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严禅院下古寺大雄宝殿
殿内梁上有“大明敕建”字样，朱元璋御笔所题“纯正不曲”仍存，嵌于大雄宝殿前台基。两侧门墙嵌有章嘉国师题字石碑，所悬“大雄宝殿”匾，为赵朴老所题。殿内“南无释迦牟尼佛”为济公活佛道济大师所书。
光严禅院上古寺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匾额为十一世班禅大师所题
如果我们从光严禅院整体布局来看，它就不仅仅是有两个大雄宝殿，“重复性”的建筑还有天王殿、观音殿、韦陀殿等。这种情况有点类似院校合并或反其道而行之：分处两地功能齐全、专业额满的两所院校合并成一所，除了“不得不”分设两处的图书馆、食堂、寝室等，原有的院系会进行重新布局调整；通常不会在原有的两个校区同时设一个院（比如经济学院、体育学院）。光严禅院更像是两所完全独立办学的院校毗邻，只是没有院墙之隔——下古寺接引殿和上古寺观音殿（实际上是两层建筑，下为天王殿，上为观音殿）的间距，就是从一座寺院的角度出发，也太近了。这可能是因为地势原因。
一座伽蓝，尤其是山寺由于地势方面的原因，各建筑主体“相对集中，整体分散”而分为上、下乃至上、中、下寺并不少见。蜀内就有彭州三昧禅林，分为上中下三昧寺。三昧禅林可视为“分属各处，实为一体”的典范。上、中、下虽各具其寺名（水亭寺、至德寺、安国寺），但各自的殿堂只承担从属于整体的部分功能，没有自成体系。很显然，光严禅院不属此类。
在雪域，至今仍有一寺内两个教派（个别有三派）并存的现象。这至少在建筑上会有所体现。因为传袭不同，需要各自的场所（殿），因此会呈现出类似光严禅院这种“重复性”的建筑主体——光严禅院会不会也是这样一种现象？
若非如此，作为一座伽蓝，设两座天王殿实无必要。至于观音殿，可以视为一种特殊情况。由于观音信仰的普及和深度，一座伽蓝同时设观音殿、准提殿、千手千眼观音殿等供奉菩萨的不同示现化身，是出于教化和实用。如光严禅院上古寺的观音殿为千手观音殿，造型上特征明显。
至于两条中线之外，对上、下古寺而言均为单一的其他建筑（包括山门、牌坊），可视为两座伽蓝“合并”后的整体规划。尽管，笔者并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合并， 以及合并的具体时间。
关于伽蓝缘起和沿革的内容简介，寺内宣传有矛盾之处。这加剧了笔者的迷惑。如上古寺的修建年代，一说“上古寺为清代所建，被毁时，木色尚新。”而在石柱林的说明文字里又有“光严古寺，始建于隋，唐宋承兴。至明，上古寺曾为皇室宗亲亲主持的禅院……”我们假设“清代所建”为“清代重建”，这个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上古寺始建于隋，下古寺则是晋文帝所赐青城36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可见是两座建筑年代不同的伽蓝。
有非官方的说法，上古寺的大雄宝殿，是清康熙皇帝下旨修建。他原本想将（下古寺）大雄宝殿加以装饰、升级，以示皇恩，怎奈此大殿为大明开国皇帝敕建，只能另外再修一座，在规模气势上盖过朱元璋。
康熙对光严禅院如此积极的原因其来有自。但单就这件事情，不太符合康熙个人和康熙朝的行事作风，若说是乾隆，有可能。康熙不是一个心血来潮就将梦想付诸实际的帝王。不管是作为一国之君还是（严格意义上而言也属）虔诚的佛弟子，他都不会仅仅是为了出风头而行事。
再说法脉。伽蓝名为禅院，自是禅宗一脉，况且有达摩殿，更是确凿无疑。但我们若留心，不难发现一特殊现象：上古寺大雄宝殿现在所悬匾额为十一世班禅大师所题。下古寺大雄宝殿两侧门墙墙体嵌有章嘉国师“光明”、“严肃”题字石碑；释迦牟尼八相成道图群雕，是当代名人江村罗布先生题字——来自雪域的三位大德是否揭示了雪域教法与光严禅院的渊源？这一点也似乎可以印证康熙与光严禅院的因、缘、果的关系。
光严禅院下古寺观音殿
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测，上古寺和下古寺传承法脉实际上有着不同，才是“全国唯一拥有两座大雄宝殿的寺院”这一罕见现象的主因？
两次去光严禅院，均发现上下古寺的师父所穿僧衣不同。在汉传系统，同一寺院里，僧伽的三衣是相同的。具体到个人，袈裟会有所不同。但常服不会在服色上有显著差别。我也相信没那么寸，两次都碰巧看到的是挂单行脚僧，而且都集中在上（下）古寺。
一方伽蓝
十方常住
关于作者｜舒放，力求避免油腻的中年男子。流浪各地，但定型于高大陆青海。写诗多年，一直坚持着，哪怕诗歌从大众变成小众乃至现在的旁门，喜欢不减，且欢喜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