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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意摄影风行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进入鼎盛期，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各国的中坚力量。在各国的资产阶级中又以中产阶级为社会的重要阶层，整个西方世界的进步和发展都与中产阶级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

除了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寻求权利之外，中产阶级也使自己的思想意识深入其他领域。在艺术领域，从新兴的摄影媒介中争夺艺术话语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

作为中产阶级的埃默森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摄影上的艺术主张更像是对传统贵族和上层阶级的挑战，他意图打破旧的艺术观念，建立新的艺术系统。这种新艺术思想借助新媒介很快在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中产生共鸣，并吸引众人与他并肩前行。所以，自埃默森躬身实践并于1889年推出著作《自然主义摄影》（Naturalistic Photography）后，画意摄影的风潮席卷西方摄影界。虽然画意摄影的源头众说纷纭，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将埃默森视为画意摄影的先驱。

画意摄影的流行，一方面是摄影的技术难度降低，参与者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也是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让人们与传统的生活方式迅速脱离，使拍摄者试图借助如画的摄影重返山川田园，缅怀即将消失的时代。

当摄影进入一个如画的时代后，人们也对这种似画的媒介提出了新要求：既希望摄影快速且真实，又希望摄影蕴含情感和思想。如果还能与传统绘画一争高下，那就是摄影的完胜。摄影师们没有一味地从绘画中套用形式，而是从绘画中揣摩艺术的共性并将之转化到摄影作品中。正是基于对艺术普遍规律的尊重，画意摄影师们不是一些横冲直撞的莽夫，而是一群深谙艺术规律的智者。

在当时的艺术世界中，绘画已经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并处在现实主义的大时代背景下。到19世纪中期以巴比松画派为主流，并依次过渡到19世纪晚期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经历了几次较为剧烈的变化。这些艺术转变深刻影响了相应时代的摄影师，并为摄影师的思想变化提供了借鉴。

在画意摄影突飞猛进的时代，绘画正在从具象向抽象转变，即从巴比松画派向印象主义变迁。从实际操作来看，摄影显然无法胜任印象主义的表现手法，但却能与刚刚衰落的巴比松画派相互唱和。从鼎盛时期画意摄影师们的作品中，我们能体会到巴比松画派的遗风余韵，也能发现他们向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画家们努力学习的痕迹。

在风光题材中，画意摄影师们希望给予作品一种诗意的风格以及略带惆怅的情怀。他们认为这样的摄影作品才能更好地表达风景蕴含的美感，让观者睹景生情，产生美的遐想，比如，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等。

在人物题材中，画意摄影师们热衷于表现女性和儿童。他们把女性设定为艺术女神的化身，把儿童设定为天使的降临，在作品中着力表现她们优雅、神秘和不染尘世的魅力，从而激发欣赏者观看的愉悦。为了体现这种美感，摄影师们多用柔焦和模糊的技法使作品带有一种朦胧、婉约的气质，比如，美国女摄影师格特鲁德·卡塞比尔（Gertrude Käsebier）等。

在人体题材中，画意摄影师们如画家们一样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们从绘画中吸收灵感，让模特摆出古典绘画的姿势，并将风景等作为拍摄的背景。同时，他们还非常注重挑选模特。在绘画中，画家们可以自主地完善人物的身体和比例；而在摄影中，摄影师们只能挑选更加匀称的模特来达到拍摄的目的。通过对模特的精挑细选，摄影师们希望借助完美的人体来表现无欲至纯的美感。比如，美国人弗兰克·尤金（Frank Eugene）、爱丽丝·鲍顿（Alice Boughton）、F.霍兰·戴（F.Holland Day）以及德国人威廉·冯·格勒登（Wilhelm von Gloeden）等。

随着拍摄题材、拍摄手法、艺术审美的趋同，画意摄影师们开始聚集成一个个的小团体，并在共同的理念下形成组织，于是新的摄影协会便诞生了。其中较为知名的有：1891年成立的奥地利维也纳相机俱乐部（Vienna Kamera Klub）、1892 年成立的英国摄影连环会（The Linked Ring）、1894 年成立的法国巴黎摄影俱乐部（The Photo Clubde Paris）、1902年成立的美国纽约摄影分离派（PhotoSecession）等。这些新成立的摄影协会旨在凝聚志同道合者，提升在摄影艺术方面的造诣。

新成立的协会和各种画意摄影组织为摄影师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和展示作品的平台，并通过各种展览来吸引其他艺术组织的关注。比如，1891 年在维也纳举办了第一个国际性画意摄影展。其后，1893年在伦敦、1894年在巴黎等地也分别举办了各类画意摄影展。通过各种展览和比赛，画意摄影师们在西方掀起了一股画意摄影的热潮，让西方民众真切体会到摄影的艺术潜力，并开始尝试与实力雄厚的绘画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