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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悍然举起屠刀，对中共党人展开血腥绞杀，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就在这血雨腥风的危局中。经过了在武汉半年的调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毅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将中央决策与指挥机关迁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策源地，上海。

上海作为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中期，中共中央在这里生存了多年，作为指挥全国红色革命斗争的中枢，各类组织决定、与共产国际的联络文件、中共各级组织人员的情况、与全国各地组织的来往信函要件，汉牛充栋。为此，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构建起中共档案管理制度。

而为严守机密、筑牢安全防线，当时设立了两座互不知情的地下档案库，分别由伍豪（周恩来）与黎明（顾顺章)负责，双方对彼此库房的具体位置始终严守纪律、绝不互通。

彼时，中共中央秘书处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文件保管人员乔装成木材商人，将一批核心机密文件与电报运抵后，藏匿于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的洋楼内。这里随即成为集中保管中央及领导人工作档案、接收中央下发文件与各地上报材料的核心据点，当时已汇集约20余箱文件资料。因彼时此处相对安全，中共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诞生，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成为承载党的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

据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1928年11月至1929年10月的统计，文库档案已达10210份，其中包含中央发给广东、四川、江苏、顺直等19个省委的文件5523份，以及这些省委上报中央的报告4687份。面对繁杂且涉密等级极高的档案工作，伍豪（周恩来）亲自草拟《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明确要求各机关“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瞿秋白据此进一步拟定《文件处置办法》，明确文件分正本、副本管理，正本入库待未来移交党史委员会，为档案管理立下严谨规范。

为适配上海隐蔽斗争的险恶环境、应对各类突发风险，中央秘书处确立“三套制”文件管理规则：每份文件一式三份，一份送共产国际代存，另外两份分别存入中央秘书处与中央特科掌管的两座档案库。库藏档案涵盖红军长征前的珍贵史料，包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文件、电报、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28至193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及重要会议文献，白区与苏区各级党政机关文件，各根据地红军与革命群众团体资料，更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以及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与照片，堪称中共早期历史的“活化石”。

1931年，一场致命危机骤然降临。时任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的顾顺章，此前受派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任务完成后竟化名“化广奇”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尤崇新认出后被捕。这位曾位居中共高层、能参与核心机密决策的关键人物，未受任何严刑拷打便即刻叛变，为向国民党邀功请赏，分批供出大量党内机密。

先吐露鄂、湘两地秘密机关与军中关系，随后又出卖在狱中尚未暴露的恽代英，及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等领导人的住处，还有中央秘书处、特科机关等五大关键机构。

万幸的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李克农及时截获叛变情报，为中央机关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周恩来、陈云等人紧急部署，迅速完成领导人与中央机关转移，更换所有秘密联络点与联系方式。这一应变虽化解危机，却也导致不少秘密联络线中断，为后续复联与甄别埋下诸多困难。

作为重中之重的“中央文库”连夜启动搬迁，工作人员采用人背、黄包车运送等方式，将近2万份文件从戈登路1141号紧急迁出，另立新库。此后22年间，这座承载党的“一号机密”的文库在上海历经多次迁徙，从戈登路1141号到金陵中路顺昌里7号、16号，再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等多处地点，最终落脚于成都北路972弄3号。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徐强、吴成方、李念慈、陈来生等十余位保管人接力守护，其中不乏党内早期高级干部，他们隐姓埋名、前赴后继，陈为人等三人更是为守护机密献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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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解放，最后一位守护者用胶轮车将16箱文件送至上海市委组织部，所有文件“未受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损伤”，完成了这场跨越二十余年的生命接力。

与此同时，周恩来曾派陈赓带人四处搜寻顾顺章掌管的另一座档案库。这批档案若落入国民党手中，将对党的事业造成全面且深远的破坏，虽当时未泄露，却始终是重大隐患。按照党内纪律，周恩来、陈赓等人并不知晓该库具体位置，仅听闻藏匿于上海郊区某处。陈赓搜查顾顺章叛变前住所时，未发现档案线索，却意外搜到一封收件人为“顾令岳”的信件。“顾令岳”是顾顺章岳父张阿桃的代号，曾是特科总务科成员。

信封未标注地址，内文竟是顾顺章预先写就的投诚文稿，这成为以后史学家去寻求顾顺章叛变的动机重要依据之一。是否从此时起，他便已决意叛变，才会一改往日隐秘作风，在武汉行事张扬无忌？

而根据中共所遭受的破坏，虽然严重，但“秘密档案”中所涉及的核心要点，似乎绝大部分并未被察觉。

这座档案库的真实位置长期成谜，外界一直传闻藏于上海郊区农村。谜底揭晓后才知，其真正所在地是上海虹口唐山路萧家公馆的“马房”，就是男佣的住所，顾顺章安排岳父张阿桃在此当佣人，近2万份秘密文件便深埋于其住处石板之下。

更令人费解的是，这批本可作为顾顺章“待价而沽”资本、换取国民党高位的档案，竟在他叛变不久后的1931年10月，就派其随他一起叛变的原红队成员用一整夜时间尽数烧毁。这成为了一个历史谜团，至今令人费解。

史学界推测，顾顺章深知中共行事风格，且察觉国民党对其疑心渐生，担心“兔死狗烹”，遂销毁这一关键筹码以求自保，却为这段历史留下了永久的谜团。

后世还有一种推测，既然顾顺章曾是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层中落实和实际负责各项行动方针的领导者，其脑中隐藏的秘密已经足够多，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讲条件，像牙膏一样一点点挤，而保证自己的重要性和安全性。而其保管的“秘密档案”一旦被起获，那他的价值也许就会一落千丈。于是，他派人毁掉了这批“密档”。

但是，这一切只是推测，至今并无实证来证明其“毁档”的真正动机。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顾顺章“毁档”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保守中共的秘密。

机关算尽太聪明，顾顺章最后还是死在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手中，距离他叛变不过五年的时间。作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叛变和死亡，也并没有影响到中共隐蔽战线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暗影搏杀中的结局。历史已经证明，中共隐蔽战线包括后来的新中国国家安全机构笑到了最后。

从两座互不相知的地下档案库，到22年生死守护的“一号机密”，再到叛徒焚档的历史疑云，中央文库的变迁见证了中共早期隐蔽斗争的艰险与共产党人的忠诚。那些历经劫难留存的档案，如今已成为解读党史、传承红色基因的珍贵财富，而无数守护者用生命践行使命的故事，更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