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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姓七望，又称五姓七族，是指隋唐时代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的五支世家大族，分别为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所以称之为五姓七望，或五姓七族。

这些家族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陇西李氏源自于颛顼孙皋陶之后，世为理官，到了周朝时相传有道家鼻祖老子李耳。陇西李氏并非魏晋旧族，李氏先世前汉时是武将世家，在汉魏晋门阀形成、发展过程中，已衰落为陇西寒门，晋末十六国时期，陇西李氏开始崛起。赵郡李氏，中国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出自赵将武安君李牧，是广武君李左车的后代。西晋时期，左车十七世孙司农丞李楷定居于赵国平棘县南（今河北省赵县西南、高邑县东北），后世分东祖、西祖、南祖三大房。

崔氏家族分为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两支，都源自姜姓，因封地崔邑而受姓崔氏。西汉时期，崔仲牟定居于涿郡安平县（今河北省安平县），逐渐发展壮大，因安平县后属博陵郡，后世遂称’博陵安平人’（即博陵崔氏由来）。清河崔氏则是在西汉时期崔业定居于清河郡东武城县（今河北省故城县）。

范阳卢氏源出姜姓，因其封地在卢邑而被封为卢氏。秦汉时期卢氏子孙迁居至涿水一带后，定居在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曹魏时置范阳郡而涿县属之，后世遂称’范阳涿人’（即范阳卢氏由来）。始祖卢植以儒学显名东汉，肇其基业。

荥阳郑氏源自姬姓，先祖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郑国，其王室国灭后仍以郑为姓，以故地荥阳为郡望。西汉时有大司农郑当时，定居于河南郡开封县（今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西晋时置荥阳郡而开封县属之，后世遂称’荥阳开封人’（即荥阳郑氏由来）。

太原王氏是王姓的肇兴之郡、望出之郡，最早登上一流门阀士族的地位。她开基于两汉之间，东汉末年的王允以他在国家、社稷上的力挽狂澜而把这一家族推为天下名门。

五姓七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九品中正制垄断仕途，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政治格局。曹魏时期创立的’九品官人法’，将世族门第与政治特权制度性绑定，这种制度安排使得门第观念深入骨髓。

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时，通过诏令形式将汉人士族分为四等，山东士族占据前三甲。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北魏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这一时期，五姓七望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了官方的正式确认。

在东晋时期，门阀政治达到了顶峰，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琊王氏与司马皇室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在北魏时被列为’四姓’之首。士族还通过严格通婚巩固联盟，形成了封闭的社会圈层。

进入隋唐时期，五姓七望的社会地位达到了巅峰。在唐初，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高于皇族。据《新唐书》统计，仅唐代就有29位崔姓宰相，平均每十年就有一位崔氏子弟入主政事堂。赵郡李氏在唐代出宰相17人，荥阳郑氏出11位宰相，陇西李氏出10位宰相，形成’朝堂半出五姓’的局面。

五姓七望通过婚姻、仕宦、文化垄断形成封闭性特权阶层，并主导中古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达数百年之久。他们通过’门荫制度’（凭出身授官）和’行卷制’（科举前向权贵投献诗文），几乎垄断了中央与地方要职。据《唐会要》记载，高宗朝宰相36人中，五姓子弟占23人，比例达64%。

在经济上，五姓七望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在地方上广占良田，光清河崔氏在河北就圈了上万顷地，还养着大批佃农和’部曲’（私人武装）。这种’双家模式’——京城有官邸，老家有田庄——让他们旱涝保收。商业上也不含糊，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借着家族势力，把手伸进丝绸、茶叶贸易，长安西市胡商云集，背后常有这几家的资本。

在文化上，五姓七望通过家学传承垄断典籍和教育，如范阳卢氏从卢植至卢谌五代专攻《周礼》，荥阳郑氏郑玄集汉代经学大成，成为学术权威。通过修史垄断话语权，唐代编《氏族志》时，官员仍将博陵崔氏列为第一，无视太宗要求，反映士族的文化评价体系根深蒂固。

社会威望方面，民间谚语’娶妻当娶五姓女’反映其地位高于皇室。唐代世袭贵族五姓七望，恃其族望，耻与诸姓联姻，傲慢地限于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据《隋唐嘉话》卷中记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薛元超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担任宰相一职，但他仍然将’不得娶五姓女’作为人生的三大憾事之一。

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是对五姓七望等门阀士族最致命的制度性冲击。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行科举制，打破门阀对仕途的垄断；隋炀帝修撰《大业谱》，试图重构氏族秩序，压制山东旧族。

科举制度的推行开启了社会流动的闸门。天宝年间进士及第者中，士族子弟占比从初唐的76%降至45%。但值得注意的是，五姓子弟凭借家学渊源，在科举中依然保持优势。赵郡李氏在唐代出宰相17人，其中11人通过科举入仕，这种制度性转换展现了士族的生存智慧。

武则天时期大力推广科举，寒门子弟入仕，削弱士族对官场的垄断。但五姓凭借教育优势仍主导科考，中晚唐宰相多出其门。武则天在提拔庶族的同时，又利用庶族打击世族，比如庶族宰相李义府重修《氏族志》，主张不论门第，凡得五品官以上者皆入士流。

科举制度对门阀的冲击是双重的：一方面，门荫入仕的特权逐渐缩水——中唐以后，’虽宰相之子，未登科第，不得擅仕’；另一方面，士族若想维持政治地位，必须适应科举规则。科举以’才学’取代’门第’，彻底动摇了士族的核心优势。据《登科记考》统计，贞元至大中年间（785-859年），科举录取者中士族子弟占比从75%降至52%，庶族子弟从25%升至48%。

均田制的实施和后来的两税法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五姓七望的经济基础。北魏孝文帝改革实施均田制，将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规定露田、桑田的授受办法。所谓’士族必须死’，并非指肉体上的消灭，而是指其赖以生存的三个核心支柱被彻底摧毁：经济支柱（庄园经济）被均田制等土地制度所替代。

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租庸调制构建起一套严密的赋役逻辑，即’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具体而言，租为粟米之征，每丁岁纳粟二石；庸是力役要求，岁役二十日，若不服役，可纳绢代役，每日绢三尺；调则随乡土所产，征收绢、绫、絁等丝织品，或布、麻等。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分水岭。两税法将从前的以人丁为主要征税依据，变为以资产为主要征税依据；不再区分主户（本地人）与客户（外地人），而是将百姓就地编入户籍一体纳税；原来的租庸调及各种杂税，全部并入两税，每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征收。

两税法的实施加速了土地流转，士族赖以生存的庄园经济逐渐瓦解，其政治影响力随之式微。土地私有化、商业繁荣推动社会流动性增强，从庄园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

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削弱了门阀士族的军事特权。唐初实行府兵制，简单说就是’平时种地、战时打仗’，士兵自带装备、免税免徭役，还能分到400亩地，退役后留一半当永业田。府兵制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兵将分离，农民依据财富被分为九个等级，只有六等以上且有三个壮丁的家庭，才有资格被选取一名壮丁服役。

开元十年，唐玄宗采纳张说的建议，裁撤20万府兵，招募13万职业士兵组成’彍骑卫队’，募兵制就此登场。虽说职业兵战斗力更强，但朝廷要掏军饷、管食宿，这就给藩镇的出现埋下了第一颗种子——军队不再是’国家义务’，而成了’领薪差事’。

募兵制的出现标志着唐代兵役制从’兵农合一’向’职业募兵’的转折——士兵不再需要务农，而是以当兵为职业；装备由国家统一发放，训练更加专业化；但国家财政也因此背上了沉重负担。至此，边疆驻军从轮戍的府兵变为常驻的职业兵，边将的权力也随之膨胀——他们不仅掌握兵权，还控制着当地的财政与行政（如节度使兼管屯田、度支），为安史之乱埋下伏笔。

这种军事制度的变革，使得门阀士族失去了对军队的传统控制，军事特权被大大削弱。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形成了’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局面，讲究血统和门第的旧士族体系最终完全瓦解，被更注重军功和现实的新的精英阶层所取代。

安史之乱成为五姓七望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战乱中，士族祖居之地遭到严重破坏，他们被迫大规模迁居长安、洛阳两京地区。范阳卢氏因与安禄山同郡遭受牵连，清河崔氏在战乱中失去河北根基。

叛军在洛阳烧杀抢掠，五姓七家的庄园被烧了八十多座，藏在庄园里的藏书、字画被当成柴火烧，佃农被抓去当兵，连士族最看重的’族谱’都被撕了。这些家族在北方的根基主要在河北、河南一带，而安史之乱的核心战场恰恰就在这里。战火所及，庄园被毁，族人被杀，几百年的积累瞬间化为乌有。

安史之乱暴露了五姓七望的双面性。范阳卢氏卢杞在长安陷落后组织义军，但其族兄卢奕却出任安禄山大燕国宰相；清河崔氏崔光远表面效忠肃宗，暗中却与史思明书信往来。这种分化标志着维系七百年的共生关系走向瓦解，士族开始寻找新的政治代理人。

黄巢起义对五姓七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黄巢痛恨门阀士族，攻占长安后，他下令’天街踏尽公卿骨’，对留守长安的贵族进行大规模屠杀。许多五姓七望的成员被杀，家族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起义军对以’五姓七望’为代表的顶级门阀进行了有组织的屠杀。攻入长安后，对唐朝宗室和高阶官员的清洗极为残酷，大量士族被灭门。长安城内8000余家士族被灭门，山东、河南地区’五姓七望’核心家族遭系统性清洗，仅清河崔氏就损失人口超3万人。他们没收士族庄园，将其土地分给农民，彻底瓦解了门阀赖以生存的庄园经济基础。起义军’焚官府、掠富室’，世家大族的田产、奴仆、财富被洗劫一空，经济基础彻底崩溃。

起义军刻意摧毁门阀存在的文化象征，如焚烧范阳卢氏万卷藏书楼、毁坏祖坟碑刻、将象征身份等级的《氏族志》视为粪土。黄巢军队焚烧官府藏书、捣毁世家宗祠，使得许多士族的文化传承中断。敦煌文书显示，唐末士族家谱大量遗失，’世系不可考者十之七八’，范阳卢氏万卷藏书楼被焚，士族祖坟碑刻遭捣毁，形成’经济抄底—文化断根—物理消灭’的三重打击链。

五代十国时期的混乱彻底终结了五姓七望的历史。到了五代十国，社会秩序彻底崩溃，’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讲究血统和门第的旧士族体系最终完全瓦解，被更注重军功和现实的新的精英阶层所取代。

905年，朱温将包括卢氏在内的三十余名大臣诛杀于白马驿，史称’清流尽逐，浊流当道’，标志着门阀制度的彻底崩溃。白马驿之祸后，唐朝朝廷彻底失去了运作能力，朱温篡唐的障碍被完全清除。但白马驿之祸不同，朱温的刀不仅砍向了肉体，更彻底摧毁了士族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从此，’取士不问家世’逐渐成为常态，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朝堂的道路被打通，这为后来的宋朝文官政治的繁荣作了很好的铺垫。

经过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接连打击，唐朝的中央权力几乎崩溃，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皇帝沦为傀儡。白马之祸，结束了世家门阀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也开启了寒门子弟的崛起之路。

隋唐两代帝王对五姓七望采取了一系列系统性的打压政策，试图削弱其政治影响力。

唐太宗时期的《氏族志》改革：唐太宗对《氏族志》的震怒，实为新兴关陇集团与旧山东士族的权力角逐。贞观六年（632年），高士廉等人奉敕重修《氏族志》时，初稿仍列崔氏为第一等。太宗怒斥：’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遂强行改订，将皇族列为第一等，外戚次之，旧士族降至第三等，试图以’崇重今朝冠冕’原则削弱传统门阀威望。但《氏族志》颁布后，民间仍’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可见文化惯性的强大。

唐高宗时期的禁婚诏：七姓内部通婚成风，拒与皇室联姻，以致唐高宗颁《禁婚诏》明令禁止崔、卢、李、郑、王五姓私自通婚，反令其门第更显珍贵。唐高宗颁布《禁婚诏》，明令禁止七姓十家（如清河崔宗伯、博陵崔懿等）内部通婚，意图切断士族联盟。诏曰：’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武则天时期的全面打击：武则天掌权后，大力削弱士族势力，至唐末农民起义后，士族彻底衰落。武则天统治后将打压世族推向高峰，早在武则天称帝前，就已联合李治扳倒太原王氏出身的王皇后。李治废后对太原王氏以及山东世族是一次不小的政治打击，武则天执政后更是釜底抽薪，大力推行科举考试制度，提拔庶族地主出身的朝臣。

为了从根本上动摇门阀的社会地位，显庆四年（659年），武则天主导重修《氏族志》为《姓氏录》。《姓氏录》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将武姓列为第一等，同时收录了大量寒门出身的五品以上官员家族。

唐玄宗时期的政策调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代进入盛唐时期，皇权集权达到顶峰，对五姓七望的政策从’压制’转向’融合’，试图将门阀势力纳入政权体系，实现’共治天下’。婚姻开放方面，唐玄宗放宽’禁婚家’限制，鼓励五姓七望与皇室、外戚联姻，以血缘纽带强化政治联结。

唐高宗的禁婚诏是针对五姓七望婚姻垄断的重要政策。根据《唐会要·卷八三·嫁娶》记载：’四年十月十五日，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

禁婚诏的出台有其特定背景。原来唐高祖时期，宰相李义府曾经打算为自己儿子找个五姓七望出身的老丈人，结果人家却瞧不起李义府的出身，果断拒绝。为了报复五姓七望家族，李义府开始怂恿唐高宗下令，禁止这帮人互相联姻。

然而，禁婚诏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唐高宗、唐中宗相继颁布诏书，禁止五姓相互通婚；他们反倒’皆称’禁昏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唐朝皇帝所禁止的只是上述五姓相互通婚，并不禁止士族之间通婚，实际上皇室婚配亦颇重视阀阅。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后妃中出身于’戚里旧族’者达91.7%，’安史之乱’后亦达50%，其比例大大高于两宋时期。

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清洗是对五姓七望最严厉的打击。武则天重用酷吏，对关陇贵族和’五姓七望’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大清洗。她重用酷吏诛杀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核心人物，将五姓七望的特权压缩至谷底，同时大量提拔寒门士子。

武则天还采取了一些更狠辣的手段，如强迫’五姓七望’（崔、卢、李、郑、王等）与寒门通婚，武则天侄孙武延基娶永泰公主时，刻意将李唐皇室与武氏家族的血杂，以此瓦解士族的社会光环。

到了唐末，朱温的政治清洗更加彻底。905年，朱温将包括卢氏在内的三十余名大臣诛杀于白马驿，史称’白马驿之祸’。白马驿之祸的核心动机是彻底铲除门阀士族。这场屠杀不仅针对崔、裴、王等五姓七望高门，更系统性摧毁了维系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士族政治基础。

白马驿的屠杀，不仅清除了他的政治对手，也宣告了唐朝旧臣的全面瓦解。当朱温于白马驿屠杀清流官员时，五姓七望的政治血脉彻底断绝。曾出过29位宰相的崔氏、掌兵权的李氏、藏万卷书的卢氏，最终在五代烽烟中化为’寻常百姓家’。

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唐朝初年，依旧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包括西市商人在内的整个工商阶层，其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武德七年（624）’始定律令’，规定：’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四民之中，包括士大夫阶层及普通读书人在内的’士’位列第一，工商的地位不及农民，列在第三、四位，而以商人为最低。’由于工商为贱业，故不准’食禄’的朝廷官员从事工商业，也不准许工商业者读书做官，即所谓’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然而，唐后期因军功及科举制度的发展，这条界线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土地私有化、商业繁荣推动社会流动性，从庄园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五姓七望也开始涉足商业活动。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借着家族势力，把手伸进丝绸、茶叶贸易，长安西市胡商云集，背后常有这几家的资本。这种经济活动的多元化，一方面反映了门阀士族适应社会变化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已经无法维持。

门第观念的淡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唐朝的婚姻门第观念，从唐朝前期到中后期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受魏晋南北朝门第观念的影响，唐朝前期婚姻门第观念极强，唐朝中后期，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完善，旧氏族性质开始发生改变，婚姻门第观念逐渐消亡。

到了宋代，社会上已经不存在严格的士、庶之别，人们在选择婚姻的标准方面主要重视对方或对方家庭的官职或钱财，至于乡贯、族望等已被置诸脑后了。贵戚们择婿由完全以族望为标准，到不讲家世；士人们娶妻由论门第，到完全论财产，这不能不说是社会风尚的一大变化。

郑樵所谓’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论断最具权威性。随着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现象的形成，’门第观念’也逐渐淡薄。’婚姻不尚阀阅’的现象，是宋代婚姻观念变化的首要表现。随着社会各阶级、阶层变动的加剧，双方的婚姻选择已经不再注重对方先世的阀阅，门望与阀阅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门阀婚姻作为一种婚姻制度已难以继续。

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的转型，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这一阶段，自汉魏以来延续数百年的门阀政治逐渐退场，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官僚体系走向成熟；同时，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交织，士、农、工、商等群体的地位发生深刻调整。过去’累世公卿’的门阀士族，逐渐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新贵取代。

隋唐时期的士阶层经历了’分化-重组’的过程。传统门阀士族虽仍保有一定社会声望（如山东士族’崔、卢、李、郑’以婚姻高门自居），但政治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五姓七望也在努力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士族子弟不再靠’姓氏’直接掌权，而是靠’文化’间接影响权力。就这样，士族从’台前掌权’变成了’幕后参谋’，虽然没了以前的风光，却把’文化优势’保留了下来。但实际上，他们靠联姻、靠文化，又慢慢爬了回来，成了’新权贵的军师’。

这种转型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社会从’门第社会’转向’科举社会’，为宋代平民士大夫阶层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五姓七望的消亡不仅是家族的衰落，更是中古贵族社会的终结。其直接原因包括皇权压制（制度）、科举普及（机会）、农民战争（暴力）三重绞杀，深层则是封闭性社会结构对平民化潮流的必然溃败。

五姓七望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强化，最终导致了这个延续数百年的门阀体系的彻底瓦解。

制度变革与政治打压的结合：科举制度的兴起从根本上动摇了门阀士族的政治基础，而隋唐帝王的系统性打压政策则加速了这一进程。唐太宗通过修订《氏族志》试图重新定义社会等级秩序，唐高宗的禁婚诏试图切断士族的婚姻联盟，武则天的《姓氏录》则彻底打破了士庶界限。这些政治措施与科举制度的发展相互配合，形成了对门阀士族的制度性围剿。

经济基础的瓦解与战乱的摧毁：均田制的实施和两税法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占有关系，削弱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而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战乱则对门阀士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摧毁了他们的庄园和财产，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他们的人口基础和文化传承。

社会观念的变迁与文化认同的丧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传统的门第观念逐渐淡化。’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成为新的社会风尚，门阀士族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威望逐渐丧失。

五姓七望的衰落，从根本上源于门阀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矛盾。

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门阀士族通过严格的内部通婚和身份限制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但这种封闭性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空间。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难以及时调整和适应。例如，在科举制度兴起后，一些固守传统的门阀子弟拒绝参加科举考试，结果逐渐被时代所抛弃。

世袭特权与才能竞争的矛盾：门阀士族依靠世袭特权占据高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官员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些缺乏实际能力的门阀子弟逐渐无法胜任重要职务，而有才能的庶族子弟则通过科举等途径进入统治阶层，形成了对门阀士族的竞争压力。

地方根基与中央集权的矛盾：门阀士族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势力和深厚的根基，但这种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存在着天然的矛盾。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中央政府必然要削弱地方门阀的势力，这导致了门阀士族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五姓七望的衰落，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随着国家治理规模的扩大和复杂化，依靠血缘关系和世袭特权的贵族政治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政治需求。以才能和功绩为标准的官僚政治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科举制度的兴起和完善，正是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

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传统的门阀制度建立在身份等级的基础上，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出身决定。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基于契约关系的社会结构逐渐取代了基于身份关系的社会结构。

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门阀士族的衰落，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趋势。随着教育的普及、信息的流通和社会交往的扩大，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平等的社会正在形成。

五姓七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巅峰到唐末五代的彻底衰落，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一个缩影。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门阀体系的瓦解，标志着中国社会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五姓七望的衰落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首先，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门阀制度在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它的局限性就逐渐显现出来。科举制度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加强等，都对门阀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门阀士族由于其固有的保守性和封闭性，难以及时调整和适应。

其次，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举制度的实施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教育和仕途的垄断，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这种制度创新不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文化传承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五姓七望在文化传承方面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但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传统的门第观念逐渐被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成为新的社会风尚，反映了人们对公平、平等、能力等价值观念的追求。

最后，政治制度的改革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隋唐时期对门阀士族的打压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何在推进社会变革的同时，保护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稳定，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五姓七望的历史虽然已经结束，但其留下的历史遗产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在当今社会，如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流动、传承优秀文化传统，仍然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通过对五姓七望衰落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