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辽阔陆地疆域又濒临浩瀚太平洋的中国，很早就有地表介质和物流方向不同的陆上和海上两大对外贸易商路，只因传统农耕时代国际贸易相对稀少，二者并未产生时空上的交集。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列强主导的贸易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也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浪潮，陆、海“丝绸之路”遂得以全面交汇与交融。这一进程促进了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也将传统农、牧、工、商业纳入到市场化工业的发展轨道，加快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外向化与工业化，奠定了今天中国自主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地理基础。
近年以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海内外学界的积极响应，相关论述从概念厘定到内涵分析、从时间溯源到空间延展、从过程复原到要素整合，无不广为涉猎;只是由于各自学科背景和立场方法的差异，结果造成了彼此观点认同的困难。凡此种种，正反映出深化该课题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事实上，不管“丝绸之路”概念最早由谁提出，商品是否以丝绸为主，贸易规模是大是小，运输线路是陆路还是海路，主要从业者是华人还是洋人，物质与文化交流何为主次?都无法否认“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商品通道的基本物质和交通内涵。故而笔者认为，只有抛开因立场方法不同而产生的无谓争执，采用科学严谨的实证方法，全面厘清“丝绸之路”的物质内涵、时空进程与影响因素，才能有助于深化学术研究和现实关切。
一、中国古代陆上和海上
对外贸易商路的平行并存
以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随着人类所处地理位置和资源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工艺流程和产品类型各异的农、牧、工、商等基础产业，造就出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培育出社会需求迥别的市场。所以从远古开始，人们就通过短途和长途贸易将商品的潜在价值变成现实财富，以维系经济链条的往复循环。其中，绵亘于中国和世界市场间的陆上和海上外贸商路——“丝绸之路”，即为中外经贸活动关联互动的重要物质和交通纽带。
学界研究表明，早在张骞西域“凿空”前，中国通往西亚和南亚的陆上商路就已出现，汉代至隋唐又有新的发展。只是安史之乱以至宋辽分裂，才使东部农耕区的经济重心由黄河中下游转移到江南，西北陆上外贸商路才以不同路线和主体延续下来，成为“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中国毕竟既是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也是濒临太平洋的沿海国家，其绵长海岸和众多良港使得丝绸等商品“早在公元前就分陆、海两路向外传布”;再经唐宋以至元明，东北方向输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南方向输往东南亚、西亚和欧洲的海上商路都得到延展，“并发展到吕宋乃至拉丁美洲进行丝绸贸易，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极盛时期”。然而一直到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两大纽带的陆、海“丝绸之路”，虽然时间上得以并存，但是空间上却并未交叉。因为“七至十六世纪之间，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是阿拉伯人。由海路而来的阿拉伯人，以中国的沿海城市——广州、宁波、温州为目的地;由陆路而来的阿拉伯人，则常常停留在当时中国西北的主要贸易中心——兰州”。
而从16世纪至19世纪早期，中国丝绸和棉布由海路输往日本和欧洲的数量就更多了，其中1819年，输往欧美的棉布超过了三百万匹，其他年份也多在数十万匹至二百万匹;18世纪末，输向俄罗斯的棉布占到俄国商品进口总值的三分之二。与此同时，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也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北大西洋各国船队相继闯入太平洋，使其航海贸易受到剧烈震荡，并给太平洋沿岸各国带来了灾难动荡，也有挑战和良机”。清政府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收复台湾后重开“海禁”，设立了闽(厦门)、粤(广州)、浙(宁波)、江(上海)四大海关，掌管中国对东洋、南洋和西洋的海外贸易，使中国与欧洲等国的海上贸易发生了更多接触和碰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后，清政府为防止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佛林德(JamesFlint，中文名字洪任辉)擅自北上天津、上书皇帝等僭越事件的再次发生，仅限广州一口在“十三行”统辖下对西洋通商;同时强化对中俄陆路口岸尼布楚(1689年后)和恰克图(1728年后)边境贸易的管理，限定其入京商队路线、人数、周期，还“常常以关闭恰克图贸易作为外交手段”。正是受到这些机构和制度的制约，使得1840年前的中外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虽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却仍处于平行并存的相对隔绝状态。比如1806年，俄国曾派出两艘商船从海上来到广州，试图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瑞典、丹麦、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秘鲁、墨西哥、智利等国商船之后尘，“出售货物并装走船货。但是立刻奉到北京的命令说，俄国既享有陆地边境上的贸易特权，就不能再利用海路，所有该国船只不得参加广州商馆的贸易”。
二、开埠通商与中国陆海
“丝绸之路”的近代交汇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被迫重新对欧美开放，标志着中国近代被动开放时代的到来。此后，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又被迫开放了更多“约开商埠”(TreatyPort)和“自开商埠”(TradePort)。到1930年，一级外贸商埠总数达115个，其中约开82个，自开33个。自此，原来只有广州一口才能对欧美通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彼此隔绝的“朝贡贸易体制”，被欧美所标榜的“自由贸易体制”、以及签约列强均可自行获得“中国可能许给任何别国的一切特权”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所涤荡，陆、海两大“丝绸之路”得以在众多通商口岸及其经济腹地全面交汇，开启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新时代。比如此前只能从事陆上边境贸易的中俄商人，在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之后，不仅能经由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等陆路口岸深入中国或俄国境内经商，而且也可利用沿海口岸进行水陆联运贸易了。以中俄茶叶贸易为例，俄商既能够到汉口、福州等地直接采购茶叶并建砖茶厂，同时还另行开辟了汉口—福州—马六甲—黑海线、汉口—天津—张家口—恰克图线、汉口—福州—海参崴—莫斯科线、汉口—兰州—新疆—中亚线4条贩茶新通道。
表1显示，至1930年，除青海、宁夏、陕西、贵州外，中国多数省份都有了一到多个外贸商埠，使此前平行并存的陆、海“丝绸之路”得以在此交汇与交融。只是由于地理区位和历史基础的不同，使得各个地区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进程，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其中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沿海口岸集群及其腹地最为快捷，而西北、西南边疆口岸及其腹地则相对迟缓。
中国陆、海“丝绸之路”交汇最早也最充分的，是近代粤、港口岸引领下的珠三角与华南地区。其中广州(番禺)长期作为当地外贸首位度最高的商埠，早在魏晋时期就超越徐闻、合浦、日南港，成为岭南的海上对外贸易中心。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岭南外贸;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又在东南沿海设立四大海关，其中就包括设在广州的粤海关。
然而，新航路开辟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商人，越来越热衷于通过对弱小民族的殖民掠夺方式来开拓海外市场，面对东方“天朝上国”也恶习不改，“都希望征服这块异教土地，如同希望靠商业牟利一样，他们都毫无顾忌地使用大炮与刀剑”，结果批逆龙鳞，使“一向对这一贸易采取宽容态度的中国政府，逐渐地对这一贸易发生恶感，一步一步地对它进行控制了”;故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始，清廷便将广州限定为“欧洲人被允许贸易的唯一地方。沿着北方疆界对俄罗斯的贸易，并没有受到干扰，就是对日本及亚洲其它地区利用船舶而进行的大量贸易，也未加限制”。然而欧洲毕竟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和最大市场，中国内陆若出口物资到欧洲，“以及经由广州输往这些地区的进口货物，多须长途跋涉，方能抵达销售地点”，从而强化了广州作为中国最大外贸口岸的地位。同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奥地利、比利时、普鲁士、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商人也到广州贸易，夯实了中国陆、海“丝绸之路”率先在此交汇的历史地理基础。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后，广州原来由“十三行”垄断辖理外贸的“公行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外国领事裁判、中外协定关税、西方海关制度管理下的近代“自由贸易”。此后，“外商可以由他自己的意愿，同任何人按照互相同意的价格自由进行买卖，雇用他的私人的买办和仆役，以及教师来教中文而不受拘束，按照合理的条件购置或租用房屋、事务所、货栈”。由于新制度更有利于世界市场一体化需求和中外贸易发展，所以此后10年之间，广州对英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仍然超过上海而继续担任中西贸易的领头羊。不过，“五口通商”毕竟打破了广州原有的外贸垄断地位，使中国更多通商口岸直接加入到中西贸易的行列中来。同时，被英国割占的香港也经过悉心经营，很快把包括广州在内的华南地区深度卷入到了欧美主导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轨道中，广东、广西、云南等华南地区乃至闽台、上海、天津等地的对外进出口贸易，也都对香港这个自由口岸产生了很强的依赖。到1860年前后，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了。从此，粤、港共同成为华南地区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枢纽。
陆、海“丝绸之路”交汇稍晚但却甚快的地区，是上海、宁波、汉口等口岸引领下的长三角与长江流域。上海原为苏州府通江达海的外港，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才由镇设县。清初虽设立江海关，但它在全国四大海关中的税收额度和所占比重却最少，在江苏五个地方税关中的税收额度和所占比重也最少。直到1843年据中英《南京条约》重新对欧美市场开放后，其襟江带海的区位优势和市场潜能才被激活，1846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生丝经由上海的出口量超过广州;1852年茶叶经由上海的出口量同样超越广州，主要进口品棉纱、棉布经由上海的进口量也超过广州;1853年后，上海跃升为中国大陆对欧美贸易的最大口岸(香港除外)。对东洋贸易方面，1864年，中国对日贸易的93%从上海进口，95%从上海出口;直到1894年，上海仍占全国对日贸易总值的80%以上，是中国最大的对日贸易口岸。此后直到1930年代，上海仍占全国外贸总值的40—50%，为中国大陆(香港除外)最大的外贸口岸。
同时，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又将长江沿岸汉口、九江、南京、镇江辟为商埠;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再开放宜昌、芜湖，并将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定为客货停泊站;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更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使长江干、支流地区都与上海建立了直接的外贸联系，交织成长江流域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网络。另外，上海还利用其外贸中转地位，间接强化了与环渤海口岸及其“三北”腹地的外贸联系。
东部沿海三区中，以天津、营口、烟台、大连、青岛等口岸引领下的环渤海与“三北”地区，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最为迟缓。因为时至清代中期，华北经济的内陆性特征还很浓厚，沿海性特征尚未显现。陆上“丝绸之路”方面，清廷虽开放了尼布楚和恰克图两个边贸口岸，却限定了中俄陆路贸易的规模。海上“丝绸之路”方面，清初虽设置了四大海关但却皆远离京师;第一次鸦片战争虽恢复了欧美商人“五口通商”的自由，但却未答应其开放天津和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图谋。结果，使得海上“丝绸之路”仍然与环渤海直接无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环渤海地区先后开放了天津、牛庄、登州、胶州、大连、威海卫、海州等39个对外贸易商埠，陆、海“丝绸之路”才得以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