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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临魏碑《沙门惠诠造像》
立轴 水墨纸本 108×62 cm
（一）此志极朴茂，亦六朝奇书也。偶一临之，未有所得。廿七年元日，重庆旅中。悲鸿。钤印：悲鸿
（二）光晋先生方家正。悲鸿赠。钤印：东海王孙
《沙门惠诠弟李兴造弥勒像记》原在龙门石窟莲花洞内，民国初被盗凿后原石不知去向。此造像转铭文作于北魏建义元年（528年），楷书，阴刻，共七行，计八十八字，曾著录于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卢沟桥事变后，南京中央大学随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徐悲鸿亦随校内迁，本幅临作即为一九三八年重庆旅中写赠友人唐光晋。唐光晋乃中央大学少将，军事主任教练，虽行伍出身，然深谙艺事，好金石篆刻，藏宋拓《瘗鹤铭》、宋拓《张猛龙碑》、明拓《郑文公碑》等，与于右任、沈尹默、谢无量等文士皆有往来。徐悲鸿与唐氏结识于一九三七年，相交笃深，屡赠书画。
徐悲鸿以画为名，其书法造诣为人论及甚少。事实上，徐悲鸿对书法颇有深研。徐悲鸿先生早年曾受业于康有为。康氏著作《广艺舟双楫》集碑学理论之大成，为晚清最重要的书法专著，影响一代书风。徐悲鸿受其影响颇深，所习历代书法亦以魏碑最得精髓，《积玉桥字》题跋亦有言 :“顾初民刊甲骨已多劲气，北魏拙工勒石弥见天真。至美之寄往往不必详加考虑，多方策划。妙造自然，忘其形迹。”
古瓷学者叶喆民曾有专文《悲鸿先生谈书法》，忆及徐悲鸿于金石碑版用功颇深，列举三事:“一是在他的故居客室里悬挂一幅摩崖隶书《汉杨淮表纪》的整张拓片，气势磅礴、结构天成。二是他在病危临终前，床头桌上仍放着一本《散氏盘铭》放大影印本，而且平时最喜临习。曾送我两纸《虢季子白盘》习字，可见一斑。三是他在中年流居海外的困难条件下，仍然研习魏碑不肯间断。一九五〇年曾以他一九三九年在新加坡临的《魏灵藏》《爨龙颜》等碑字见赠，并且勖勉有加，发人深省。通过以上事例不难看出，他对钟鼎文字及汉魏六朝字体的酷好已达到坐卧与共、患难不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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