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合一：元明清三代的治藏方略
一、历史背景：吐蕃崩溃后的青藏高原
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
吐蕃不顾“和同为一家”的甥舅情谊，
乘机扩张势力范围，
极盛时期一度向南进至喜马拉雅山以南的恒河北岸。
然而，吐蕃连年征战，疲于奔命，
在武力扩张的同时也对自身形成反噬。
到了公元9世纪，
吐蕃内部矛盾激化，
逐步走向崩溃。
《贤者喜宴》记载：
“大政权与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各自为政。”
青藏高原进入近400年的分裂期（869—1239年）。
在这期间，
藏传佛教各教派开始形成并崛起，
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成为三个主要势力。
地方统治者与藏传佛教教派结合，
出现政教合一雏形。
僧侣既是宗教领袖，也是世俗统治者。
北宋《青唐录》记载：
“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
二、元朝：确立中央对西藏的直接管辖
13世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人，
作为史上征服土地面积最大的游牧民族，
用极富扩张性的姿态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并在中原开创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元朝。
元朝不仅再次统一了青藏高原，
还正式确立了西藏与中央政权的政治隶属关系。
123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率军驻守凉州（今甘肃武威），
派兵南进吐蕃。
历经三百多年的乱世后，
吐蕃各地僧俗势力犹如一盘散沙，
蒙古军一路南下，直抵尼婆罗边界。
阔端明白，吐蕃教派林立，互不统属，
这里需要一个统一的地方政府来下达政令，
以实现和平安定。
他从藏传佛教的诸多教派中选择了萨迦派，
作为蒙古贵族在吐蕃的代理人。
1. 凉州会盟（1244年）。
阔端写信给“学富五明，声誉最隆”的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
请他到凉州会晤，
商议“乌思藏”（元明两代对今西藏地区的称谓，清朝改称为“卫藏”）地区归附蒙古的大事。
萨迦班智达接受阔端邀约，
带着年少的侄子八思巴与恰那多杰同行。
阔端见到这位萨迦派大师后，
表明了建立政教合一统治的意图，说：
“今我以世人之法为治，汝以佛法护持。”
但随着阔端与萨迦班智达不久后相继离世，
这一计划的实施落在了元朝建立者忽必烈与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肩上。
但这次会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西藏正式纳入蒙古帝国版图，
奠定元朝治藏基础。
2. 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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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萨迦班智达之侄）被忽必烈尊为帝师，创制八思巴文（蒙古新字）。任宣政院首脑，统管西藏政务与宗教。在创制号称能译写当时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后，八思巴返回故乡，后于萨迦寺圆寂，时年46岁。
韩国人引以为傲的韩文莫非来自八思巴文？ -
元朝在藏设驿站、征赋税、派官员，西藏成为中央直辖行政区。
3. 政教合一制度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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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反对宗教垄断，允许各派共存，维护了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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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通过萨迦派间接统治，确立“帝师—宣政院”管理体系。
三、明朝：“多封众建”的平衡政策
1. 延续元制，分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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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承认地方政权（如帕木竹巴派）的自治权。当时，乌思藏最有权势的教派已经由萨迦派变成了噶举派下的重要支派——帕木竹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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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噶举派、萨迦派、新兴的格鲁派均加封号，避免单一教派坐大。
2. 格鲁派的崛起。
明代西藏地区的另外一件大事，
就是格鲁派的兴起。
到明朝中后期，
格鲁派取代其他教派获得西藏的政教权力，
而其开创的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
对此后的藏族社会影响深远。
四、清朝：法律化与直接管理
1. 行政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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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设驻藏大臣（1727年），代表中央监督西藏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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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西藏与川、滇、青海边界，明确行政归属。
2. 金瓶掣签制度（179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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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达赖、班禅等活佛转世需经金瓶掣签认定，杜绝地方势力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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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和法律管辖的强化。
清朝将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
比以往历朝更接近青藏高原。
五、历史启示
1. 政教合一的治理逻辑。
元明清三代均通过扶持宗教领袖实现间接统治，
但控制力逐步增强（元朝帝师→明朝多封→清朝金瓶）。
2. 主权归属明确化。
从元朝宣政院到清朝驻藏大臣，
西藏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央权威不断深化。
3. 文化融合与冲突。
藏传佛教成为汉藏纽带，
但清朝的制度改革也引发局部矛盾（如廓尔喀战争）。
六、总结
元明清三代通过政教合一模式逐步强化对西藏的治理，
从间接管理（元）到直接控制（清），
体现了中央政权对边疆治理的智慧与连续性。
| 朝代 | 核心政策 | 代表人物/机构 | 历史意义 |
| 元 | 凉州会盟、帝师制度 | 八思巴、宣政院 | 西藏正式纳入中国行政体系 |
| 明 | 多封众建、格鲁派扶持 | 帕木竹巴派、宗喀巴 | 维持教派平衡，格鲁派崛起 |
| 清 | 驻藏大臣、金瓶掣签 | 乾隆、达赖喇嘛 | 主权法律化，防止转世舞弊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