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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回
创业作首轮票房大卖
多原因导致公司解散
上回书说到，随着创业片《胭脂》首轮票房大卖，黎氏兄弟的分歧和摩擦也日渐明显，甚至直接导致了民新公司的分崩离析。1925年5月4日，成立还不到两年的香港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宣告解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黎北海（1889~1955）
创业片票房大卖，公司却分崩离析，这个反差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这事儿还要从黎海山、黎北海和黎民伟的兄弟关系说起。黎北海是黎家兄弟中的老四，1889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少年时期就学情况不详，不过那时他老爸携妻常驻日本，应该也是学龄期被老爸送到香港大哥黎海山处监管。1914年25岁时，黎北海参加了六弟黎民伟组织的“人我镜剧社”，在布拉斯基摄制的影片《庄子试妻》中饰演男一号庄子。布拉斯基离港北上后，黎北海、黎民伟、梁少坡等电影“发烧友”与留在香港的美国摄影师万维沙合作，继续以华美电影公司名义拍摄了滑稽短片《偷烧鸭》，黎北海在片中扮演正面的警察角色，从此与香港电影结下不解之缘。在民新公司创业作《胭脂》的拍摄中，黎北海身兼编剧、导演之职，并在片中出演男二号宿介，是香港电影史上首位集编、导、演于一身的电影家，也成为香港电影拓荒者中的扛鼎人物。聊到这里又有人搞不懂了，既然黎家兄弟财力雄厚，民新公司人才济济，创业作《胭脂》又是票房大卖，怎么会无力继续新片拍摄？一母同胞同创民新公司共图香港电影大业的黎家兄弟又怎么会出现分歧和摩擦？且听我与你慢慢道来。
▲黎民伟与黎北海（右）
首先是公司经济问题。民新公司初创之际，大哥黎海山为两个弟弟投资十万港币从美国购置了大批电影器材设备，又以四百五十元港币月薪以及包往来船费、食宿的丰厚报酬为公司聘请德国摄影师，已经尽到最大努力；毕竟黎海山的主业是国际贸易，而且四弟黎北海、六弟黎民伟都是他公司的买办，做电影开影业公司当时只是两个弟弟的业余爱好，黎海山不可能无限制投资民新公司。其次是公司经营问题。要说《胭脂》票房大卖这事儿听着挺热闹，其实不然。这部电影的发行充其量属于“自产自销”，只是在黎家兄弟自家经营的新世界戏院上映，并没有和其他影院联映，更没有院线发行及其他的上映渠道，所以不可能有大规模的资金回笼；单影院放映能够收回拍摄成本后略有盈余已经很不错了，然而根本不足以填充黎海山投资的数额。第三就是黎民伟的政治倾向问题。黎民伟的同盟会员身份在香港已是公开的秘密，港英当局对“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的片场执照审批之所以久拖不办，是因为当局不想让民新公司成为革命党的聚集地。而秉性正直的黎民伟又反对四哥黎北海和大哥黎海山向港英工务局送钱“运作”的手段，这就导致民新公司在广州片场拍摄的底片还要送回香港进行后期洗印制作，无形中延长了制片的周期，大大增加了制片成本。如此，同样酷爱电影事业的四哥黎北海便将港英当局不批执照一事迁怒于六弟黎民伟。又有人会说，有资金又有人才，在香港、在广州都一样能够发展电影事业，何必非要在香港报批？
▲天下为公手书
阁下有所不知，黎家兄弟中的大哥黎海山代理日本山井洋行的国际贸易业务，在香港扎根经营多年，已被父亲当做国内的后方根据地。四哥黎北海比黎民伟大4岁，也在大哥家里长大；因此黎海山、黎北海兄弟的人脉关系都在香港。黎民伟则不同，他6岁到香港，中学时代就与港穗同盟会革命党人接触，支援过黄花岗起义、参加过革命戏剧演出；成年后持孙中山“大元帅令”跟随革命军拍摄纪录片，并获孙中山赠“天下为公”题名手书一幅，与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戴季陶、蔡元培、李济深、邹鲁等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大佬多有交好，在广州称得上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所以问题来了：民新公司的家到底由谁来当？大哥黎海山只是出资者、挂名董事长兼总经理，基本不过问公司内部事宜；四哥黎北海堪称编、导、演全才，但在广州人生地不熟；六弟黎民伟在广州可以呼风唤雨，但手中没有财权；用民新公司顾问关文清话讲，“在穗业务因经济问题，不能展开”。对于四弟黎北海与六弟黎民伟之间的矛盾，大哥黎海山也不是没有察觉。关于这一点，关文清回忆说，“大哥黎海山虽然是董事长，对电影向来是门外汉，他做股份，只是想玉成两个弟弟的志愿。今弟弟们既有意见冲突，他惟有取消极态度，不加干涉，任由各行其是罢了。”也是因为如此，更加深了黎家兄弟之间的误会，以至于黎民伟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痛斥大哥黎海山“虚伪”。
▲青年关文清（1894~1995）
这个关文清又是什么人？他对黎家兄弟之间的事情怎么那么清楚？这个关文清也是香港早期电影开拓者之一，1894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赤坎镇大梧村，他的父亲关绍勋是清末秀才，所以关文清自幼旧学功底深厚。1910年被父亲送去香港学习英文，此时正值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古莲李受美国工会之托，到中国内陆和香港招收100名留美学生，关文清名列其中，1911年开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攻读英文。在加州大学就读期间，本州小镇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业刚刚开始兴起；好奇之余关文清干脆在1915年跑到好莱坞当临时演员，亲身体验了电影拍摄的整个流程，随后就对电影摄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考入加州电影学院主修编导专业，接受了全面系统教育。1919年，他还参与了著名导演格里菲斯影片《残花泪》（《民国电影演义》第五十四回文末）的摄制。1920年关文清学成归国，先在南通创办电影公司未果，后来又和山东人王长泰一起前往南京师范学堂拍摄了纪录片《全国师范培训班》；1921年出任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开始研究中国文学。
▲罗永祥
1923年民新公司成立时，黎民伟慕名聘请关文清出任公司顾问、兼民新演员养成所教员，并在公司创业作《胭脂》摄制组担任化妆主任。基于上述经历，知情人关文清对民新公司期间黎氏兄弟分歧摩擦内情的回忆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他在回忆中说，“民新公司拍了《胭脂》后，便没有资本拍第二部。因初时没有经验，没有预算，而机械主任罗永祥的好高骛远个性作祟，订购的器材，样样要多要好，把大部分的资本，用去购器材。单是化妆品也买了数千元。而那时的’面蜡’还是舞台用的’密士法陀’，电影专用化妆品尚未发明，结果过了几年，那几千元的化妆品变为废物！至于水银灯，则花了五万多元，八座’横光’灯，八座’顶光’灯，足够两组使用。那些水银灯笨重非常，每座数千斤，要两名灯工，方能推动……因此，炭精灯便应运而生。炭精灯的好处，是轻便而制造易，每盏只三四十斤，成本不过一百几十。此后便没人用水银灯而被淘汰了”。这也暴露了民新公司经营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不顾拍摄场所实际情况，一味追求“高大上”。
▲1923年孙中山与蒋参谋长中正坐火车北上视察（黎民伟摄）
与此同时，关文清还谈到了黎民伟在广州的纪录片拍摄，“民新公司在广州历年所拍的纪录片和新闻片，是没有市场的，除卖了几本给鲍罗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苏联顾问）外，其余都是贮在片仓……其实政府或国民党党部从来没有费用津贴过。”当然，黎民伟所秉承的“电影救国”、“移风易俗”等先进理念对当时的中国无疑具有启蒙意义，但带有强烈宣教色彩的纪录片不可能成为市场的主流，通俗地说就是卖不出钱去。即使是宣扬抑恶扬善的“正能量”剧情片《胭脂》，由于缺乏发行经验及其他原因，黎氏兄弟既不利用港穗人脉联系其他影院联映，也不融入正规电影放映渠道发行。走不进市场，必然融不进大众，因此公司创业作首映票房大卖与民新公司的分崩离析并不矛盾，这个结果既是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省港大罢工（1925.6~1926.10）
就这样，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1925年5月4日，成立不到两年的香港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宣告解散。而在这两年间，香港社会游资也在跟风纷纷创办电影公司。截止到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前夕，香港已有包括大汉、两仪、光亚等17家影片公司。其中香港著名中医卢觉非跨界导演、香港大汉影片公司摄制、两仪影片公司出品的四十分钟短片《金钱孽》公映时间比《胭脂》还早三个多月，是第一部在香港拍摄、由香港人投资并拍摄的香港电影。然而与1924年的上海一样，香港早期的这17家电影公司只有6家生产影片，加上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对香港经济造成了崩溃性的冲击，迫使刚开始萌芽的香港电影业偃旗息了鼓。那么黎家兄弟的电影事业后来怎样了呢？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欧 美 早 期 影 片 回 顾
栏目上传德国早期奇幻恐怖默片，1913年的《布拉格的大学生》。以下资料来自豆瓣。
【剧情简介】电影摄制于1913年，导演是丹麦人斯特伦·赖伊，本片摄制成本高达两万马克，由当时柏林头牌舞台剧制作人莱因哈特手下一个非常有名的戏剧演员保罗·韦格纳主演，这也是他的银幕处女作。故事讲的是一个穷大学生，为了获得女伯爵的爱，不惜出卖自己的镜像，最后却被这镜像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