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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说“三代之时，天下书同文”（《容斋随笔》卷五），虽也能得到殷周以来甲骨、金文材料的印证，但东周尤其是战国以来，列国文字高度分裂，秦始皇又最终统一了中国文字这个说法，也早已成为公认的历史定谳。在历史教材中，有一个著名战国时期七种“马”字的写法，最后统一为秦文字“马”的例子，长期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生动注释。段玉裁说：“以秦文同天下之文。秦文，即下文小篆也。《本纪》曰二十六年，书同文字。”（《说文解字注》十五卷上）秦朝在官方层面，以小篆取代了东方六国文字，并颁布李斯《仓颉》、赵高《爰历》、胡母敬《博学》，又通过“以吏为师”，将其作为天下人学习并掌握秦文字的教本。秦对文字的统一，也是对各类制度统一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在《琅琊刻石》中又强调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是秦朝的重要功业。但具体详究历史细节，会发现秦朝并未真正实现“书同文字”，甚至在秦末楚汉之际，六国文字还发生了复兴与回潮。如果不是刘邦集团的最后胜利，中国文字的发展与“书同文”进程走向，可能会是一个未知之数。

里耶秦简的一些文字材料，似乎能佐证秦朝严厉推行秦文字的进程。如简J1（8）134是秦始皇二十六年九月书写的，而“书同文”的政令发布于该年的春天。如果这些秦文字是楚国本地旧地文职人员书写的，那就可以看出秦推行书同文的高效和严苛，因为这些属于非常熟练的秦文字了（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168页）。在里耶秦简8-461木方上，还详细记载了秦朝对文字统一后的各种细节规范，将一些战国楚文字的残留剔除出去，如云梦睡虎地一些早期秦简中的“野”字，继续沿用楚文字“埜”的写法，在此被要求以从“田”的“野”字取代，并进行了规范化。“这个变化完成的主要途径，应是在‘以吏为师’的教育模式下，众多秦吏对文字的大量使用和传习”（陈侃理：《里耶秦简与“书同文字”》，《文物》二〇一四年第九期）。另外从湖南益阳兔子山古井出土简牍来看，从楚文字到秦文字的转变，速度也很快，如七·一五简，是双面书写的，一面写着楚文字，而另一面则是秦文字的“郡县”二字（《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文物》二〇一六年第五期）。一枚被重复利用进行书写的楚文字竹简，在不久后就被用作秦文字的书写，这种情况应该是在短期内发生的。

双面书写的七·一五简，左图为楚文字，右图为秦文字的“郡县”二字

秦对六国新统治地区推行和关中地区一样的行政与律令运行制度，而秦律令、文书、户籍、档案等科层组织运作的载体，都是以秦文字书写的。秦和汉初对基层书吏的文字训练要求颇高，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的规定，是“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至少能熟练掌握五千个以上秦文字能力的人，才能成为基层令史，投入到庞大的秦制政府机构运转之中。这一汉初法律的要求，应当是继承了秦律的规定。

由于秦对东方六国地区的迅速占领，熟悉秦文字书写者数量不足，因此秦朝将关中内陆犯过错的秦吏，不断投放到六国新占领区，作为“新地吏”加以使用。如岳麓秦简一九二六就规定，因弄虚作假逃避职责被处罚的吏，要被罚到六国地区作为“新地吏”工作两年；简053-054记载冤句令司马庆因考核造假，被罚“以故秩为新地吏四岁”。“新地吏”带有很强贬黜意味，甚至与“戍边”相及（张梦晗：《“新地吏”与“为吏之道”》，《中国史研究》二〇一七年第三期）。大量有违法记录的秦官吏，被贬黜投放到新占领的六国地区担任“新地吏”。这也表明，标准“秦制”运转需要足够数量熟悉秦文字，以及以秦文字为载体书写律令、文书、户籍、档案等文本的庞大人群与机制。因此不惜以“戴罪立功”的方式，将大量原关中秦地的秦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东方地区。

在原六国地区的社会层面，除了接受过秦文字训练的东方本地吏，如刘邦、萧何、曹参之类人物，能勉强参与秦制的运转，但实际在社会层面上，六国文字仍然以半公开的方式，被人们继续使用。东方六国文字和秦文字差异很大，从构形、表音到造字的文化心理结构，都和秦篆字之间有很大差异。从秦文字角度看，很多六国文字十分奇怪，如“数”写作双首持牛角下面一个口，“胜”是乘加一个力，“旧”是丘加一个心，“厚”是一个石加一个主，“仁”是一个身加一个心，“诛”是一个豆加一个戈，“厨”是一个肉加一个豆，“暴”是一个武加一个虎之类。抛弃熟悉的六国文字，去接受和使用一种新文字，对一般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从社会惯性的角度，东方地区的人们，在社会和私下生活领域，仍然继续使用六国文字。

即使是在秦朝担任刀笔吏，勉强能使用秦文字的六国遗民，也仍然无法完全流畅地使用秦篆，而是保留着使用六国文字的惯性。如龙岗秦简文字中，就有一些六国文字的残余，特别是齐文字、三晋文字。龙岗秦简的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齐国人或三晋人。在入秦以后“书同文”，勉强学会了秦篆，但是痼习难改，书写中仍然不时夹带六国古文（赵平安：《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377—378页）。从很多秦与汉初简帛材料来看，这种情况是广泛的。“秦统一全国，‘书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而六国遗民却积习难改，在日常书写中不时使用原本就写习惯了的文字，以致秦和汉初及其以后的文字出现今古杂糅的现象”（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34页）。里耶秦简的发掘报告中也指出，第五层秦简的文字带有楚文字的书写特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179页）。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交和鲁穆生、白生、申公等人一起，跟随浮丘伯学习《诗经》，一直到公元前二一三年，“及秦焚书，各别去”。在入秦的八九年时间内，刘交和儒生们在东方地区，继续学习和使用东方六国文字，如齐、楚之类文字书写的《诗经》。公元前二一一年，有陨石坠落到前魏国区域的东郡，当地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史记·秦始皇本纪》）。刻字者当为六国中的三晋遗民，在出土秦律术语中，属于“纵人”的身份。其刻石的文字，也当为六国古文中的三晋文字类型。甚至陈胜、吴广为宣扬“大楚兴”，而书写“鱼腹丹书”，应当也是使用了楚的文字，而戍卒中的识字者应该也能认读这些楚文字，才因此产生出广泛的宣传效应。

这些情况都表明，秦朝时东方六国地区，存在着相当数量习惯性继续使用六国文字的人群。即使成为秦吏，不断书写秦文字，但他们最熟悉的书写习惯，仍然是六国文字。从秦朝时项梁能“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或从蕲狱掾曹咎、栎阳狱掾司马欣等人帮助犯法的项梁脱身等事例（《史记·项羽本纪》“集解”），都能看出秦在六国地区统治能力的薄弱，甚至千疮百孔。从云梦秦简《语书》等材料，也能看出秦官方对楚地“恶俗”“邪僻”“淫失”的厌恶，但在实际管制上力所不逮的状态。在此背景下，秦朝的“书同文字”政策，其实并没有能够达到真正取代六国文字在东方地区社会上的使用。

从田余庆《说张楚》一文提出楚汉之际很大程度是战国时代国际关系的重演与发展以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时期，带有“重回战国”的色彩。随着秦末反秦战争的演化与“重回战国”，蛰伏状态的六国文字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一些出土材料能反映这种趋势。如一九七一年山西榆次发现秦汉之际墓葬，其中有“安国君”印。该印在文字方面，仍然保留着战国时期六国文字的风格，而不同于秦的小篆。这正是在秦楚之际，对于六国文字的复旧（张颔：《“安国君”印跋》，140页）。另有一件新见的秦汉之际楚文字的官印，印文为“上（柱）邦家事（士）鉨（玺）”，按照秦文字读法就是“上柱国家事玺”。上柱国为楚国的官职，楚文字写为“上邦”。该印糅合了楚文字、秦文字的写法，仍以楚字为主，当为西楚的印（王磊：《从一方新见玺印谈楚官名“柱国”》，《出土文献》二〇二四年第二期）。

秦楚之际六国文字的重现，有一个特点，那便是出现了与秦文字的杂糅现象，不再像“书同文”之前那样，秦篆与六国文字之间的判然不同。“秦朝覆灭以后，六国文字曾有短暂的回潮，但由于入秦有年，故而这些‘六国文字’也或多或少受到了秦文字的影响。”（田炜：《古玺探研》，32页）楚汉之时，刘邦曾听从郦食其的建议，“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史记·留侯世家》）。当时重建六国后裔为王，并“趣刻印”的印文，应该就是这类以六国文字为主，并杂糅了秦篆的文字。

但是战国以来，秦文字所绑定的演化路径，就是和“秦制”的律令、文书、户籍、档案等高效率行政、军事动员体制高度绑定在一起的。秦文字伴随着“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而古文由此绝矣”（《说文解字注》十五卷上）。考古所见秦墓中出土简牍材料，几乎都是律令、文书、档案、日书、家信、医方之类，而没有《诗》、《书》、诸子“百家言”等学术书籍，可以印证“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记载。从考古材料来看，目前所见战国时期《诗》、《书》、诸子“百家言”等学术思想著作，都是用六国文字书写的，而非秦文字。汉时河间献王重金所得六国古文书写的简帛书籍，为《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汉书·景十三王传》）。而孔壁藏书，据李学勤先生研究，也是六国古文的楚文字、齐鲁文字为主（李学勤：《论孔子壁中书的文字类型》，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1页）。

长期以来，秦文字、六国文字分别倚靠的演化基本路径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六国文字为保存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与自由争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从行政与军事动员，以及对资源、人口、财富的汲取能力而言，秦文字所绑定的户籍、档案、图书、律令、文件等体系，以繁复的档案登记，与严酷的律令动员高效率，早已是一套高度成熟的运转机器。迅速掌控这套战争机器，是楚汉之际，在政治和军事上以最高强度动员能力，通过高效汲取，最终获得战争胜利的关键。

而刘邦集团，在入关之时就迅速洞察了这一战争能力的秘密。萧何作为以“文无害”而著称的秦吏，自然深谙秦制强大的潜在动员能力。在入关后，“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这些用秦文字书写的律令、户籍、文书，是刘邦集团能继承秦制，在“后战国时代”迅速成为第二个秦国并最终再次征服六国地区的关键。即使是在刘邦集团最低迷的荥阳对峙时期，依靠这套汲取机器，仍然能够“转漕关中，给食不乏”，“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高帝纪上》）。这种严酷且高效的军事动员能力，将秦地老弱人口源源不断地汲取为战争资源，正是依靠巨量秦文字承载的户籍档案、文书，以及秦文字书写而维系的律令体系。萧何在汉二年“为法令约束”，就是重建秦律，并增加《兴》《廐》《户》三篇的九章汉律。萧何的九章律几乎就是秦律翻版，包括汉初《二年律令》这样的法律与秦律之间具有高度的前后继承关系。“汉承秦制”的制度因袭可谓一脉相承，秦文字承载的军事、政治机器帮助刘邦集团，以消耗性和总体战的方式，最终击败了西楚。

随着消耗战的不断持续，刘邦集团对秦地不断汲取的兵员补充，楚汉后期的汉军中下层成分中，旧秦民、秦人已经成为汉军的重要骨干。田余庆、陈苏镇也都指出，汉灭西楚及东方诸侯，其实是第二次秦灭六国（田余庆：《说张楚》，见《秦汉魏晋史探微》，26页；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65—68页）。

汉律几乎完整继承秦律，甚至包括继承了秦朝的《挟书律》。秦《挟书律》所禁毁的《诗》《书》和“百家言”类书籍，几乎全部是以东方六国文字书写的简帛。《挟书律》的废除，要晚到汉惠帝四年三月“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换言之，楚汉战争中刘邦集团的占领区，到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在位期间，以及汉惠帝在位的前三年，以六国文字书写的各种学术类书籍，都是遭到严格禁止的。这类书籍在楚汉之际的西楚，与一些东方诸侯国区域内，则伴随着六国文字的短暂复兴，而产生过合法的传播。但从汉二年的公元前二〇五年，到惠帝四年的公元前一九一年这十五年之间，在这一长时段的时间内，汉集团只允许秦文字所承载秦律体系、政令、文书的合法运作。即使是识字的人群，在这一框架下，也自然被大量隔离于六国文字短暂复兴的影响之外，唯独熟悉的便是秦文字，从而形成长远的效应。如汉初马王堆墓葬出土的《老子》《黄帝四经》等“百家语”书籍，都是以秦文字书写的，说明秦文字也覆盖到了汉朝“除《挟书律》”之后的学术文化领域。

只有在“第二次秦灭六国”，并终结了“后战国时代”这一大背景下，才能理解秦文字所对接的政治、军事体系，最终战胜六国文字短暂复兴浪潮的这一历史。

汉初时黥布之叛，军阵“置陈如项籍军”，其军事组织与文化还带有西楚的残余。但随着异姓王的陆续灭亡，西汉同姓王国在制度、律令方面都奉行汉法，也能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如益阳兔子山古井出土西汉长沙国律文简，“赎耐者，耐以为隶臣妾”，“寇隐官坐亡罪隶臣以上，输作□”等与汉《二年律令》几乎相同。汉文帝司法改革，将肉刑改笞，也见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说明“诸侯王国与汉郡同样施行了改制律令”（《长沙市走马楼西汉古井及简牍发掘简报》，《考古》二〇二一年第三期）。这些都显示，秦文字承载的汉律令，其实覆盖了包括同姓诸侯国在内的整个汉朝。从国家制度而言，秦文字的“书同文”，彻底覆盖和统一了整个大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长出的下一代人，如晁错之类，对于六国文字已经十分隔膜。太常派遣晁错到齐人伏生那里读受《尚书》，齐文字对他来说已如天书，最后只能听九十多岁的伏生口授，并通过伏生之女“教错”，以秦文字加以记录（《史记·晁错列传》“正义”）。自此之后，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成为极少数顶尖学者，才掌握的“冷门绝学”。所谓“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三国志·魏书·刘劭传》注引《文章叙录》）。孔子后裔大儒孔安国懂六国古文，“以今文读之”（《史记·儒林传》），司马迁也通过孔安国处学得六国古文（《汉书·司马迁传》“年十岁则诵古文”，王先谦《补注》：“史公从安国问”）。一直到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父子，也是通过“陈发秘藏，校理旧文”的“绝学”渠道，才得以窥见六国文字的文本世界。进而在东汉之后，又产生古文经学。

六国文字最终成为极少数顶尖学者的书斋绝学，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完全沦为“死文字”。这也意味着，西汉王朝以“第二次秦灭六国”的势态，并依靠秦文字维系的成套制度建设，建立起大一统的王朝，才真正实现和奠定了后世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书同文”的基本框架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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