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人能如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1917-2019)一样，以开放包容的视野践行推动全球文化交流的建筑理想。贝聿铭的职业生涯纵贯七十载，其备受瞩目的建筑项目横跨多个大洲，奠定了他在建筑史的重要地位，更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化景观。
本展览是首个关于贝聿铭的博物馆大型回顾展，上海站展览将重访贝聿铭建筑生涯的起点，他曾在这方土地上学习与成长。彼时贝聿铭时常往返于苏州和上海，穿梭于具有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江南庭园建筑与国际大都会现代景观之间。这些早年的多元文化空间体验为他带来启发，令他致力于在跨文化和现代语境中探索和演绎地方性和历史原型。其设计亦体现对人与万物之间协作精神的信念，诠释建筑和空间与周遭环境的有机呼应–建筑与生活密不可分。
展览通过六大核心维度，系统解构其建筑思想体系:文化根源的滋养、城市设计的远见、艺术语境的交融、业主协作的智慧、几何形态与材料和建构的精研，以及对历史的省思。贝聿铭坚信，建筑应当既能彰显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又能唤起超越时空的普遍共鸣。
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
“我不觉得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
–在美国就读大学的贝聿铭致父亲的信，1939年
贝聿铭成年之时正逢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经济大萧条、两次大规模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价值观和建筑理念。这些经历亦让出生于中国的贝聿铭学会适应多变的环境，以美籍华裔建筑师的身份，设计出改变全球诸多城市面貌的作品。
贝聿铭早期的建筑学养，汲取自他多个成长地的多元城市风貌，也受美国留学期间接触到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潮影响。这些学术陶染以及多元文化背景，促使他开创出独特的跨文化设计语言，将地方的历史脉络和地理特征，与当代建筑理念和实践融汇一体。
01 香港、上海、苏州
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是民国时期的银行家，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影响深远。由于父亲在中国银行任职，贝聿铭一家先后迁往香港和上海等大都市。贝聿铭及其弟妹均就读于强调中西文化及哲学教育的教会学校。
贝聿铭也时常回苏州探望祖父。当地的园林与上海喧嚣的国际化背景和都市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城市深深地影响了贝聿铭，让他去思考历史和文化脉络如何塑造了身份与空间。
02 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学院
贝聿铭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其本科学业，该校是培养了一代中国建筑师的摇篮。然而，他很快便意识到学校的学院派课程侧重历史形态和宏伟规划，与自身对当代建筑的追求并不相符，于是转校到麻省理工学院。
贝聿铭原本想在麻省理工专攻工程学，时任院长威廉·爱默生发现其设计潜力，成功说服他改修建筑设计。在校期间，他参加了法籍瑞士裔建筑师柯布西耶的讲座，柯布西耶从经济、工业和抽象艺术的角度诠释建筑，对贝聿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思想精髓最终都融汇在他的本科毕业设计中。
03 贝聿铭的哈佛时光
贝聿铭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攻读硕士时，师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883-1969），这是他深受启迪的一段时期。格罗皮乌斯是德国著名的包豪斯学院创始人，提倡融合工艺和工业的设计理念。包豪斯建筑的外形方正简约，通常采用玻璃、钢铁混凝土等材料，是一种朴实无华、不向历史元素取材的现代建筑语言。
然而，贝聿铭在认同这种现代性追求的同时，敏锐地意识到其在应对多元文化、地域气候和历史文脉方面的局限性。他在硕士毕业论文《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1946）中，以批判态度回应了格罗皮乌斯的设计哲学，格罗皮乌斯本人对这一富有建设性的学术回应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份毕业论文亦奠定了师徒二人日后为上海东华大学项目合作的基础。
地产和城市再开发
“我们将改变这一切。”
–贝聿铭对纽约市的宣言
贝聿铭因其设计的多个重要文化地标而享誉全球，然而他在房地产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贡献却长期被业界忽视——这种认知偏差很大程度上源于建筑界对商业项目的固有偏见。1948年，贝聿铭加入战后美国最大的地产开发公司韦伯奈普，他参与设计的城市再开发方案，尤其是在美国的那些项目中，都侧重于多用途混合规划，着眼于为社会住宅和低收入社区改善环境。
贝聿铭于1955年自立门户，开设贝聿铭建筑事务所，其业务版图迅速走出美国，向全球扩张。贝聿铭及其团队不断运用都市设计、经济学和城市规划的理念，周旋于市政决策层、政府法规和资源限制之间，并始终秉持“让城市更宜居”的核心理念，推动了一个个具有挑战性的综合性城市更新项目。
城市及社区活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人口涌入郊区，导致美国城市的市中心逐渐衰败。美国政府宣布将城市更新作为国家首要任务，并向各地市政府和地产开发商提供巨额补贴，用于重建内城区域。
开发商威廉·泽肯多夫（1905-1976）作为韦伯奈普公司的负责人，将城市复兴视为道义责任。在经济学家、设计师、工程师和规划师等专业人才的帮助下，他通过多用途建筑项目探索城市生活的新形态，并将此愿景形容为“美观、实用且经济”之道。贝聿铭为之所吸引，在1948年加入韦伯奈普担任建筑研究部主管。由于建筑业界对商业地产的偏见根深蒂固，这一消息不仅引起不少业内人士的关注，更登上新闻头条。
01 市郊的购物中心：
罗斯福广场购物中心，纽约州加登城
1951-1956
罗斯福广场购物中心于1956年开业，是当时全美规模最大的购物中心，它突破了当时郊区购物中心常见的分散式封闭建筑模式。贝聿铭采用紧凑型街区规划，通过网格状街道系统组织商业空间，并围绕中央露天广场形成有机布局。该项目原计划容纳逾百家商铺，同时巧妙整合了室内外休闲空间及文化设施——包括溜冰场与艺术展厅等配套。在未实施的方案中，广场还规划有一座极具未来主义特色的玻璃钢构天幕，展现了贝聿铭对商业空间的前卫构思。
02 低收入住房：
协会山，费城
1957-1964
到了1950年代，费城历史悠久的协会山已破败不堪。工厂倒闭和失业人口飙升，令当地经济陷入萧条，建筑物大都已年久失修。贝聿铭的团队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保留原有的红砖排屋，在附近建造低矮的联排别墅，让新旧建筑之间形成自然的过渡。另外再兴建三栋大楼，以满足对住宅单位数量的需求。这些新建大楼位于特拉华河沿岸，远离现有的建筑物。各大楼的位置不但勾勒出社区中重要的历史地标，亦确保从不同角度仍能观赏到它们。
03都市改造：
华盛顿西南区都市重建项目，华盛顿特区
1953-1959
重建规划华盛顿特区的西南贫困社区，是韦伯奈普的首个大型重建项目。贝聿铭提出全面清拆现有建筑的方案，在区内建立步行可达的住宅和商业设施，将理想的市郊社区生活形态融入大城市的肌理之中。西南区在种族、经济和位置上皆与华盛顿的其他地区分隔开来。为衔接市中心和西南社区，贝聿铭提出修建一条新铁路和高速公路，使其与文化购物中心朗房广场相连，通往国家广场上的各个地标和博物馆。然而，官僚作风和多次延迟令项目波折重重，最后仅有朗方广场等少数建筑得以落成。
迈向国际
1960年代初起，世界经济迅速增长，新的商业中心亦逐渐在美国以外地区崛起，这为贝聿铭的事务所提供了拓展国际业务的机会。他在刚独立的新加坡建成的项目，促进了新加坡在后殖民时代的国家建设；在伊朗等中东国家所设计的建筑地标，则有助这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彰显其国际地位。
这些项目令贝聿铭的事务所在1970年代美国经济衰退期间，仍能维持其庞大规模。从中也可见贝聿铭非凡的跨文化适应能力——能够将在美国实践的设计规划策略，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政府与企业的发展愿景。
04 拉德芳斯之首（未建成）
巴黎，1970-1971
这一鲜为人知的项目，是由法国政府资助的拉德芳斯商业区双子塔设计方案，它是贝聿铭在巴黎的首次建筑实践，尽管最终未能落地，仍不失为其重要作品。该方案创新性地解决了公共通道、车辆动线等城市规划难题。项目位于卢浮宫和凯旋门等重要地标的轴线末端，两座塔楼通过底部弧形连廊有机衔接，在保证建筑体量感的同时，确保巴黎历史中轴线上的景观不受遮挡。
05 华侨银行大厦
新加坡，1970-1976
1976年落成的华侨银行大厦，是贝聿铭在新加坡首个完整实现的项目。此大厦外形修长，两侧呈圆弧形，整座建筑物往后移，腾出的地方形成一个开放的广场，正对店屋林立的窄街。新加坡原有的高楼大厦都尽用地皮面积，贝聿铭的设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华侨银行大厦内有两个以钢制桁架连接的核心筒，此设计令室内形成无柱空间，还满足了政府希望尽快竣工的要求。
06 中银大厦
香港，1982-1989
中国银行（香港）兴建新总部的地皮，被主干道、停车场和天桥环绕。贝聿铭对于这片周遭交通繁忙的地皮不甚满意，便与有关部门协调，换取地皮一角的公共空间。令整幅地皮变成平行四边形，两边各可设计一个三角形花园。此举令贝聿铭得以将中银大厦与中环的街道网格平行呈现，并让大楼与直通维多利亚港的道路对齐，将对岸景色尽收眼底。一条新辟的道路成为大楼的正式入口，供车辆和行人进出。
“艺术博物馆并非纪念碑，应设计成吸引公众纯粹享受艺术的地方。”
–贝聿铭
贝聿铭以博物馆设计最广为人知，出自他手的博物馆，重要之处不止于标志性的建筑形态。其设计手法，源于他能敏锐洞察人们如何体验不同类型的艺术，亦因他深信博物馆本身应该是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公共空间。贝聿铭积极委托艺术家创作大型雕塑等作品，并将其有机融入他所设计的博物馆、银行和住宅等项目中。这一独特实践折射出他的三重理念：对艺术与建筑共生关系的信念、对同时代艺术家的真挚推崇，以及以艺术提升空间体验的主张。
01 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未建成）
1946
在其硕士论文中，贝聿铭提出了一个上海的博物馆设计方案，以系统展示中国各历史时期的艺术珍品。基于对中国艺术“师法自然”传统的深刻理念，贝聿铭认为博物馆本身也应让人同时体验艺术和自然。他在设计中创造性地加入了一个茶亭，使室内的展览空间和室外的景观庭院得以衔接。这个茶亭位于中央庭院，可由连接上下楼层的斜坡进入。这一设计展现出贝聿铭的博物馆建筑理念——它应是集艺术展示、自然体验与社会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02 艾弗森艺术博物馆
纽约州雪城，1961-1968
艾弗森艺术博物馆是贝聿铭的首个博物馆项目，被《进步建筑》誉为“展示艺术品的艺术品”。该博物馆于1968年竣工，是振兴纽约州雪城市中心计划中首个建成项目。贝聿铭设计的博物馆外观极具雕塑感——四个悬挑的立方体结构高悬于公共广场之上。馆内，四个展厅通过室内连廊环绕中央庭院布局，一座混凝土螺旋楼梯作为核心元素矗立其中。艾弗森艺术博物馆在建筑界内外广受赞誉，巩固了贝聿铭文化建筑设计师的声望。
03 赫伯特·F·约翰逊艺术博物馆
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
1968-1973
贝聿铭及其团队设计的第二座博物馆，是康奈尔大学赫伯特·F·约翰逊艺术博物馆，其设计衬托出场地自然景观之美。博物馆坐落于山丘之上，设有户外雕塑庭院，透过贝设计的窗户，艺术品被安置于树木和开阔的景观之中。博物馆的选址也与校园内历史悠久的人文方庭和附近的小溪相呼应，可见其对建筑周遭历史与自然环境的敏锐感知。
04 国家美术馆东馆
华盛顿特区
1968-1978
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家美术馆亟需扩建。规划用于新馆（即东馆）建设的场地毗邻主馆，并呈棘手的梯形。为了尽用地皮，贝聿铭的设计划出一条对角线，把位于东西轴线上的新、旧馆巧妙连接。这条对角线将地皮划分为两个三角形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两个三角形的建筑。分别为美术馆及其研究中心。在美术馆内，贝聿铭将展厅分布在围绕巨大中庭的三座塔楼之中。新建的展厅小而紧凑，有效缓解了参观过程中的疲劳感。
05 麻省理工艺术及媒体科技中心威斯纳大楼
马萨诸塞州剑桥
1978-1984
贝聿铭将艺术与建筑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欣然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希望在其即将新建的艺术与媒体科技中心中融合这两大学科的构想。贝聿铭设计的方形建筑体量与网格化立面，成为美国艺术家理查德·弗莱施纳、斯科特·伯顿与肯尼斯·诺兰创作的画布。在此项目中，贝聿铭与艺术家们保持密切协作，根据他们的艺术提案不断优化自己的建筑设计。
“那些我特别喜欢的项目，背后都有着优秀的客户。”
–贝聿铭
贝聿铭职业生涯的成就，源于其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到的解决问题的智慧，同时也离不开机遇的眷顾，以及面对重要委托时的锲而不舍。从市长到博物馆馆长，他总能以真诚的合作态度赢得客户信任，敏锐洞察他们的核心需求。他常常能够说服客户突破原有的设想，并不计成本地追求更为高远的目标。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些富有远见的委托重塑了全球众多城市与机构的面貌。然而，贝聿铭同样经历过与客户理念不合的困境，也面临过公众对其设计方案提出的质疑与反对。
01 大卢浮宫计划
巴黎，1983-1993
1981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邀请贝聿铭主持卢浮宫博物馆的改造工程。贝聿铭翻新卢浮宫的构思，重点在于将整个U形建筑物整合为统一的博物馆空间，其中包括一直由法国财政部使用的黎塞留馆。项目首期工程于1989年竣工，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金字塔，屹立于拿破仑庭院，作为通往博物馆的新中央入口。
除了这一广受瞩目的结构之外，贝聿铭团队还全面升级了博物馆基础设施，使卢浮宫能与巴黎的商业设施和交通系统进一步融合。随着黎塞留馆修缮完成，项目的二期工程也圆满落幕，最终实现了卢浮宫建筑群的完整统一。
「 贝聿铭与卢浮宫：前所未见的委任项目」
1981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将改造卢浮宫博物馆，并任命埃米尔·比亚西尼为项目负责人。比亚西尼对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东馆印象深刻，建议直接委约贝聿铭负责此项目。在最终接手项目前，贝聿铭进行了四个月的现场勘查，以提出将现有多座建筑物整合为单一建筑群的设计。这个方案不但需要将财政部搬离卢浮宫北面的黎塞留馆，还要开挖停车场来创建两层的地下空间，并在拿破仑庭院中央建造一座玻璃金字塔。除了这些艰巨任务，贝聿铭还须说服法国民众，接受他用惊世骇俗的设计，改造深受他们喜爱的地标。
「 金字塔之战 」
贝聿铭的卢浮宫改造方案曾引发轩然大波，在1984至1985年间，遭遇舆论的强烈抵制。法国媒体为争议推波助澜，不仅将新设计的卢浮宫比作古埃及墓室，戏称其为“亡灵之家”，更把密特朗比作刚愎自用的法老。反对者成立了一个协会联盟，以“拯救”巴黎为名抵制该方案。右翼政治家甚至以此来攻击密特朗及其领导的执政党。
「 转折点 」
时任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表示支持贝聿铭的设计方案，但同时要求贝聿铭制作1：1的金字塔模型以争取民意。为了达成要求，工程团队创新性地采用四根碳纤维缆索，通过起重机将之悬吊于拿破仑庭院预定建造金字塔的位置，精准模拟金字塔的立体轮廓。模型内部留空，藉此表明建成后的金字塔不会遮挡原有景观视野。超过六万名巴黎市民观摩了这次实地展示，希拉克随后对贝聿铭的设计表示认可，舆论最终导向支持贝聿铭。博物馆新馆于1989年开放，继而黎塞留馆的翻修工程于1993年竣工，焕然一新的卢浮宫就此成为巴黎文化自信的新象征。
02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
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
1964-1979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遇刺后，其家族希望物色一位建筑师设计总统图书馆，包括了博物馆、档案馆和政治学院，贝聿铭是受邀的18位顶尖建筑师之一。他在与总统遗孀杰奎琳会面时，直言自己在设计纪念性项目方面经验有限，这份坦诚反而令他与杰奎琳一拍即合，获选为项目建筑师。然而，这个项目花了足足15年才完成，当中原因包括多次更改选址以及政府领导层的意外变动，但影响最大的或许是杰奎琳在1968年的再婚，此后贝聿铭失去了她这位能在公众场合为此项目争取支持的重要人物。
03 美秀美术馆
滋贺县信乐町，1991-1997
当日本东洋纺株式会社继承人小山美秀子邀请贝聿铭为神慈秀明会的神苑设计一座钟塔时，贝聿铭起初因项目规模过小而有所迟疑，然而经过实地考察后，他欣然接受了委托，并由此开启与小山的长久合作关系。这段合作，最终孕育了其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1997年落成的美秀美术馆，以及2012年的美秀美学院中等教育学校礼拜堂。
“科技创新虽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工具，但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去运用它。”
–贝聿铭
贝聿铭认为形式、材料和技术三者密不可分，他带领团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为建筑界开创了诸多材料和结构的创新应用。无论是在韦伯奈普公司时期，还是其后独立执业阶段，贝聿铭与他的团队合力，探寻别出新意的选材策略。他们在工作中挖掘混凝土、石材、玻璃和钢材的多种用途，既确保结构完整性，又兼顾经济效益。本展厅展示的项目都显露出贝聿铭对建筑材料的敏锐直觉，他透彻掌握材料如何为生活空间注入活力，亦不惜投入巨大心力将这些创新构想付诸实践。
混凝土的潜力
混凝土作为一种由水泥、空气、水、沙和砾石组成的复合材料，在建造领域已有数千年的应用历史。19世纪中叶，随着钢筋混凝土技术的出现，这种材料因其卓越的直线与曲线造型能力开始在建筑业被广泛应用。
随着混凝土在二战后的重建中变得普及，贝聿铭的事务所开始测试美国各地的水泥、沙和石料，研究混凝土作为结构组件及室内外饰面的不同应用。通过调整凝结时间、优化浇筑与振捣工艺、改进表面处理技术，贝聿铭团队成功克服混凝土常见的色差、开裂和易受温度影响等问题，使其更易于应用。在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东馆等项目中，团队进一步发掘了混凝土的潜力——不仅作为石材的经济替代方案，更通过与大理石的结合，实现了结构效率与美学表现的平衡。
01 圆形螺旋公寓（未建成）
纽约，1948-1949
贝聿铭为韦伯奈普公司设计的首个项目是未建成的圆形螺旋公寓。该设计将楔形单元公寓以错层方式螺旋上升排列，构成21层高的圆柱体建筑。其独特的同心圆结构体系允许住户根据需要灵活组合多个单元，实现居住空间的自由扩展或收缩。虽然项目最终未能实施，但公司负责人威廉·泽肯多夫仍为这一开创性设计申请了专利。
02 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
台中，1954-1963
贝聿铭在规划时有意将路思义教堂打造为台湾东海大学建筑群的核心建筑。在实际设计中，其标志性屋顶由四块内弯的独立曲面面板构成，仿若木船船体的抽象演绎，面板于顶部收拢之处形成狭长天窗，复杂的屋顶设计采用了格状结构的钢筋混凝土。由于材料从最初的木材设计改为混凝土，促使当地施工团队将现代混凝土工艺与传统木竹建构技艺相融合，创造出独具地域特色的建筑解决方案。
玻璃与钢材
在混凝土与石材之外，贝聿铭对玻璃与钢结构的运用同样展现出卓越的建筑智慧：通过对其性能的把控，营造建筑透明轻盈的质感，同时兼顾结构的稳固，完美平衡极简主义美学与纪念性表达。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贝聿铭就开始了玻璃和钢结构的实验性探索，期间他与结构工程专家合作，不断拓展建造技术的边界。1978年落成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中庭玻璃天顶，标志着其首次成功将玻璃和钢材作为建筑主体及屋顶围闭结构的创新实践。
03 双曲面大楼（未建成）
纽约，1954-1956
20世纪50年代中期，濒临破产的纽约中央铁路公司邀请贝聿铭重新设计其大中央车站，以期振兴日渐式微的铁路运输业。贝聿铭由此提出高456米、名为“双曲面大楼”的设计，这是一个上下两端向外扩张的管状结构。该建筑通过倾向交叉立柱构成的外部支撑体系极具结构效率，其钢材用量与体积小20%的帝国大厦相当。尽管这一设计最终并未建成，但作为贝聿铭职业生涯中的首个超高层建筑构想，双曲面大楼仍具有里程碑意义。
04 美秀美学院中等教育学校礼拜堂
滋贺县信乐町，2008-2012
贝聿铭意欲以此礼拜堂作为美秀美学院中等教育学校的校园焦点。他将礼拜堂设计成泪滴造型，灵感源自将扇形纸片简单卷去对接。然而，要将这个锥形转化成建筑结构极为困难，最终团队通过几何计算建模生成了该结构。为满足隔热和声学上的需求，礼拜堂采用混凝土结构。但贝聿铭特别委托为苹果全球旗舰店制作金属幕墙的日本制造商菊川企业，定制不锈钢曲面板材包裹礼拜堂，完美呈现其追求的流线形态和雕塑般的外观。礼拜堂内部以红杉木饰面覆盖结构体，营造出静谧的沉思与冥想空间。
“恒久的建筑必有根源。”
–贝聿铭
纵观其职业生涯，贝聿铭始终致力于调和现代建筑的技术进步与社会理想，使其与项目所在地的文化历史脉络深度对话。这种设计哲学并非总能被理解：1980年代，部分建筑师与文化评论家曾指责他对古典建筑的援引仅是风格层面的简单拼贴。然而，贝聿铭对文化历史原型的提炼，实则是为了构建契合场所精神与当代使用需求的空间策略。他对传统的动态诠释，始终与当下现实保持着创造性的张力——既非怀旧式的模仿，亦非断裂式的革新，而是在对话中寻求超越，以设计重释历史。
01 苏州博物馆
苏州，2000-2006
苏州博物馆坐落于历史悠久的旧城区核心地段，毗邻兴建于明代的拙政园，其设计还巧妙的融合了一座建于清代的王府建筑（忠王府）。贝聿铭以极其审慎的设计态度，呼应其场地文脉，从周遭环境中提炼造型语言、尺度关系与材质肌理；最终呈现的建筑群落以素白灰泥墙和深灰花岗岩屋顶构成。其半地下式的布局设计，确保了博物馆的高度始终低于周围的建筑，展现对历史的谦逊姿态。
02 让大公现代艺术博物馆
卢森堡市，1989-2006
在18世纪古代堡垒遗址上建造新建筑的念头，驱使贝聿铭选定廷根古堡作为卢森堡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新址。其设计方案顺应城堡的箭矢状建筑布局，并沿用古堡主入口，但该入口方案遭到文保人士的强烈反对。经过多轮调整，包括将入口通道移到建筑群后方等，这个历时17年的项目最终于2006年竣工。博物馆的玻璃幕墙、通透的中庭空间及玻璃连廊，让古堡景致及下方城市中心的景致尽收眼底，新与旧在此展开跨越时空的建筑对话。
03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多哈，2000-2008
贝聿铭在设计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时面临的核心挑战，是需要为该馆找寻一个设计的立足点，以体现其历史悠久、横跨多个大洲的丰富伊斯兰艺术珍藏。在研究了不同时期和地区的伊斯兰古建筑后，他被埃及开罗的伊本·图伦清真寺所吸引。该清真寺约建于公元9世纪，圆顶净礼喷泉由八角形渐变成正方形，最终过渡为圆形，这种几何逻辑的使用既存在于特定文化和历史中，又具普世性和通用性，其简约的风格也很契合卡塔尔——在当地建造传统中，未曾有过如此规模的建筑物。
文、摄 / 金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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