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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担任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馆长的李公朴，为了以先进思想辅导青年学习，解答青年在读书、生活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与中共地下党员柳湜、艾思奇等在馆内设立了一个读书指导部，并在《申报》上开辟了一个读书问答专栏，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视之为眼中钉，不断向《申报》施加压力，企图迫使《申报》取消读书问答专栏。李公朴等人经商议后决定自行出版一本刊物——《读书生活》半月刊。

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发生，李公朴等7位上海救国会领导人遭国民党蓄意逮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半月刊被查封，“读社”的出版发行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1937年1月，中共地下党员黄洛峰出任“读社”经理，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中挑起了重担。黄洛峰，1927年在云南入党，1930年留学日本，参加留日支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黄洛峰出任“读社”经理后，带领“读社”工作人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运动。

同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上海与内陆交通阻塞，发行工作举步维艰。当时湖北汉口已成为全国军事、政治、文化中心，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在汉口成立。同年10月，从长期抗战考虑，“读社”总社也迁至汉口。郑易里、刘麟等则继续在沪坚持出版、印刷，以供应内陆读者的需要。

1938年夏季，武汉军事形势渐趋紧张，国民党党政机关全部迁往重庆。“读社”的兄弟店譬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也先后在重庆开设分店。“读社”决策层权衡再三之后，不得不做出迁渝的决定。

1938年10月下旬，迁至重庆的“读社”临时租用重庆武库街新生书店的二楼作为办公地点，正式展开工作。当时的重庆印刷厂少，印刷条件较差，几乎没有白报纸，只有四川生产的土纸。“读社”为弥补重庆印刷力量和印刷技术的不足，就把有些书籍稿件纸型送到上海排版、翻印。如经典巨著《资本论》全译本，便是在上海印刷后运回内陆的；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因系五线谱，也不得不送上海制版印刷；《学习生活》《文学月刊》则从重庆寄纸型到上海重印发行。

当时在上海印刷出版后运内陆销售的书籍，还有《辩证唯物论辞典》《列宁论战争》《列宁的社会主义和战争》《民族问题大纲》《卡尔·马克思》，以及林波秋、蒋天佐主编的新中国文艺丛刊《鹰》《高尔基与中国》《鲁迅纪念特辑》，陈学昭主编的《延安访问记》等。

那时在陪都重庆，“读社”的出版发行工作困难重重。这主要是受国民党“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的摧残。一是部分书籍被国民党禁止出版；二是一些已经通过审查并印上了审查证号码的书籍，仍避免不了被查禁的厄运；三是大量分店的书，无端被没收查抄；四是大量邮寄到各分店的邮包无端“丢失”，实际上是中途被国民党特务没收了。

有一段时间，大量苏联出版的《马恩选集》《列宁文选》等书籍，以及苏联画报、文学作品等运到重庆出售，国民党也许是怕引起外交纠纷，所以没有公然查禁。见此，“读社”就从苏联大使馆商务代办处大批购进进步书籍，公开在门市部出售，还发往各分社，销路畅通，销量较好。其间，总社也曾收到分社报告“某某号货单发货下落不明”的情况，显然也是被国民党查扣了。

为应对这种摧残出版事业的行径，总社、分社采取了许多巧妙的斗争方式。首先，他们准备了几个秘密仓库，将书籍分散存放，根据门市需要，适时提取补充。门市部也不把书籍全部亮出，而是只亮一小部分，其余的就近隐藏，随要随取。有的书则干脆不在门市部出售，而是暗暗地售给他们了解的可靠读者，以及通过这些读者秘密地售给其他读者。其次，加强邮购工作，在邮寄包装上采取伪装的办法，以躲过邮局的检查，使书籍安全到达读者手中。在众多的邮购读者中，总社曾经常收到以李六如名义从延安天主堂寄来的购书单，他们就照书单发去。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毛泽东主席要的书，党组织把为毛主席购书的任务交给了“读社”。 “读社”的人非常高兴，并引以为荣。他们积极搜罗所需的书刊发往延安，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才画上句号。

在重庆总社工作的同志，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伙食较为简单，晚上只能睡在地板上、办公桌上。但大家工作、学习的热情都非常高，白天紧张地投入到各自负责的出版、发行等业务中去，晚上又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或学习活动。其间黄洛峰还亲自带领大家学习政治经济学，学后大家讨论非常热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读社”迁到重庆后，党的组织关系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生活书店”那时经常组织报告会，“读社”的同志均积极参加，先后聆听过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博古、徐特立的报告，受到了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

后来随着日机对重庆的空袭越来越频繁，“读社”在重庆市区的工作几乎无法正常开展，为保证财产、书籍、纸型等的安全，总社在江北乡村找了几间房子当后方。

1940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为了保存三家（生活、读书、新知）进步书店的力量，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出版工作，“读社”派出赵子诚（刘大明），偕同“生活”的李济安（李文）、“新知”的陈在德（王华），携带一部分资金和纸型，到山西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总部所在地辽西县（今左权县）开办了华北分店。随后不久，三家书店又到延安开办了光华书店，三家书店的出版事业逐步发展。

正在这时，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的纸型从上海邮寄到重庆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查获。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据此“请”黄洛峰前去“谈话”，结果纸型被没收，人员也被扣留一天才释放。黄洛峰已无法在重庆继续活动，不得不秘密前往香港。其他工作人员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或去当教员，或去其他书店工作，“读社”只留少数人看守门面。

1942年春，黄洛峰返回重庆。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三家书店采用新的斗争方式，把书店划分为三条战线，即除利用原有公开招牌继续工作为第一线外，还采取或搞副业以补正业，或和其他出版社合作，建立新的机构为第二、第三线。黄洛峰除了重整“读社”原有业务之外，还派人到桂林开设文具公司，将昆明分社改为金碧文具店，在曲江开办中南图书文具公司，在重庆主持自强出版社，投资立信会计图书社，甚至在重庆以“义聚公”字号的名义，做桐油、烟叶、曲酒等生意。为了克服纸张的困难，黄洛峰还和《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合作创办“文华纸行”，在四川的乐山、大竹采购纸张，运往重庆使用和出售。

抗战胜利后，根据党的指示，“生活”“读社”“新知”三家书店于1945年10月在重庆组成三联书店，决定今后新书刊统一出版，重版书仍由三家自印，发行业务联合一致，但是三家门市部仍然分别经营。与此同时，黄洛峰还负责做团结党外人士及恢复救国会的工作，出版了民盟的机关报，以及组织重庆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召开等活动。之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并在重庆制造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在较场口事件中，黄洛峰领导 “读社”“生活”“新知”的革命同志，在护卫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等民主人士的安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6年12月，“读社”总社迁往上海，其主要干部大都回到上海，少数去了解放区，“读社”在重庆的工作就此打上一个句号。

抗战时期，“读社”出版的书刊，不仅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而且完成了党交给的发展出版业的任务，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贡献了力量。“读社”出版书刊，总是以配合政治形势，完成党的任务为目的。譬如 “读社”配合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出版《资本论》，当时政治形势恶劣，出版这部“大书”（大家习惯称《资本论》为“大书”，打电报也称“大书”，以保证安全），是要冒极大风险的。那时 “读社” 尽管资金周转困难，仍按月寄出版税预付金。“大书”译完发排时，在汉口的黄洛峰和上海的郑易里曾就版本的竖排横排及采用老五号铅字的优缺点等问题，不断以函电往来磋商，甚至发生过多次争论。由此可见，“读社”为出版革命理论书籍，传播马列主义，配合工运斗争，满足读者利益，是倾注了全部精力和财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