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不管你是否喜欢，他们都始终屹立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有些作品，不管你怎么批评，它们依然以卓越的风采屹立于古今之中。太史公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史学巨著《史记》也同样如此。
近年来，一些朋友对历史、对创作了解甚浅，却总是借各种机会，尤其是在“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评价不高”这件事上，对太史公和《史记》指手画脚，肆意批评。他们用讽刺的口吻，带着阴阳怪气的语气，尽显卖弄和嘲讽。这种现象实在令人痛心。
但我们要知道，古今中外，众多史学和文学大家对太史公和《史记》都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比如，大史学家在《汉书》中对司马迁和《史记》作出了高度评价：“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段话中提到的“实录精神”，也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传统。
再比如，伟大的民族斗士鲁迅先生，虽然一生极少夸奖他人，但却对太史公和《史记》赞不绝口。他在《汉文学史纳要》中这样评价：“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所以《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然而，一些对太史公和《史记》口诛笔伐的人，似乎忘记了自己真正的知识深度。我们常说要尊重并珍惜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那么为什么要频繁地攻击像太史公这样的历史巨匠和《史记》这样的史学经典呢？这种行为暴露了他们的浅薄与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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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呼吁大家要尊重和珍惜《史记》这部伟大的作品，不要再对太史公发泄无谓的批评。若我们真正理解了太史公的心血和《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我们定会为自己的轻率和偏见感到羞愧。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深厚的史学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当时的内史令。司马迁的家族从周朝开始，世代以历史和天文学著称。尽管曾有一段时间，司马家族的成员转行成为了武将，但很快又重新回归了史学这一主业。
在这样一个信息贫乏的时代，要编撰历代史书，很多历史资料几乎无法获取。即便有些资料存在，它们的可信度和价值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许多信息只能依赖口述传承。因此，修史不是一项普通的工作，它需要深厚的学识和能力，以及将散落的信息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
修史不仅是一项技术活，更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它要求历史尽量被真实再现，而非编造出来。和今天我们依赖网络轻松获得信息不同，古人修史的难度要高得多。除非你具备足够的知识背景和能力，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样的任务。
司马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基础，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掌握了其他人无法企及的优势。司马迁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不仅得到了丰富的历史资源，还拥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来承担这项历史巨著的编撰工作。
但光有家学渊源远远不够，编写《史记》这种史无前例的大工程还需要司马迁的思想和觉悟。在他父亲司马谈的影响下，司马迁决心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记录下来。司马谈在成为太史令时，向儿子司马迁传授了史学的知识，并鼓励他去学习和探索，最终为《史记》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在长安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学习了大量的经典文献，并有机会与当时的知识精英交流，拓宽了自己的眼界。这样的教育和见识，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和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在汉朝国势强盛的背景下，国家的雄心壮志也深刻影响了司马迁的思想，使得他的文风格外开阔和高远。
司马迁不仅在书本上汲取知识，还亲自走访了各地，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史料和实地考察，为《史记》提供了最丰富的素材。通过这些亲身经历，司马迁深入了解了各地的民风民俗，使他对历史的理解更加深刻，作品的气势也更加恢弘。
最终，司马迁接过父亲的重担，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史记》编写工作。然而，命运的残酷让他不得不面临巨大的考验。在李陵事件中，司马迁因坚持自己对李陵的看法，与汉武帝产生了矛盾，最终被投入大牢，接受了极其痛苦的宫刑。面对极端的耻辱和酷刑，司马迁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坚持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震古烁今的史学巨著。
《史记》的诞生，标志着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次伟大突破。如果没有司马迁和《史记》，汉朝以前的历史或许就成了无从考证的遗失。如果司马迁在遭遇酷刑时未能挺过来，历史的遗憾将不可估量。
《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学作品，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载体，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历史规律和人类智慧的宝贵窗口。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和尊重这部伟大的作品，因为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记载，更是文化的传承和智慧的积累。
因此，面对那些对《史记》不懂装懂的批评者，我们应该以宽容和理智的态度去看待。太史公和他的《史记》必将永远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会因个人的偏见和无知而衰退，反而会让那些轻率的声音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