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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电”：“蒋委员长勋鉴：：坦克车82辆及高射炮一营已商妥待运，请电请法方协助海运，乞将结果示知，以便转告苏方起运。-杨杰特意加重了 ‘已商妥待运’ 四个字 —— 对苦苦支撑的中国军队而言，这 82 辆坦克就是救命的稻草。

1937年9月14日，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67天，中国派出由军令部次长杨杰将军率领的代表团，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与苏方达成了极为关键的一笔军购合同——82辆苏制T-26坦克，外加战车附件、弹药、维修车、牵引车等装备。

这批坦克，是中国抗战史上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主力战车。也是整个抗战中唯一一批成建制援华的苏制坦克。 这份“寒电”承载着对胜利的殷切希望。

1937年11月28日，两艘苏联货轮从黑海的塞瓦斯托波尔启航，经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运往中国。因为法方阻挠，这批货被短暂扣留。直到1938年2月，物资才陆续运到昆明。

这批共计6182吨的军援中，包括：82辆T-26坦克，5辆装甲修理车，30辆共产国际牵引车，10辆ZIS-6卡车，30辆摩托车，20门76毫米高射炮与4万发炮弹，以及航空器材、探照灯、听音器、步兵武器……堪称当时中国军队中最现代化的一批装备。

01

中国第一支装甲师：第200师

1938年春，湘潭云桥湖。国民政府以这批苏援坦克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第一支装甲师——陆军机械化第200师，由杜聿明将军出任师长，邱清泉任副师长，廖耀湘、彭璧玉等骨干俱在。1938年1月15日军政部下令，以装甲兵团为骨干扩编成立陆军机械化第200师，直属于军政部，第200师是中国第一个装甲师，也是世界上第四个装甲师。

部队分为第1149团和第1150团，各下辖三个战车营，配备T-26、维克斯Mk.E、CV35等不同来源的坦克。苏联顾问亲临指导，按当时法军操典进行训练。

T-26暴露出的缺点有：4缸卧式汽油机在发动时，火花塞容易被机油堵塞，而该发动机以磁电机点火，容易发生故障 坦克履带很容易脱落，导致车辆妥善率差。 DT坦克机枪下车作战不便

但曾指挥该部装甲兵的胡献群将军给予了T-26高度的评价：’俄式9吨半战车，火力旺盛，射击操纵灵便，利于战斗。’

与当时日军较新的九五式轻型坦克相比，这批T-26的机动性稍逊，火力和车内外通讯远胜；而与当时日军最新锐的九七式中型坦克相比，这批T-26的机动性和装甲厚度稍逊，穿甲能力和直射精确性更胜，车内通讯则远胜过日本坦克。

02

实战

“1、战车炮威力效力均大，惟机枪常生故障。2、汽缸过热，则不给油，因油未到化油器即行蒸发。3、每行二三小时，火星塞非清洗即不好用。”

1938年4月，第200师坦克部队首次行动，开赴江西上高，与汤恩伯部第13集团军第85军第4、第110师进行联合演习，准备在赣北与参加保卫大武汉，与日军决战。演习结束后退回湖南醴陵待命。

 徐州会战结束后，国军准备在豫东兰封附近阻截其日军进犯平汉铁路，保卫大武汉。1938年5月9日，第200师奉命编成突击军第一纵队，由副师长邱清泉少将兼任该纵队司令率队参战。驻湘潭的第1149团第二营第五连一个排的3辆T-26坦克、驻武昌的第1150团派出第一营第一连（7辆维克斯Mk.E和7辆CV35）和第二营第五连一个排（5辆CV35），共计22辆坦克。日军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师团退兰封，被包围在三义寨。

1938年5月26日，兰封战役爆发。第200师抽调22辆坦克前线参战，其中就包括3辆T-26。他们从郾城赶赴三义寨，配属给第78师，师长李文派第463团第一营伴随该坦克排，在炮兵掩护下由梁寨向刘庄攻击，至9时连克刘庄、王庄、唐牛庄及大、小王庄，迫使部分日军弃械溃逃。

此时坦克应按原定计划原路返回出发阵地，但该战车排在重新集结后迷路，与步兵失去联络误向黄庄日军阵地行驶，结果被日军直射炮火全部击毁。

其中2辆T-26破坏严重，另一辆被击中行动部分而车体完好，在日军步兵将其包围试图夺取时，排长王宗辉宁死不屈在车中举枪自戕。后这3辆T-26均被日军运回本土，1939年1月的靖国神社广场上举办的战利品展示会上公开展出。

T-26模型作品，来源与网络

这三辆战车，后被日军运回本土，于1939年在靖国神社广场作为“战利品”公开展出。

那是T-26在中国战场上最惨烈的一战，却也是它铭刻血性的高光一刻。

1939年，第200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后改为第五军。四个战车营集中为直属装甲兵团，最多时拥有213辆装甲单位，T-26仍为主力之一。

根据苏联顾问记录，当时还剩79辆T-26在役。它们分布在第一、二、八、十战区，参与了武汉会战、广西作战等一系列战役。虽然性能逐步落后，但在中国战场上，它依旧代表着机械化战争的最后希望。

03

内战与逃亡

“那是一个胜利的春天，父亲率全家从重庆飞抵南京，……而渔阳鼙鼓的隐患，远远地、远远地响着。”

到了内战后期，T-26的数量已不多。1947年，战车第二团还有43辆T-26参战。最终，这些老兵有的在战火中被摧毁，有的随军南撤，最后出现在台湾。白先勇（白崇禧之子）在描述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南京回忆时写道：

“我是1946年战后国民政府迁都，跟着家人从重庆飞至南京的，那时抗战刚胜利，整个南京城都洋溢着一股劫后重生的兴奋与喜悦，渔阳鼙鼓的隐患，远离得很远很远。我们从重庆那个泥黄色的山城骤然来到这六朝金粉的古都，到处的名胜古迹，真是看得人目不暇乱。我永远不会忘记爬到明孝陵那些庞然大物的石马石象背上那种亢奋之情，在雨花台上我挖掘到一枚脂胭血红晶莹剔透的彩石，那块带着血痕的彩石，跟随了我许多年，变成了我对南京记忆的一件信物。那年父亲率领我们全家到中山陵谒陵，爬上那三百九十多级石阶，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多年后，我才体会得到父亲当年谒陵、告慰国父在天之灵抗日胜利的心境。”

对于心有不甘的，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突然位列四大战胜国之列的政权，如此仓皇的逃离，在白家这种高等华人的记忆里，是永远难以抹去的痛。

不少老旧的 T-26 坦克，跟着部队一起被装上了逃亡的货轮。

而白家坐的是飞机，逃向了台湾，开启了另一段人生。

谁的路更沉重？谁经历的“胜利”才算是真的？亦或者真实的二战里，都只是微不足道的配角？

或许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但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重新拼起这些零件，就像是在一点点拼回那些已经久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