁寿宫，终年64岁。关于他的具体死因，《隋书》等正史记载含糊，后世有诸多猜测和演绎，留下了历史疑云。
尽管隋朝国祚短促，但隋文帝杨坚的开创性贡献和历史地位是无法撼动和磨灭的。
他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大分裂，重建了大一统帝国；他设计并确立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雏形、州县两级制、均田制、修订《开皇律》、创立义仓、民族融合政策等，无一不是奠定了其后一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基础框架。
他务实高效的行政风格、崇尚节俭的个人品德、勤勉为政的作风以及对制度建设的卓越贡献，深刻地塑造了后世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
正因如此，在西方历史学者更注重制度创新和长远历史影响力的评价体系中，隋文帝杨坚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在2001年英国《卫报》组织的“世界百位伟大帝王”评选中，杨坚在中国帝王中位列第一。
西方学界认为，评价一个皇帝的伟大与否，关键不在于他统治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他的制度创设和政策实践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程度。
从这个维度审视，隋文帝杨坚凭借其结束分裂、开创制度的非凡功绩，完全无愧于西方视角中“千古一帝”的崇高评价。
参考资料：《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