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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陆社会而言，探讨气候变化应当基于不同族群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形成多元话语体系。若仍沿袭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便只能形成一种声音、一个体系，导致对自身客观发展规律的认知偏差。后发国家如不能摆脱现有气候话语解释框架，自然会落入这个话语陷阱而难以实现自主发展。

若以中国自身历史经验审视气候灾变，我们能够发现：人类基于不同资源禀赋形成的多元生存方式，本身就是生态化的体现，本来就意味着人类具备适应灾变的能力。

客观而言，人类社会的历史本就是在特定资源禀赋下形成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我们不过是将这种生存方式归结为意识形态解读——无论是生产关系问题还是社会关系问题——赋予其特定解释。纵观人类社会的长期演变可知：自人类诞生起，文明始终受自然环境变化塑造。

以延续性最强的中华文明为例：协同治水形成了大禹立国的条件，我们在大洪水危机中催生出了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流传着诺亚方舟的传说。）

约4000年前的气候暖化期，气温高出历史均值2℃左右，导致冰川大量融化。黄河水流经巴颜喀拉山进入积石山区域时，因破碎的山石阻碍形成堰塞湖群，被迫改道向北流入黄土高原，形成“几”字形。这为沿黄河地区创造了农业条件——水源孕育了沿河文明。

当大洪水来袭，大禹协调沿岸部落疏导水系，依靠公信力建立跨部落协作机制。成功治水后形成了“禹贡”体系，本质是各地以特色物产维系中央权威的资源调配制度。

同样，周朝代商本质是气候冷化期的生存资源争夺：西北周部族因寒冷南迁，取代农耕和商业发达的商朝。周推行的分封制——家国天下，实为应对气候灾变之后的社会重组。

纵观历史，在气候暖化期，农耕文明扩张造就盛世，如汉、唐时期；气候冷化期，游牧部族南侵引发冲突，如魏晋南北朝、明末等时期。

针对大陆社会讨论气候变化，必须首先认识到：不同生存方式孕育多元文明，多元文明发展对应多元话语。若学者仍困于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便只能照搬西方历史、社会发展演变的单一解释逻辑，强加在对自身生存发展客观历史进程的解释之上，必然南辕北辙。而随着当前产业资本与城市化的激进发展，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逻辑最终导致的往往是资源枯竭、产业衰败与社会危机。

面对当前激进发展造成的代价，我们不禁要问，人类是否只有通过工业化叠加城市化才能获得发展？这种发展带来的所谓“生活水平”提升，难道就是人类的终极追求？

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程，我们的社会重大转折和文明转型始终因应着气候剧变而前进。当全人类被西方现代化范式裹挟时，我们亟需从自身历史中觉醒——人类多元生存方式本具生态韧性，这种基于资源禀赋的适应性智慧，才是应对灾变的根本之道。

当前，中国已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通过重构相应的政策体系，正有序推动生态化转型，并将生态化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对此，无论作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因为这是改出已造成严重的资源、环境和气候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全新的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