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场的历史脉络
追溯围场的历史脉络，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产和生活。在围场下伙房乡发现的红山文化代表作“玉猪龙”，就是北方民族图腾崇拜的象征，从而形成了北方文化。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民生息繁衍。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围场黑山口水库附近发现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石锄、石斧、石锤等简单农具，证明当时围场这块蛮荒之地曾有远古文明存在。之后，又在蓝旗卡伦潘家店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岩画。自那时以后，围场一直没有断过人烟，不过有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地。
到了辽代的时候，当时的辽帝曾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留下了避暑狩猎的足迹。元代围场属中书省上都路，后改北安州，围场南部地域仍属于北安州管辖。
明代，在围场设立了开平卫、全宁卫和大宁卫。后由燕王朱棣争夺帝位，把围场借给蒙古兀良哈作为牧场。从此，围场又成为了蒙古族诸部落的游牧之地，这时，围场生活着蒙古、女真和少数汉族人。
公元1681年，清朝康熙皇帝平定了“三藩之乱”，巡察塞外，将这块“南拱京师，北控漠北，山川险峻，里程适中”的漠南蒙古游牧地设立为皇家猎苑“木兰围场”。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皇家猎苑自此建成，平民百姓被禁止进入这个皇家禁地。
直到道光四年（1824），外敌入侵，天灾不断，农民起义频繁，清廷宣布秋狝作废。同治二年（1863），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首开围禁伐木，以缓解财政短缺。经过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三十年（1904）更大规模的伐木垦荒，木兰围场在五十多年间累计开围放垦130.3万亩。
随着木兰秋狝礼废，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成为开围放垦的一股重要力量。清代晚期，政策开始松动，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开围放垦进程。
木兰围场开围放垦的历史渊源
光绪末年，“近而关内远而山东之民”为了生活的需要如洪水般涌入木兰围场。这些人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为山东、河北等省份的逃荒户来此种地或是充当佣工，另一部分为赤峰、凌源、青龙等周围省份的富裕户来此买地，还有一部分为河北、山西、河南等省份来此经商人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热河都统锡良以热河军政费用不足，开围放垦需要拨款为由，上奏朝廷，获准，继续开垦木兰围场西围五川，即伊逊川(又称大筒川)、布敦川（半截塔）、牌楼川、孟奎川、卜克川（石桌子）等五川荒地。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从机构和人员上着手，布置开围放垦，大规模放垦西围五川荒地。首先撤销原围场裕课副局，改为由都统直属的围场垦务总局，同时把虽被革职但比较廉洁的山西候补道泽宣派为“总办”，把比较干练的热河八旗兵协领根龄派为“会办”。此二人互相配合，废弃原裕课副局设在石片子的衙署，并在锥子山街另建衙署。对预放垦的可耕地，事先勘察编立序号，大川宽平地每10顷为一号，山沟狭窄处每5顷为一号。以每川或山沟的自然地名第一个字为代号，如“吉字”、“金字”、查字”等。同时，注意留出集镇居民宅基地，除留出集镇的处所宅基地外，还于5里留一村落宅基地，每领地一顷留宅基地2亩，以便建立村落。为防止发生流弊，严格规定，无论驻围官兵、旗民，还是一般民众，承领荒地均须亲自到局所报名，当面交割银两，而后由总办或会办率员或派员现场亲自丈量，当场发给执照，决不允许胥吏、衙役代办，更不准“奸佃”、“地商”包揽。经这次边丈量，边售边放垦，按字号绘图造册，仅用3个月的时间，围场垦务总局就将五川2.690余顷围荒丈量售放完毕。至此，木兰围场全境尚保留35个完整的围座，加之围座外荒地，约略还有耕地6—7千顷。此为木兰围场第二次放垦，史称“开新围”。
光绪三十年(1904年)，新任直隶（今河北省）总督袁世凯为筹措训练新军经费，说服练兵大臣庆亲王奕匡以练兵处的名义，上奏朝廷重办围场屯垦事宜，并可便宜行事。同时，奏请将其地方行政机构围场粮捕厅从热河都统所辖承德府，划归直隶省宣化府管辖，同时改名为围场抚民厅。两奏议皆获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起用被革职的原广西太平思顺道台何昭然，任职直隶屯垦木植局总办，主持全面放垦木兰围场兼采伐御用木材事务（负责围场的放垦事宜。）总办何昭然（俗称何道台）的衙署仍设在锥子山街原热河围场垦务总局旧址。同时袁世凯还从天津海关所存之修铁路余款内拨银15万两，作为全面放垦围场的开办费用，特别又派管带司俊卿、帮带关桂和率领装备先进的淮军骑兵一营，随何昭然进驻围场，听命差遣，维护放垦秩序。何昭然并将驻地锥子山街改名为“天宝山镇”(后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又改为锥子山镇)，并在庙台子沟门立石碑一通，镌刻“社稷坛”三字，每年亲率部属前往祭祀。
道台何昭然根据木兰围场前期勘丈图，按照山川流域图详细丈量挂地，卖给山东、河南、直隶、山西等省前来买地的汉人，为了方便当事人记忆，何昭然把地名较长且意思难懂的蒙满语地名，加以简化。如：金钱莫里沟简化为金字、吉布汰沟简化为吉字、多本沟简化为多字、哈拉海沟简化为哈字、哈里雅尔沟简化为哈字、簸箕掌沟简化为掌字、老虎沟简化为虎字、坡赉沟简化为坡字、雷劈砬子川简化为雷字等等。
每条沟（或川）从沟（或川）口算起，每五顷四（五百四十亩）编为一个号，依此类推，排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等，如大唤起川排到八十多号，哈里哈川排到八十三号。号与号之间留出公地以备排水修路之用，每号设桩取名登记，挂单供人选购。每号可由一户或多户购买，也可以一户买多个号，所以就有了五家、六家、上八家、下八家、八大户、十家、十六分地、六十亩地等地名。每隔几个号段再留出官地、兵租地、房申地等，以备建村建庙盖房之用，所以，又有了官地、东官地、西官地、兵租地、和尚地、房申地等地名。
何昭然把要放垦的木兰围场划为五庄后，逐庄进行了勘测、绘图、编号，轮次放垦。因此，第三次放垦围荒也称为“五庄放垦”。
围场人的由来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可知今天围场人的先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而来：
1、清朝同治二年（1863）为木兰围场开放围荒之始。“近至关内，远至山东之民，褓负子来，荷锸云屯”。来围场开垦的百姓，除了近处承德、赤峰、凌源等地的，也有从山东、河北等地辗转而来的，以山东移民占比最高。同治年间，经历了“腾围风波”。
据记载，到光绪六年（1880），木兰围场“有原佃分佃七百一十余户”，为“为内陆乏食游民远来佣趁”。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在各种压力之下，允许木兰围场全部开围放垦。
2、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正当洋务派“自强”“求富”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中国大地。
连年战乱不断，清政府愈发腐败无能，无力组织救灾，导致灾情迅速恶化，上千万人口死亡。在这场浩劫面前，北方各省如山东、河南、直隶等地的百姓被迫逃亡他乡。
从山东迁往东北主要有两条路线，陆路和海路。走陆路的话一般是经过山海关，再从辽西进入东北平原。海路则是乘船出海到东北上岸。这两条路，大多数人会选择陆路，因为海上路线不明，风浪大，稍有不慎便会葬身海洋。然而陆路也不好走，非常艰难。不管去哪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准备大量的粮食和水，以备路上吃喝。经过层层关卡前往东北，并非走一天两天就能够结束的，往往要走上几个月。大致路线已经确定，可在没有手机、没有导航的时代，想要经过重重阻碍，从山东跨越好几个地方到东北，不认识路是个大问题。若是运气好可以问到正确的路线，若是运气不好问不到路，还会经常迷路。就有在“闯关东”过程中，走出口里，来到古北口外，迷路的人，走到木兰围场这里开荒种地，在这里扎根的。
这个时期的围场，渐渐松禁，从河南、河北南部地方、山东等地“闯关东”的流民涌入木兰围场打猎、垦荒人数日益增多。
3、据《围场厅志》记载，从光绪三十年（1904）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围场的人口户数从6351户增长到12908户，人口从38427人增长到75728人，人口数量增加近一倍，这一时期涌入木兰围场的有“直隶、山东、山西人民出口耕种谋食者”。还有围场周边的满族、蒙古族，赤峰等地的人口，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也开始涌入木兰围场。
4、木兰围场开围放垦之后，看护木兰围场的满蒙八旗官兵除左右翼长二人外全部就地转业为民。此外，清末开放围荒后，陆续有东北邻近省份的百姓来此地开荒种地，还有一些外地的百姓来投亲靠友。
围场县银窝沟乡德安庄村9组的一些村民是在光绪年间，从辽宁来到这里垦荒定居的。这里有房申地。
5、定居下来的垦荒者将当时围场这里的耕种、生活情况反馈给家乡的亲戚和同乡，亲戚和同乡跟随拓荒者的脚步源源不断地流入，因此在当时形成了以河北东部唐山玉田一带为代表的老乡组织“京东帮”，以承德为代表的老乡组织“承德帮”，以东北赤峰为代表的老乡组织“赤峰帮”，这些同乡会作为当时一些民族的重要社会网络，为他们增加情感慰藉、提供社会支持、促进发展生产发挥重要作用。山东、沧州、廊坊的是逃荒过来的，赤峰、承德的是过来经商的。来到这里以后，有的种地，还有一些人开糕点铺、开驼店、开客栈、开饭店、开杂货铺，经商的占有很大的比例。
由于涌入木兰围场的人口大多来自直隶、内蒙、天津、山东、山西等省区，作为文化的携带者，他们将这些区域的风俗习惯带到了木兰围场。
自同治二年（1863年）起，清廷经过三次开放围荒，招民垦殖，满族、蒙古族、汉族等人口骤增，这一阶段的各民族汇聚为当代这一区域的民族构成奠定基础。至民国元年（1912），仅该区域就有人口22378户，77585人。
6、直隶、山东、山西、赤峰、凌源、青龙、河南等地、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也开始涌入木兰围场。其中有逃荒户来此种地或是充当佣工，有富裕户来此买地，有一部分为经商人员。
摄影：王东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