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社员，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语文备课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硕连读， 中学高级教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曾获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2024 年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全国季军等荣誉
从小镇做题家，到成都七中讲台
对胡丹来讲，过往的人生可谓平顺——5岁入学，没读过幼儿园，没补过课，考入名校，本硕连读，24岁毕业进入成都七中，28岁当上语文备课组长，32岁获高级职称，38岁成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并加入九三学社……
如此传统又奋进的人生轨迹，要从他的成长环境说起。
1986年6月，胡丹出生在安徽省铜陵市，父母是工人，小叔和姑父中师毕业后在同一所小学任教，三家都只有一个孩子，住得近，在小小的城里保持着浓浓的大家族氛围。
距他家不足200米是市图书馆，读一年级时小叔就给他办了借阅证。小学写作文，他常第一个举手——“老师！纸不够！”初中阶段，他拿了好几个作文竞赛获奖证书。
小叔订有《参考消息》《杂文报》，尤其是《杂文报》，初中时胡丹爱不释手，他还记得刊头有“革故鼎新，激浊扬清”几个字。
打小他还爱下象棋，热衷侦探书，着迷破案和悬疑类影视剧，而今快40了还要看《名侦探柯南》等，称从中能获得乐趣，以及逻辑推理能力的锻炼。
作为“80后”，电子游戏他也没落下，4岁就玩俄罗斯方块，八九岁为打游戏闹着让父母买了学习机，再后面甚至逃课打街机，去网吧打网游。那些年玩过的游戏他还记忆深刻：魂斗罗、赤色要塞、侍魂、93快打、星际争霸……
“我们那时幸福多了，家长不管，作业又少，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玩到大，内心就有一种从容感，性格也比较健全。”胡丹说。
而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体的自主性和觉醒度就尤为关键。
初二时，胡丹“顿悟”过一次。那年头流行收集酒瓶盖里的弹珠，放学后他像收荒匠一样到处捡瓶子。有一天奶奶说，你这个样子太耽误时间了，以后可怎么办？一瞬间他觉醒了，把所有弹珠都扔了，到初二下学期，由班上十几名蹿到年级前几名。
初三上学期，他家遇上拆迁，借住在姑姑家，偷空摸缝就跟表弟打游戏，成绩下滑，姑姑把他“撵”走了，他去跟爷爷奶奶住，远离了游戏，最终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铜陵一中。
小学和中学，他遇到各色老师，多数传统而严厉。而他最感激的，还是那些关心过他的老师。比如初中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杨桦，曾以他进步快为由免除几百块英语竞赛的培训费用。有一次考试他迟到了，杨老师骂了他几句，猜准他没吃饭，买了早餐隔窗递给他。多年后，他还跟老师提起这些小事。
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安徽招8人，胡丹顺利考上。本硕7年，他看了很多书、电影、纪录片等，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名师范院校，华东师大中文系崇尚学术，胡丹跟同学们聊的都是钱谷融、陈平原、钱理群、王德威这样的学者，以及现代性、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这样的时髦词。
当时超级火的学者，要数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现代文化理论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杰姆逊（1934—2024）。
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讲学数月，成为把后现代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大陆的“启蒙”人物。2002年他又于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现代性的幽灵》主题演讲，并被聘为顾问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一度流行一句话，叫“开篇不谈杰姆逊，读尽中文也枉然”。
杰姆逊关注的重心之一，是后殖民文化霸权，即苏联解体前后，第一世界（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他期望“第三世界文化”能真正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以打破第一世界文化的中心性和权威性。
若依杰姆逊的“唯一现代性”“西方文化中心”以及世界历史三阶段划分等理论，只有特定种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对此，中国学术界不认可，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就与杰姆逊展开了数年的学术争论。这些都是胡丹关心的话题。
对教育系和学科教学，胡丹认为枯燥，古代汉语常翘课。他不讳言中国古典是自己的薄弱项，而这是阅读好恶形塑的。他偏爱西方学术著作，尤其西方哲学书，读得飞快，因很熟悉那套概念和话语体系。很长一段时间，他沉迷在康德的学说中。
精力被西学占据，使得胡丹看中国古典少，他最爱读的也仅仅是韩非子、商鞅，称其中一些冷酷的人性分析让他“振聋发聩，脊背发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他觉得不够深刻。
大学后期，他又迷恋上观点性、评论性文字，兴趣由文学转向政治学、社会学。那时他爱读批判性、启蒙性的书，既是关心现实的心性，更是时代风气使然。
关于学术，胡丹不太喜欢考据派，比如研究某个字的读音流变，梳理民国时期上海某份报纸的目录，他认为这种线性逻辑研究没太大意义，偏爱有问题意识的研究。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话语的说服机制，抽中上海市盲审后得分最高。其中一位评审老师得知他去教书后大呼可惜， 觉得如此好的一个做学术的材料竟没去读博……
如此心性，自然影响到对课堂的偏好。一些老师课上得很圆满，每个知识点讲得很清楚，但他认为这样单纯地做知识或文献的梳理很没意思。
“这太浅了！我觉得老师不能只是去普及一些学生通过查资料就能获取的东西，我喜欢通过一些问题带动学生思考。”
本科毕业前，胡丹跟金华一中签了合同，考上研后毁约。2009年10月，成都七中到华东师大校招，经层层选拔，2010年夏天，他跟几位校友飞往成都，走上了讲台。
师傅之成都市教科院语文教研员、成都七中原语文备课组长罗晓晖（右）
站稳讲台的自我修炼之路
书读得多，学术功底强，但课却上不好，这样的教师不乏其人，初登讲台的胡丹即是如此。
从教之初，他自视甚高，但很快信心消散如堕地狱，上海的同学打来电话，聊起工作他竟哭了——因半期的学生问卷调查，他得分最低，尤其是课堂吸引度。其实在问卷之前，他就感到自己不受学生喜欢。
反省之下，他觉得一是教学语言，学术腔太浓，师生没法有效对话，课堂死气沉沉；二是课堂规矩多，比如学生喝奶茶，跷二郎腿，课上交头接耳等，他都视为挑衅，导致师生关系紧张；三是年轻，才24岁。而最重要的，还是对课堂教学理解不够，课堂驾驭能力太弱——并非知识层面，而是传递知识的方式、教育的方式，虽然他经历过短期的校内培训，但没有岗前实习的过渡期，大学有教育实习，但跟正式教书差别很大，可以说没经历真正的课堂实战。
再深一步，他认为自己对师道尊严理解有误，比如学生交头接耳，可能是在交流对他之前话的看法，但他认为是冒犯，很容易把小事上升到很高的一个道德层面。
“为什么不让他们表达呢？但当时我就不允许，把自己架在高处，对学生缺少最基本的宽容。我还本能地把学生分类，想通过震慑，让那些我认为道德感不强，或脾气性格不好、思想不健康的学生醍醐灌顶。对学生过于刚，缺少柔，我整个人是绷紧的，学生感觉我不是一个教育者，而是管理者，就逆反对立。我也是从学生过来的，也叛逆过，但我却忘记了，没有了同理心。”
与其说想营造权威感，不如说是他觉得一些学生缺少该有的样子，想挽救他们，这可视作他当时的一种理想主义。如今回看，他觉得太简单、太粗暴了，不懂德育，或只知道“德”而不知道“育”，想将自己的一套道德灌输进学生心中，驯化学生。
师生关系不和谐，让他觉得自己很差劲，臆想校领导要找他谈话，自己要被劝退。有一段时间，他在办公室不想说话。跟同事去超市，别人买大瓶洗发水，打折实惠，唯独他选了一小瓶。同事纳闷，他说自己待不了多久了，买大瓶浪费。“小瓶洗发水”成为大家日后调侃他的一个梗。
煎熬的日子里，他每天最幸福的是倒头睡觉的时刻。而学校很宽容，基本没给他施压，也没找他谈话。
一年多后，在一个瞬间，他再次开悟了。当时神舟飞船跟天宫一号对接，主持人张泉灵在现场播报，他觉得张泉灵当语文老师一定很厉害，能把专业术语“东风正常”“遥测信号正常”解读成普通观众都能听懂的“它很好，我看到它了”。他意识到，老师首要的不是有多少知识或见识，而是让学生听得懂，能对话，不然讲得再正确也进不到学生的耳朵。
之后，他有意识转变整个话语体系，尽可能接地气，不再装学术范儿，学生慢慢接受他的风格了。第二次学生问卷，他的得分就很高了，越教越自信。他带的第一届学生，高考取得了年级第二的好成绩。
做父亲后，他对学生越来越包容，之前的各种看不惯都消失了，课堂也没规矩可言了，学生反而更能接受他，上课更专心了。课堂自由后，他也越发放松，有时一个眼神学生就懂了。有学生给他写纸条，称他是七中老师中“最真诚的”，他视为最高的评价。
丹哥，丹丹，是学生对胡丹的常见称谓
给学生荐书，他也不是指令式，而是在解读文本时，精选一些犀利深刻的话语，学生被打动后，主动去买或借。
比如有一次讲现代性，提到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他引用了刘擎著作《20世纪现代西方思想讲义》中的观点，没多久学生基本人手一册；讲鲁迅的一篇文章，涉及法理问题， 学生被引导去读《法的门前》；讲道德问题，他引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相关观点，学生不仅买了这本，顺便把他都没读过的《道德形而上学》都买了。
这番经历，在他当上备课组长后，都成为了培训时的现身说法，不少新教师得到鼓励。
而他的快速成长，当然还离不开一众师傅的点拨。
作为成都七中老一辈语文人，刘朝纲、张锦退休后曾担任成都七中高新校区语文学科的指导专家。头几年，胡丹一直跟着他们学习，比如课件、教案、课堂细节等，得到巨细无遗的指点。邹旭老师从成都七中林荫校区来到高新校区，一直指导胡丹和几位年轻老师，他上课随性飘逸，深度足够的同时又能以情动人，有一次上杜甫的《登高》把自己感染哭了，令胡丹记忆深刻。2016年游俊松老师从林荫校区调到高新校区任教研组长，近八九年，胡丹听他的课最多，受他父亲般的关怀也最大。游老师教学的规范性、严谨性、实操性，对学生的引导等，让胡丹受益颇深……
师傅之成都七中张锦老师(中)
和校外的指导老师间相互切磋的学术生态，也让胡丹得到智识的乐趣。
比如有一次，他和罗晓晖老师（成都市教科院语文教研员、曾任成都七中语文备课组长），针对《狼》一文结尾“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就主旨到底是在歌颂人类的智慧，还是人远远比狼狡诈辩论了几个来回。
在另一个场合，罗晓晖谈起，逻辑是思维的前提，是底线，系统性和深刻性才是思维能力的高层次，这是语文课堂要追寻的。
像这样的切磋时刻非常多，增加了胡丹对语文教学的理解，以及教书的乐趣。
学院派的文风，他则用于论文写作，每年要发几篇核心论文，人大复印资料曾多次转载和索引他的文章。
工作4年，胡丹当上语文备课组长，8年评上高级职称，这样的速度，打破了成都七中高新校区的纪录。
师傅之成都七中游俊松老师
两耳要闻窗外事
关心当下，是胡丹的态度，课堂上他引入一些时事话题，学生特别兴奋。
比如就2012年西安“U型锁”打爆日系车车主，2024年深圳10岁日籍学生被刺身亡等事件，讨论生命教育、爱国主义、仇恨心理等。比如就“姜萍事件”，讨论对她的质疑算不算歧视，由此引出单纯基于身份、种族、学历、性别的质疑才算歧视，而基于事实的质疑与歧视无关的结论。
再比如近些年的女权思潮，“普信男”和杨笠京东“代言”事件，自称研究女性主义到“走火入魔”的胡丹自然不会放过。在他看来，以庐隐、丁玲、凌叔华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算是20世纪中国女权主义的先声，作品一定程度上丑化男性来弘扬女性的主体地位。而近年的“性别对立”，裹挟着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甚至影响到婚育率。
胡丹告诉学生，真正的女性主义不能成为“女拳”，反对的对象不应是男性而应是权力本身。他以电影《哈利 · 波特》中饰演赫敏的演员艾玛 · 沃特森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为论据，指出性别不平等的受害群体不仅仅是女性，还有男性，并抛出一个真实案例，有一个男孩很喜欢芭比娃娃，被家人、同学等视为怪癖，男孩后来自杀了。由此，他又引申出福柯的理论，在分析疯癫史和权力运作时，福柯曾引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我们不能用禁闭邻人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而男孩，可以说就死于一种“话语权力”的歧视。
类似上述社会思潮，胡丹认为是语文课堂不能回避的，比起教材，它们对年轻人价值观的塑造力量更大。比如他带的一些“00后”徒弟，就质疑结婚、买房、生孩子的必要性，而在他这个“80后”看来，这些是天经地义的人生轨迹。
课堂上，胡丹会以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激发学生思考。有时他表明自己的观点后，还会抛出相反的解读，鼓励学生质疑、讨论。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判断观点的对错，而是能形成一种基于常识、逻辑、理性的公共说理氛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避免偏颇，提升观念水位的一种路径。
但在输出观点上，他认为要把握好度——老师输出太多，容易被扣上给学生洗脑的“帽子”，但过于节制，学生观点五花八门，片面强调选择的多元，将价值选择的正误与高低仅仅看成个体选择的不同，又可能沦入道德相对主义、 虚无主义的泥淖之中。
他相信师生的价值体系中有着交集。这些教学的艺术，是一位优秀老师要持久面对的，但自由和理性，一直是胡丹追求的课堂特质，因此，以赛亚·伯林与康德甚至都出现在他的梦中。
几年前，他曾跟师傅段增勇（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高中语文教研员）去贵州安顺拜访过钱理群教授。80多岁的钱教授聊起自己在北大中文系上课时，发现一个情况———堂课上完，一礼拜后学生还在讨论他讲的内容，对此他高度警惕，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生“唯一”的信息来源，不能影响学生这么多……
跟师傅段增勇（四川省教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中语文教研员）去贵州安顺拜访钱理群教授
这种教学上的民主观，对学生思想自由的重视，胡丹十分钦佩，教师不能是专制人格，教出来的应是公民而非奴隶。
从教多年，常有学生给胡丹写信，不无崇拜之情。有一个班甚至以他为主人公排练了一部话剧，很多台词是他的课堂语录。对此，他也高度警惕，不惜讲一些不堪的往事来自毁“形象”，比如爱打麻将，棋瘾犯了会在网上玩到凌晨3点，尽量把自己往世俗层面上讲，希望学生不要仰望他。
读大学之前，胡丹非常理想主义，大学可以说是破碎、新生，而工作几年后，他又感到今是昨非，认为要对大学时的一些价值观进行“解毒”和“重估”，比如愤青式的“压迫一反抗”思维模式，对传统文化的偏见等。
段增勇老师曾提醒胡丹，要不断“破壳”，余党绪老师讲要“破我执”，这些都成为胡丹对自我的一个要求。
作为成年人，很多东西他已不再相信了，但他又不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让学生“不相信”的人——干吗这么早扼杀学生很多美好的想象？他逐渐卸下启蒙者的姿态，想将更多美好装入学生心中，以此来抵御有朝一日可能面临的冲击。
他化用一段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真正的教育工作者，不是用肤浅的乐观去掩饰教育的真相，而是知道真相后依然热爱它。
“两耳要闻窗外事，是我一贯的态度。我不舍得让学生去做英雄，但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适当的时候可以去介入、去改变，这也是鲁迅所提倡的。”胡丹说。
拒当文字的弄臣
以学科育人
曾有学者撰文，分析中国语文教育和语言的“二元化”现象，即公众场合使用的语言和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在词汇和腔调上存在“二元化”，认为“假语言”已成为一种污染。将此话题缩小、聚焦在作文写作上，就是要说人话，用真实的方式言说。
每带一届学生，胡丹都会警示他们：每一个参加过高考的学生，很容易成为文字的弄臣。也就是揣摩、迎合阅卷老师所好。比如高考作文一度流行开篇排比句，平庸的抒情、煽情，说些不符合年龄的话，假话、套话、空话大行其道，动不动就上价值、上情怀。
每届毕业班的最后一课，他又寄语孩子们：学会遗忘。因为高中阶段的教育，有一个明确的并且压倒一切的功利目标，那就是量化的分数，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我们绞尽脑汁，奋发图强。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我们放弃了自己的个性和才情，将自己放入考试的“火炉子”锻造。从语文学科角度来说，尤其明显。我不希望大家成为人生的弄臣，世俗的弄臣，权力的弄臣。希望大家步入大学，走向社会，首先忘记高中阶段应试教育的所有因素，忘记学校、年级、老师单纯为了提高大家分数而对大家提的要求。
同时，胡丹又让学生学会铭记，铭记七中教会你成为真正“人”的那些教育。
高2025届15班学生以胡丹老师为主人公创编戏剧《致人的第二次啼哭》
2016年高考评价体系改革后，作文写作越来越重思辨，胡丹称这是一大利好，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课堂上老师的影响，老师首先得说真话、说人话，写作训练要重视真情实感和逻辑、思辨、价值观等。
比如他以议论文写作来训练学生的逻辑层次与说理路径，用到的一则素材是下班高峰期，公交车司机发现无人为老人让座，便提醒一位坐在前排的年轻人，年轻人被迫让座，后投诉了司机。考题要求用80—150字陈述看法。
赞同的学生认为司机在维护失落的公共道德，反对的认为是道德绑架，侵犯了年轻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第一种路径，常见的单一思维。
有学生从利弊共存出发，否定司机之前，指出其一定的合理性。胡丹引导学生从该则材料抽象出一个衡量利弊大小的一般方法：若某种行为对A有利，对B有弊，但依然不赞同的原因是什么。学生提炼出了两个判断标准：方法一：对B的弊摧毁了对A的利。方法二：对A的利是短暂的，对B的弊是长远的（譬如竭泽而渔）。
胡丹又抛出一则材料：哈佛大学图书馆某夜失火，恰好前一天一名学生违规带出了馆中最珍贵的一本书，书因而幸存，但该生被开除了。有学生总结出了方法三：对A的利是客观的，对B的弊是主观的。
胡丹指出还有方法四：对A的利是浅层的，对B的弊是深层的。方法五：对A的利是表面的，对B的弊是根本的。有个别学生提出了方法六：对A的利关乎少数，对B的弊关乎大多数。他提醒学生，简单地以人数的多寡来判断利弊的大小，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
就此，学生意识到，不仅要分析某种行为、思想、制度、文化等的利弊是什么，还需新建一个评价体系以权衡利与弊的大小。胡丹指出，还要将潜在例外情况纳入论证系统中，以确保思考的周密。
为避免助长利弊分析背后的功利考量、道德相对主义等价值观，胡丹不忘提醒学生：第一，不要只从自己的角度去分析某件事的利弊，还要从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等角度来思考；第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利弊分析只能用以讨论某件事带来的结果，而不能以此来揣测做事的动机，更不能认为任何崇高背后都潜藏着利益考量；第三，利弊分析需回到事件的语境之中，应以客观、全面的视角审视某些人的价值选择。譬如不能以当下的价值标准去否定庄子、陶渊明等人的选择，而肯定他们也不意味着拥护“绝圣弃智”的反智主义价值观，更不是鼓励放弃社会责任，而要知人论世，感受其文化人格和精神意义。
在教学和论文写作中，“问题意识”和“价值分析”是胡丹一贯重视的。比如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荆轲刺秦王文本新解》（见2016年《中学语文参考》），可鲜明体现这种风格。
关于此文，不少老师停留在荆轲的侠义、悲壮上，胡丹则聚焦一个被遮蔽的文本细节——“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对此，他设计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试匕首？（2）被试的是些什么人？（3）你觉得这种方式合理吗？为什么？
学生对问题1无争议；对问题2，从“利益最大化”出发，猜测是死刑犯等大恶之人；到问题3则起了大争议，学生认为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一定要找个无辜的人，那就找最坏的人吧，死囚本就该死。此时，他引人道德哲学，抛出“电车难题”实验，大部分学生选择按下道岔，撞死一人，救下五人。
而当假设的情境变为“你是一个警察，正在押解一个重犯，把他推下桥，即可让失控列车停下”时，多数学生沉默了，发现“牺牲的人越少越好”或“让最坏的人死去”不适用了。他进而指出，这里涉及道德领域的两种原则：一是功利主义，结果比手段更重要；二是绝对主义，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杀无辜的人就是错的，说谎就是错的……
很明显，康德的道德学说再次进入了胡丹的课堂。他曾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仰望终生：一是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的道德律。”康德的道德律备受中国文人迷恋。而在中国文化中，道德是天地法则，要遵守，更要实践，落到行动的道德才是真道德。“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这才是知行合一的真知。唯心主义容易让人陷入“止于心，免于行”的误区，容易把观念中的道德当成真的道德。
从牺牲延伸开，会出现一个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间的常见争议，即为了一个更崇高更宏大的目的，是否可以牺牲一批人。有学生认为，死刑犯也是有尊严的。也有学生说樊於期自杀帮助刺秦，自我牺牲可以，但不可要求别人牺牲。而这样的争议，《孟子》中的经权之辨就探讨过。
课堂结尾，胡丹讲了如下观点：
我们这个社会被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所包围：我们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功利主义让我们把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看得和真理同等重要，让我们迷惘于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变的。现在绝对主义大声告诉我们：有！总有那些永远不会变的东西，它构成了我们的道德或信仰。
看着学生由盛气凌人变得彬彬有礼，胡丹意识到，人文精神的培养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从人性的角度深入文本，内心会变得柔软。若整天浸淫在功利主义的泥淖中，计算如何利益最大化，很容易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
“人文精神重要性在于，让学生关注个体命运，关注历史细节。’以匕首试人’这一细节的遮蔽，代表了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胜利，而我们的语文教学，就是要将这些被遮蔽的细节还原，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对于当下的中学生容易陷人的价值误区，胡丹还写了一篇精彩论文，名为《中学语文课堂中价值误区的矫正策略——以反智主义、功利主义、犬儒主义为中心》，他从价值误区的诱导与生成，比如思维（逻辑思维误区、历史思维误区）和心理（学生的顺从心理、逆反心理），及教师的教学策略失当、师生的道德修养欠缺等，以阅读写作教学为核心进行价值矫正。
部编教材铺开后，大概念、单元内部的统整成为教学热点。有老师把《荷塘月色》《故都的秋》和《我与地坛》放一起，整合的是“树与人”；另一个老师把《声声慢》《短歌行》和《归园田居》放一起，整合的是“人和酒”。
为结识更多中学语文界的高手，胡丹参加了山东卫视的《超级语文课》, 取得2024年全国季军荣誉
在胡丹看来，这样的整合对学生的思维训练帮助不大。
为培养学生的整合性思维，胡丹提出了两个标准：第一要找到最小公倍数（共性）；第二找到的共性要有研究价值（学术价值）。
同样是《短歌行》和《归园田居》，他引导学生先找差异，发现曹操是建功立业，向外拓展，陶渊明是回归自然，向内寻求。他继而引导学生寻找两首诗的共同点，找诗眼。有学生找到“歌”（对酒当歌）和“韵”（少无适俗韵）。他找的是“心” （天下归心）和“性”（性本爱丘山），两人一则进取，一则退隐，看似南辕北辙，但实际都是在追求本心，按理想而活着。
后记：
高中时，胡丹的理想专业是法学和历史，前者受香港律政剧影响，后者则跟看杂文、读书有关。
但站上语文讲台后，他发现自己仍能在课堂上寻求正义的价值，探索历史的幽微，追逐人文精神，传道、授业、解惑，尽着一位师者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