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郑维山终于走出了长达八年牢狱的沉闷空气，脚步没有丝毫犹豫，径直朝北京西城区柳荫街去了。他居然没先回家，也不像有些人一样约上战友叙旧，而是只想做一件事——见那个他最挂念的老首长。可是，就在柳荫街那个不太起眼的小院门口，热情被卫兵一句冷冰冰的“同志，这里不允许进入”泼了个透心凉。郑维山的神色有一瞬间的失落，赶紧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可卫兵脸上的表情，从警觉到敬畏变化得很快。
卫兵其实认得这位老将军，也知道院子里那位就是久病在身的徐帅。但规矩就是规矩，此地不同往日，来访不能随便放行。更何况徐帅年纪大了，身体早一年不如一年。医生一再叮嘱要静养，绝大多数时间谢绝外客。话有点绕，可面对郑维山这副白发苍苍的模样，卫兵自己都不忍，还是犹豫后说：“郑将军，您稍等，我去给您通报。”郑维山站在门外，看着卫兵进了小院，不知想着什么。
没多久，院里那头竟传回来徐向前的怒斥：“告诉郑维山，不见，让他赶紧回去！”消息带着点不容置疑的余音。郑维山原本期待的心思，一下子滚落地上。许多路人见了，不明所以。他低头转身，落寞离去——就这样，几十年风雨知遇，到了头都没进门。
有人觉得不对劲：两人是几十年旧部、并肩作战的老伙计，怎么一个连门都不让进？就连毛泽东都曾把“南有郑维山，北有许世友”这样的评价当众讲出，多高啊。怎么会见面成了妄想？又是哪道坎横在他们之间？好像每个答案后面，还有别的故事没说清楚。
很多人只记得郑维山是开国中将，却不知道他13岁就冲进了战场。在麻城县那个小地方，革命刚刚熄灭的新火苗中，他像根稚嫩的柴火蹿起来。个子高，脑袋比同龄人高一截，结果成了少先队中队长。回家兴冲冲地晃着胳膊，谁料老父亲郑国麟脸色阴得吓人。扯下他的袖标，非要拎去县里退了。“孩子，革命不是儿戏！”郑国麟的话却被小郑维山呛了回去。这孩子竟然喊出：“为啥你能参加革命？我咋不行？”14岁的声带里，全都是死磕、全是犟脾气。
父亲郑国麟也是个狠角色，当年带乡亲参加黄麻起义，脑子里装的和儿子一样的不服气。可换成孩子，他扛不住。他不是怕死，是私心作祟了点。那一夜父子俩，都没睡着。第二天一早老郑把袖标还给了郑维山，黯着脸、咬着牙在床边嘟囔：“以后路你自己走。”清晨的光照进来，那情景有人说像传承，其实更像私底下的软弱。
不过这种“家长式套路”，历史上屡见不鲜。哪个革命家庭没有点矛盾？父母想拖，孩子非闯不可。没几天郑维山真的成了队长，从此一脚踏进了革命这条河。以后回头看看，这一步勇气是自己的。
1930年，那会儿赤卫队已经半正规，郑维山被任命带着七十多人去投奔红军。他个子高瘦，神情专注，结果刚被编到部队还没缓过劲，不速之客找上了门。那人身材挺拔，气场强大，长相干净，郑维山直觉就是个“首长”。他咬牙挺胸，敬了一个标准军礼，自报家门。对方哈哈一乐，还故意追问：“咱们见过没？我报过名没？那你为啥认我是首长？”
郑维山固执地答：“直觉！”这对话没来由，淡淡的陌生感里又透着一股亲切。后来他才知道那是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这段缘分，像一块铺路石，无声无息地立在了他以后几十年军人生涯的起点。再往后，打仗、吃苦，郑维山每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都跑不掉徐帅的点拨与提拔。**
1936年，西路军伤亡惨重，郑维山突围失败。没人想象得到他会在狼藉中混迹沿街乞讨，苟且偷生跑回延安。徐向前那次来探望，见他浑身伤疤、表情抽搐，心里比谁都疼：“让你受委屈了……”郑维山的眼泪那时止不住。情分在生死后更难割舍，但谁又真的希望这种“同生共死”再多几回？
解放战争时，郑维山搅进了察哈尔、兰州、宁夏这些地方，像旋风一样。打仗这事，有时靠直觉，有时靠死磕。他带兵无数，干过不少硬仗，赶跑了马步芳、马鸿逵，所谓“替死去战友报仇”，到底是给别人一个交待，还是给自己一个交待？谁说的清楚呢？
新中国那几年风头正劲。朝鲜战事一起，志愿军奔赴前线，郑维山被派去担当重任。1951年，第19兵团副司令身份，他到了朝鲜，碰上的难题各路将领都没头绪。副司令员邓华倒乐观，拍拍胸口，劝彭德怀用郑维山顶上20兵团。彭德怀反复踌躇，最后还是认定了他。郑维山自信，也暴烈，战斗时只想着结果。金城那一战，满口拍桌子：“打错了我负全责！”虽有同僚反对，却谁也抗不过这股劲。
十几天解决战斗。战后，郑维山回国当上北京军区司令，那时候外头吹的是“北有许世友，南有郑维山”，风头无两。人红是非多。更糟糕的是，性子太硬。敏感年代里，这种直脾气往往就埋雷。被撤职又被边缘，不许自由，许多人同情他，也有背后嘀咕“他就是太不懂变通”。
现实不是非黑即白。倒霉的时候，连当年的老首长都救不了。郑维山想起徐帅，写信求助。徐帅那时已然病重，可即便如此仍记挂老部下。可惜那会儿外部压力太大，一番努力终究未果。徐帅的心中有愧疚，这道心结一直到晚年都没解开。外人只看见两人在权力与挫折里互相错过，却没看到他们的心情。
1980年，郑维山获自由，第一时间前往柳荫街。这件事讲起来逻辑混乱——老友渴见故人，却换来一声呵斥，是责怪、释怀，还是另外的什么？徐帅也是矛盾到极点。他其实不是不想见，只是觉得羞愧。多年来自己身不由己未能帮上忙，他心想现在如果见了面，该说什么呢？索性拒绝见，就此了断迟来的安慰。
徐帅的人情味还在。他安排人悄悄给郑维山家里送钱，专门叮嘱不要留名。郑维山收到那些钱，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却只是苦笑。丢脸吗？也许。感动吗？自然是的。一个愿给，一个愿受，可惜都没开口说清。
有的事说到底还是误会。徐帅的苦衷最后传到了郑维山耳里，两鬓斑白的老头只说了一句：“首长有难处，我懂，他从不亏待我。”也有人觉得这样太窝囊——曾经多少次风里来雨里去，战功显赫，沦落到靠老首长接济。他却不觉得丢人，反而释然。
时间没等人。1982年，郑维山复出，担任兰州军区司令。角色一变，很多过往浮现了新意义。有人歌颂他“百战功勋”，说这些都是历史留下的印记。可有些事，甚至连主角自己都没弄明白。
郑维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将领，性格里混着刚硬和敏感。他的际遇时常反复，起起落落，朋友与恩人之间也有尴尬。“到底值不值得”，回想起来他自己未必想得通；可不是所有人都要当谦谦君子或者铁血硬汉。有些事只允许被时代推着走，有些事根本没法自己做主。
也许，这样的郑维山，反倒更接近现实中普通人的困惑和选择。是不是所有的英雄都能坦然面对归来后的尴尬？他们的故事，没有谁有义务给所有人解释清楚。柳荫街上那个没进门的背影，成了时光中的一个小悬案，倒让人记得更牢了。
故事还没完，只是人们总想从中琢磨出点“道理”。其实真相就是，有些遗憾压根就没法圆满，有些恩怨到最后没人计较。能走到最后的，既不是功名利禄，也不是一封信一声问候，也许就是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意。
郑维山走了很多路，不见得都值回票价。但他走过的那些日子，没人能替他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