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学术流派即为：道家、儒家、阴阳家、法家、农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
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因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一
道家
道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思想流派，以老子﹑庄子为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但是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
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形成是以总结、发展、著典籍为主要路径，每一次思想的跳跃都经历了极其长时间的众人积累，这也再一次的凸显了道家的生命力。《老子》作者生活年代在学界尚有争议，或以为与孔子同时，或认为晚于孔子。老子主要批评了孔子所执之’礼’及’仁义’观念，对杨朱则主要批评了其’予智自雄’及对’明王之治’的追求。老子之后，杨朱本人曾针对墨子的’兼爱’、’尚贤’、’右(明)鬼’、’非命’等核心价值观念进行了’非议’。杨朱后学子华子则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六欲不得其宜’的观点和行为做出了双向的扬弃，詹何则将杨朱’为我’、’贵己’之说中’损一毫利天下不为也’的思想作了近乎极致的发挥。庄子本人和庄子后学都有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以魏牟为代表的庄子后学认为庄子之学大如东海，而名家公孙龙等人则似埳井之蛙。以《天下篇》为代表的庄子后学批评诸子百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皆为’不该不徧’之学。’稷下黄老道家’的学术批评以慎到、田骈和《管子》学派为代表，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批评性总结。
道因应无方，惟变所适。史公司马谈在《论六家旨要》所论。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因时为业”、“时变是守”。故太史公突出强调’变’。这得益于道家所具有的职业优势和深厚的知识背景。道家出自史官，在古代，史官的职责主要为观察星象、制定历法、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档案。道家是秦汉后建构出来的学派，先秦时期没有’道家’一派，后世建构出来的’道家’遂不能不有较强的异质性。
二
儒家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注重“人道大伦”，希望推衍“爱与敬”。让人不拘泥、不保守，让人不偏执、不极端，让人与时俱进，不故步自封。
儒家注重教育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六经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
儒家注重德政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
儒家特别注重社会管理，尤其注重管理者的素质。提倡教化，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儒家以人为本， 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昂扬向上的学术流派。
儒者为何名为儒，儒字含义许多人皆未求深解的。儒家思想资源“来源于尧舜与西周的《尚书》《诗经》在孔子时代已经成为包括孔子在内的人们所依凭的文化经典。”
儒家在先秦时，和墨家并称显学。在秦始皇时受到重创，即所谓的’焚书坑儒’。至汉代，汉王朝以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为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经，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因而儒学本身便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由于宗经而尊儒，这也是儒家交上好运的原因之一。孔子作古，’儒分为八’（《韩非子》），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这便是先秦儒学……
三
阴阳家
战国时期，有一支专门主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的学派，被称为“阴阳家”，属于道家支派，史学家一般以齐国人邹衍(驺衍)、驺奭为创始人。
阴阳家的哲学思想主要是“阴阳说”和“五行说”。阴阳学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
阴阳家思想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建构了规模宏大的宇宙图式，尝试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
战国时期，有一支专门主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的学派，被称为“阴阳家”，属于道家支派，史学家一般以齐国人邹衍(驺衍)、驺奭为创始人。
阴阳家的哲学思想主要是“阴阳说”和“五行说”。
“阴阳说”是把“阴”和“阳”看作事物内部的两种互相消长的协调力量，认为它是孕育天地万物的生成法则。
“五行说”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不断循环变化”的理论发展出“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研究阴阳五行说，能从天体的运行的计算来制订历法，掌握世间万象。
到后来，发展出专门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天文家”、研究历法的“历数家”后与“五行家”相结合。
在蒙昧的科学洪荒时代，为了避免灾厄，人们总是希望能预先得知天地变迁的异动，“阴阳五行说”的出现将这一愿望变成了现实。
四
法家
法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汉书·艺文志》） 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太史公自序》）
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法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汉书》说“法家者流，盖出自理官。”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其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春秋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在哲学上，其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也进入到一个“注重人事”、“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在那里，传统的神权观念和神权思想受到了“德”、“仁”思想的猛烈冲击、批判，“礼”思想、“法”思想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士”阶层出现，私学大兴。
这些“士”阶层有文化知识，有政治谋略，有军事才能，其活动不受国界的限制，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统治者的礼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士人的活跃，奠定了思想文化繁荣的基础。
此后，个人著书立说蔚然成风，道、法、名、兵、阴阳、农、杂等学派相继出现，形成了空前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人们手中已有很多书籍，学术文化开始步入民间，整个社会的文化、科学水平得到普及和提高。
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铁制工具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体家庭得以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
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可以使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让国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从而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
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号是“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五
农家
农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学追尊神农为师，以农为国之本。其学说影响深远，先秦时已有士农工商之说，“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历代皆重农轻商。《汉书·艺文志》列其为“九流”之一。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由稷下学者们集体编撰的《管子》一书包含各家的思想学说，一般认为，其中《地员》一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重点记述了农家思想。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农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
农家看到，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统治天下的基本方式，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的辛苦，要求统治者要体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可巧取豪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也就是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里虽然已经改变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是统治者更易接受的。
在《管子》一书中，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提出“修饥谨，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认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样，灾害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先秦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农家认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不仅如此，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银之类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对于处于饥寒之中的百姓来说毫无价值。
其次，农家认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期，对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需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
再次，农家认为，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会使百姓民风淳朴，也就容易供统治者利用和役使；劝民务农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从而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
在包罗万象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统一度量衡，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由国家统一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修正溉具。这也开了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与许行的主张相比又是一个进步。
六
名家
名家，诸子百家之一，又称“讼者”“辩者”“察士”“刑名家”。中国严谨逻辑思想开创者，和西方逻辑思想之先锋亚里士多德同期。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六家之一，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一。
古代名家“辩者”以严谨逻辑思想而闻名。名家在中国开创了逻辑思想探究，包括对思想中最基本的元素 “实”与“名”和各命题关系的诠释，著名的命题包括“历物诸题”、“辩者诸事”等，著名人物有邓析、公孙龙、宋钘、尹文、惠施、鲁胜、吕才、叶适、傅山、程智等人。
关于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七略》的说法，认为出于礼官，因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要遵循，因此礼官会特别擅长于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代名家的来源。随着成文礼法公布之后，社会上出现了讼者一类人，他们根据法律条文进行辩护，由于这些学者专门从事名词概念的探讨，因此称他们为“辩者”。随着辩者根据辩护要素进行统察发掘问题，由于这些学者需要对获取的诸多条件进行概率统计及最优化决选的辩察，因此称他们为“察士”。随着察士根据最优论点进行公讼，由于这些学者需要在实际应用中运用理性逻辑的不造成歧义的非文字游戏的语言写出逻辑明确的法律条文及条约，讼者必须加以大量的历物辩题、现实/模拟案例锻炼，因此又称他们为刑(形)名家。
名辩之学虽然是因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论辩之必要而兴起的。然而名家对于名学的研究，与诸子相较就有了变化。名家学者首先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让语言变成纯粹运思的符号。接着，又任意挪移这些符号，有意识的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得变异的语言本身就变成哲理思辩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名家学者的思想里，语言不再只是思辩用的工具，而是思辩的主要对象。
在语言与事实分离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并理解相对的视角。当万事万物皆不存在绝对的分别时，就能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
而公孙龙则更偏向纯粹的语言分析，将用于描述事实、感觉、性质的语言一一分离。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分析成感觉要素之后，就可以得知真实世界都是拼凑各种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语言的呈现才能让事物真实的存在，而现象世界中的万物却都是虚幻的。
七
墨家
墨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墨家强调整体的概念，主张“兼爱”、“尚同”、节用、非乐、“尚贤”等。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汉书·艺文志》）
《孟子》：“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证明了墨家曾经的辉煌。杨墨本是硬币的两个面，故杨墨互补，然古往今来人们都以孟子“距杨墨”的一般思维方式评价杨墨，这是有失公允的。
墨家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dí）（墨子）。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团体，其首领称“钜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光学 等方面有重要贡献。
墨家十大主张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即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交相利，反对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
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儒家和墨家为“世之显学”，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灭绝；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故纸堆中重新挖出墨家，并发现其进步性。近年来经过一些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学说中的一些有益观点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八
纵横家
纵横家，是谋圣鬼谷子创立的学术流派。在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十家”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是指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谋划策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
其祖鬼谷子，曾授苏、张、孙、庞四大弟子，皆战国时风云人物。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公孙衍和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
纵横家智谋是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国际形势的产物，其兴也快，其衰也速。在汉代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以后，纵横家智谋就很难再有用武之地了。虽然历代都有余音，但却很难再有大的发展了。
主要为纵横，或合众弱以攻一强，此为纵；或事一强以攻诸弱，此为横。前者主要以连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联合团结，是为阳谋多阴谋少；后者主要以破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是为阴谋多而阳谋少。此为战略思想，是行辩术成大事的基础。若此不查则必游说而不成。对纵横谋士的要求：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
纵横家崇尚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他们注重揣摩游说对象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或拉拢或分化，事无定主，说无定辞，一切从现实的政治要求出发。纵横家在战国时期的社会舞台上非常活跃，其思想和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要对现实有最明确的认识，确定连横的对象，然后知其诸侯为人而定说辞，及游说之法，或抑或扬，或抑扬相合，或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诸法只要对症必事事有其妙。其次在游说过程中，当先观其反应，见机行事，察其对己之关系，是同是非，若同则继续，若非则当补遗误，而后以飞箝之术或以利诱，或以害说，探其实情，此为游说最主要方法之一，而后再以揣摩之术深察其内心，看其同异，而后快速正确以权谋之术决断。
九
杂家
杂家，诸子百家之一，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战国时期商鞅门客尸佼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显庞杂。
“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纪昀在《杂家类叙》中则认为「杂之广义,无所不包」。
杂家的代表人物，一是淮南王刘安（《淮南子》），另一是编撰《吕氏春秋》的吕不韦。杂家在历史上并未如何显赫，虽然号称“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实际上流传下来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没有多少痕迹。现代科学越来越细化，“杂家”这称号，基本上说的就是此人没有专业本事，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的意思。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是以道为本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