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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振龙鸣五千载：红山文化的礼器革命与文明曙光

—— 从牛河梁遗址重识 “惟玉为礼” 的史前密码

文    李富

玉振龙鸣五千载：红山文化的礼器革命与文明曙光

—— 从牛河梁遗址重识 “惟玉为礼” 的史前密码

李富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红山文化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长久以来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于20世纪初被发现，历经百年考古探索，不断有惊人发现震撼学界。以往，红山文化常被视作长城南北的“混合文化”或黄河流域文明的分支。但随着牛河梁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的推进，我们亟需以全新视角重新解读这一古老文明，探寻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地位。

     红山文化因1908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赤峰红山后遗址发现陶片而进入学界视野，但其真正被认知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据记载，它以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为核心，西起内蒙古赤峰，东至辽宁西部，南抵河北北部，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约6000-5000年，延续时长两千余年，与中原仰韶文化处于同一时期。

      敖汉旗元宝山遗址。李富摄

      这一时空范围的确定意义重大。传统史学界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唯一源头，而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将中国古代史研究从黄河流域拓展至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更是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余年，彻底颠覆了“中原中心论”的传统认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了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并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余年。

      红山文化的年代框架清晰呈现了其发展脉络。公元前4000-前3500年为早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全盛时期，社会结构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为主；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为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牛河梁遗址便属于这一阶段，距今5500-5000年。这一时期，红山文化在农业、手工业、宗教信仰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发展，为早期文明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从地理环境看，红山文化诞生于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的河谷平原与丘陵地带。这里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为农业发展提供优越条件；同时临近草原与山地，又为渔猎与畜牧活动创造可能。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红山文化成为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汇的产物，也赋予其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质。

     玉器是红山文化的精髓，也是重新解读红山文化文明特质的关键。红山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达到史前时代巅峰，其“惟玉为葬”的特征，揭示出当时已形成成熟的礼仪体系，为后世“礼”文化奠定基础。

      红山文化的玉器种类丰富，造型精美，主要有猪龙形玉佩、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其中，1971年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大型碧玉猪首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被誉为“天下第一龙”，是中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200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中心大墓发掘时，又发现第三件玉雕龙，进一步印证了红山文化玉器的连续性与重要性。

敖汉旗元宝山遗址。李富摄

     “惟玉为葬”是红山文化墓葬最显著的特征。牛河梁的1号冢是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墓葬之一，随葬品中竟没有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存在的陶器。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当时社会观念与礼仪制度的集中体现。根据红山文化已发现的墓葬及随葬品，可以得出红山文化具有’惟玉为葬’特征的结论。同时，如果把出土的一些玉器同《周礼》中记载的六种玉礼器’璧、琮、圭、璋、琥、璜’相比较，可以发现，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礼’的雏形。’惟玉为葬’的实质乃是’惟玉为礼’。

      红山文化玉器的功能已超越实用范畴，成为沟通天地、祭祀祖先、区分等级的礼器。勾云形玉佩造型繁复，可能与祖先崇拜有关；箍形器常出土于墓主人头部，或许是象征权力的礼器；玉猪龙作为图腾象征，更是通天祭祀的核心器物。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最精华的部分是以“坛庙冢”和“人凤龙雕像”举行通天祭祀及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这些活动依托玉器展开，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流程，标志着早期礼仪制度的形成。

       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已具备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特点。玉器表面光滑，晶莹明亮，需经过开采、切割、打磨、钻孔等多道工序，没有专业工匠群体难以完成。这表明当时社会已出现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生产部门。这种社会分工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也为玉器在社会礼仪中发挥核心作用提供了物质基础。

      红山文化并非孤立发展的文化体系，而是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这种文化交融不仅塑造了红山文化的独特面貌，更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早期雏形。

       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事渔猎与畜牧。居民主要种植谷物，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同时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渔猎活动。生产工具中，细石器工具发达，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既适合农业生产，又便于渔猎活动。这种经济结构融合了农耕文化的稳定性与渔猎文化的灵活性，为文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牛河梁遗址考察。 李富摄

      陶器是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红山文化的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彩陶多饰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自身特色。之字形纹是东北渔猎文化的典型纹饰，而彩陶技术则可能受到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元素在红山陶器上和谐共存，展现出文化交融的生动场景。

       双火膛连室陶窑的出现，体现了红山文化在手工业技术上的创新与融合。这种陶窑结构先进，能够提高陶器烧制效率和质量，可能是在借鉴中原制陶技术基础上，结合本地需求改进而成。同时，红山文化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这一技术很可能是通过与其他文化交流获得的，进一步印证了红山文化的开放性。

      红山文化的建筑技术也体现了文化融合的特点。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分为大型与小型，这种建筑形式在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均有发现，是不同文化交流借鉴的结果。牛河梁遗址发现的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的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其建筑风格独特，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聚落规划理念，又保留了东北地域的建筑特色，是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

 图腾信仰的传承：玉龙玉凤与早期华夏认同

      红山文化的图腾信仰以龙和凤为核心，这些图腾不仅是红山先民精神世界的反映，更与后世华夏民族的图腾崇拜一脉相承，为早期华夏认同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文化纽带。

       历史学教授雷广臻研究发现，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龟、云、鸟等），均有红山文化玉器与之对应。在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泥塑的熊下颚和熊掌残体，以及双熊头三孔玉器，对应黄帝图腾中的熊；红山文化蛇形龙玉器，从兴隆洼、查海遗址的玉玦，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的玉龙，形成系列，对应《史记》中“轩辕，黄龙体”的记载；牛河梁遗址多次出土神龟玉器和玉龟壳，印证《国语》中“我姬氏出自天鼋”（郭沫若认为天鼋即神龟）的说法；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部分造型与云有关；牛河梁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鸟，则与《国语》记载的黄帝之子十二姓中“人面鸟身者”可能以鸟为图腾相契合。

       雷广臻强调：“从出土玉器实物上看也是如此：以蛇为原型的龙，以猫头鹰为原型的凤，组成了玉龙、玉凤系列。由此可以推断，龙和凤是黄帝部族的最高图腾，玉龙玉凤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将红山文化的图腾信仰与黄帝部族的图腾崇拜联系起来，暗示红山文化可能与黄帝部族存在文化传承关系。

       红山文化的玉龙被誉为“天下第一龙”，是中国龙文化的源头之一。赤峰境内多有龙形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其形象在后世不断发展演变，但红山玉龙所奠定的基本形态和精神内涵一直延续至今。从红山玉龙的卷曲造型、高昂吻部，到后世龙的威严形象，体现出文化传承的连续性。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牛河梁遗址考察。 李富摄

       玉凤的发现同样重要。以猫头鹰为原型的玉凤，造型灵动，神态威严，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又一代表作。凤作为中华民族的另一个重要图腾，与龙一起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红山文化玉凤的出现，表明凤文化在史前时代就已形成，为后世凤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龙与凤的组合，在红山文化中就已成为最高图腾，这种图腾组合模式对后世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产生深远影响。

       红山文化的图腾信仰不仅体现在玉器上，还反映在祭祀活动中。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积石大冢群以及石砌围墙遗址，是举行通天祭祀和祖先崇拜的场所。祭祀活动中，玉龙、玉凤等图腾玉器被用作礼器，通过祭祀仪式强化图腾信仰，增强部落集团的凝聚力。这种以图腾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为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精神纽带。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重大突破，它以确凿的实物证据证明，在5000多年前，西辽河流域就已存在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彻底重塑了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

      1983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处积石大冢群，以及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的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同时出土女神头像、玉佩饰、石饰和大量供祭祀使用的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陶器。女神庙内的女神头像造型逼真，神态庄重，可能是祖先崇拜的偶像；积石大冢群规模宏大，墓葬等级分明，反映出社会分化已经十分明显；石砌围墙遗址则可能是举行公共活动或军事防御的场所。这些发现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证实在5000多年前，牛河梁已经进入早期文明阶段。

      牛河梁遗址的“坛庙冢”布局具有重要意义。郭大顺认为，这种布局是以“坛庙冢”和“人凤龙雕像”举行通天祭祀及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象征。“坛”用于祭祀天地，“庙”用于供奉祖先，“冢”用于安葬死者，三者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体现出“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的早期宇宙观和价值观。这种观念对后世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一。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进一步印证了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些玉器制作精美，功能多样，不仅是礼仪用品，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墓葬中随葬玉器的数量和种类，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说明当时已经出现阶级分化。阶级分化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牛河梁遗址的玉器墓葬，为我们展现了早期国家的社会结构雏形。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其本身所具有的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奠定了它在中国考古学史乃至世界考古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它的发现，使考古学者开始将史前文化研究重点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确认了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中华文明发源的性质。

      从红山文化升起的中华文明曙光，沿着辽河流域渐渐清晰起来，为辽宁这片土地找到了文化之根，更为中华民族镌刻下了最初的文明记忆。1988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重点大遗址，2006年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准备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申报国家大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这将进一步提升红山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让更多人了解这一古老文明的魅力。

      重新解读红山文化，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距今五六千年的古老文化，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雏形，是玉礼文明的源头，是龙凤图腾信仰的滥觞，是文化交融的典范。红山文化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牛河梁遗址考察。 李富摄

       红山文化的玉器文明，开创了“以玉为礼”的传统，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成为中华文明“礼”文化的重要源头。红山文化的文化交融模式，展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品格，为后世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历史借鉴。红山文化的龙凤图腾信仰，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基础，成为连接古今的精神纽带。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更是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1000余年，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西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在新时代，重新认识和解读红山文化，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红山文化所蕴含的创新精神、包容品格和信仰力量，将继续激励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我们相信，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红山文化的神秘面纱将被进一步揭开，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将得到更充分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