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的烽火撕裂了大唐的盛世。
59岁的王昌龄，这位写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边塞诗巨匠，正拖着疲惫的身躯踏上归乡之路。
谁能想到呢，途经亳州时，等待他的不是故乡的炊烟，反而是亳州刺史闾丘晓的冰冷长枪。
一代“七绝圣手”为何会以如此荒诞的方式惨死？他死后，又有谁为他报仇？
或许，这是一个与你想象中完全不同的王昌龄……
“七绝圣手”
公元8世纪的大唐，还在开元盛世的尾声。
长安郊外的某个村子里，一个名叫王昌龄的少年放下了手中的锄头，抬头望向北方。
那里有烽火连天的边塞，有金戈铁马的战场，也有他梦寐以求的功名与抱负。
这个在田埂间长大的农家子弟，却注定不会甘于一生和黄土做伴。
二十岁的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弃耕从戎，仗剑远行。
大漠的风沙磨砺了他的意志，边关的冷月照亮了他的诗心。
玉门关外，他亲眼目睹了戍边将士的悲壮，那些离家万里的男儿，有的战死沙场，有的白发守边，却始终坚守着“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信念。
这些震撼的画面，后来化作了他笔下最动人的诗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只是，边塞的风霜并未让他立刻建功立业，他还得另寻出路。
开元十五年，三十岁的王昌龄回到长安，参加科举，一举高中进士。
按常理，这该是他人生起飞的起点，可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被授予的官职，仅仅是秘书省的校书郎，一个终日埋首案牍、校对文书的九品小官。
在等级森严的唐朝官场，没有显赫家世的寒门进士，往往只能从最底层熬起。
王昌龄不甘于此，几年后，他又参加了难度极高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还通过了。
可哪怕才华出色，他的仕途依旧未见起色，仅仅被调任为河南汜水县尉，一个负责地方治安的微末官职。
官场失意，成就了诗坛的辉煌。
在汜水、江宁等地辗转任职再加上后来被贬的岁月里，王昌龄的诗歌创作达到了巅峰。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这些诗句不仅传遍长安，更让他与当时的诗坛巨擘李白、高适、孟浩然等人结为挚友。
李白曾和他饮酒论诗，高适和他惺惺相惜，孟浩然更是因和他畅饮欢聚，旧疾复发，不幸离世。
但诗名再盛，也终究不能改变他在官场上的窘境。
在那个门第观念根深蒂固的时代，才华横溢的诗人，终究敌不过权贵的排挤与时代的局限，更何况，他还是个耿直文人。
官场困兽
他的下坡路或许始于他对宰相张九龄的公开支持。
张九龄是开元盛世最后的贤相，主张选贤任能，反对李林甫等权臣的专断。
王昌龄在诗文中毫不掩饰对这位前辈的敬仰，甚至当面向同僚称赞张九龄的为政之道。
这些言行在明眼人看来是士人的风骨，在政敌眼中却成了必须拔除的钉子。
随着李林甫逐渐掌握大权，张九龄被贬出京，而作为’张党’边缘人物的王昌龄，很快收到了第一道贬谪令。
岭南在当时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蛮荒之地。
潮湿闷热的气候滋生出致命的瘴气，北来的官员往往撑不过三年就会病死他乡。
接到诏书的那一刻，王昌龄终于看清了官场的残酷面目。
这不是他想象中的以才论仕，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清洗。
但让人苦笑不得的是，就在他艰难南行的第二年，朝廷突然大赦天下，王昌龄他又回来了。
回到长安后，他把满腔愤懑都倾注在诗歌创作中，那首著名的《芙蓉楼送辛渐》就写于这个时期。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看似是告慰友人的客套话，实则暗含着一个失意文人对清白的坚守。
当然，这些可挡不住现实中的明枪暗箭。
天宝年间，王昌龄又被贬了，这次的罪名是’不护细行’。
这个含糊其辞的指控可以理解为办事不仔细，也是很扯。
当权者甚至不屑于编造像样的罪名，仅用一句莫须有的指责就能断送一个官员的仕途。
在龙标的八年时光里，王昌龄见证了盛唐最后的余晖。
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传到这个偏远小县时，他已经五十九岁。
看着北方战火蔓延的邸报，这位曾经的边塞诗人做出了人生最后一个重大决定：弃官回乡。
他轻装简从踏上归途，却不知道在前方的亳州，等待他的不是魂牵梦萦的故乡，而是一把丧命枪。
这位’七绝圣手’用半生时间在官场挣扎，最终也没能等来属于他的春天。
闾丘晓的杀机
公元756年，王昌龄踏上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这位写下无数边塞诗篇的文人，此刻正穿越真正的战场，却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只是想在有生之年再看一眼故乡的炊烟。
当他途经亳州时，命运在这里画下了一个血腥的句点。
亳州刺史闾丘晓是个在史书中面目模糊的官员，唯独因为杀害王昌龄而被后世记住。
关于这场谋杀的真实动机，历史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蛛丝马迹。
当时的亳州正处于叛军与朝廷势力的拉锯地带，作为地方长官的闾丘晓，很可能正在叛臣与忠臣之间艰难摇摆。
王昌龄的突然到访，在这个敏感时刻触发了刺史心中最深的恐惧。
有一种说法认为，闾丘晓当时已经暗中投靠安禄山。
王昌龄虽然官职不高，但诗名远播，与高适等军中要员交好，这让做贼心虚的刺史误以为他是朝廷派来的密探。
在权力与生存的考量下，杀害一个过路的诗人，对闾丘晓来说不过是消除隐患的必要手段。
另一种说法，是文人相轻的嫉妒，王昌龄的诗才与名声，刺痛了这个平庸官僚的自尊心。
但不管哪种解释，都看得出出乱世中人性的扭曲和官场的黑暗。
史书没有记载王昌龄生命最后的时刻。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试图辩解，是否留下遗言，甚至是否明白自己因何而死。
这位写过’黄沙百战穿金甲’的诗人，最终没有倒在边关的战场上，而是死于同胞官员的私刑之下。
亳州的血案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波澜。
战乱年代，一个文人的死亡太过微不足道。
但历史总是充满意想不到的因果，仅仅一年后，闾丘晓就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了代价。
当这位刺史跪在张镐面前乞求活命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杀害的那个老诗人，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盛唐挽歌
公元757年的睢阳城，这座孤城已被叛军围困数月，城内粮尽援绝，守将张巡甚至不得不以树皮、纸张充饥。
当宰相张镐率领的援军终于赶到时，谯郡太守闾丘晓却迟迟未至，致使城池陷落三日后才姗姗来迟。
这个致命的延误，不仅断送了睢阳最后的生机，也意外地为一年前亳州的血案打开了复仇之门。
在张镐的军帐中，淮南节度使高适正握着一卷王昌龄的诗集。
这位与王昌龄相交二十载的诗人将军，始终未能忘记挚友惨死的消息。
当闾丘晓因贻误军机被押至帐前时，高适知道，机会来了。
杀害诗人的凶手，最终因军事失职落入诗人好友的手中。
闾丘晓的求饶声在军帐中回荡，他跪地哭诉家中有年迈老母需要奉养，企图用孝道打动张镐。
可一年前，他杀死王昌龄时，可曾想过那位诗人也有高堂待养？
当张镐冷冷反问’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时，闾丘晓的脸色瞬间惨白。
这场复仇看似痛快，但更看得见的，是悲凉。
它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在乱世中，连正义都需要借助更大的权力才能实现。
那些曾经在长安酒肆中吟诗作赋的才子们，最终都逃不过乱世铁蹄的践踏。
盛唐最后的余晖里，这场跨越生死的较量，终究是诗人赢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