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尤其是他提出的人生“三重境界”说，更是令不少人折服。
可真实的他究竟怎样？
他在遭受事业、家庭等一系列打击后，为何不能按照自己的“三重境界”学说去面对困难呢？反而效仿屈原纵身投湖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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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不是屈原。
他的死毫无价值。
我们应当打破对他的滤镜！
诚然，王国维做学问，态度严谨，一丝不苟，为我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他诲人不倦，培养国家英才多人，深受全国青年学者的一致爱戴。
可惜他误入歧路，大有孔子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性格。
因此，他对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车轮只能感到痛苦、忧伤，力不从心，最终只得以自杀来结束自己不幸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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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悲剧，是由他个人内在的气质性格和清末民初那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所决定的。
假若让王国维活在一个政治局面相对稳定，人民生活也比较平和的年代，他的悲剧便不会发生。
反之，倘王国维换一个开朗、政权更替仍频的年代里，他的这一悲剧也是可以避免的，不幸恰恰是二者的重合。
王国维性格特点之一便是他那悲观忧郁的天性。对此，他是自认不讳的。他曾自我叙述说：
“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自然复于当前。”
他既容易生此悲观心理，又极爱思索人生究极之问题，试图从现存的世界中推出个究竟所以，但是这种思索，探测并不能解决他心中的问题，或者探求时是怀着一美好愿望，而结果并不能让他消除心头的疑惑和痛苦。
不去思索，是一种痛苦；思索出个什么结果来，也还是一种痛苦。
王国维的不幸也正在于此。
他的这一性格却也是后天形成的。有两个根本因素：
一是他从小失去母亲，没能得到应有的母爱，以致使他郁郁寡欢。中年丧妻，这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二是其体质羸弱，而按心理学之研究表明，这种体质最易使人堕入一种虚脱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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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之所以一接触西洋哲学，便为叔本华和尼采精辟的哲学论点所吸引。或许也正在于他们在这一点上有某种契合之处，正如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所说：
“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换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正有冥符者……及读叔氏书必喜其乞获我心。”
王国维悲观忧郁之天性，决定了他对人世间的一切苍生变革都只能以灰色的眼睛去看，这样反馈回来的信息自然会使他愈加痛苦不堪。
尤其是王国维所处的那个动荡不安、新旧交替的时代，正是一个把新、旧两种制度之弊病暴露最为明显的时代，悲观忧郁的王国维看到的也只能是满眼伤疤，满目凄凉。
可以想象，他此时的心情该是何等的难言与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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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性格特点之二便是有着很浓的怀旧感，尤其是处于晚年时。
一般来说，一个性情忧郁，体质羸弱，而又不多言谈之人，往往对旧的事情，尤其是自己曾亲身经历、与自己曾有密切关系的旧东西，有着一种恋恋不舍的怀旧情绪。
而具备这种性格的人，往往对现实持否定态度，不是用全面的、辩证的眼光看问题，而是带着很偏激的感情，对于现存的东西给予贬斥，用现实中黑暗的一面同以前做不正确的比较，从中抒发他们的感情。
例如鲁迅小说中九斤老太太整日叹息：“一代不如一代。”便是这种类型。九斤老太太当然不能同王国维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毕竟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一个仅凭经验行事，另一个有着更发达的理智的脑袋而已。但那种情绪并不因为理性而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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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生于1877年，虽然那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清政府处于混乱之时，但是王国维自小便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因而儒家的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正在他的脑袋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基。
虽然他也一度向往过西方的科学，但那是在他看到清政府无能，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悲惨场面之后，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对文化及民族现状的忧虑下，才发现了西方的文明，不过这也仅是一时权宜之策而已。
一旦当他看到国人对传统文化大加否定，一棍子打死，反过来却又极力推崇西方文化时，他那种很浓的怀旧情绪必然使他不能容忍人们对过去的东西大加破坏，他便要起来维护。而作为一个学人所能够维护的，大概也只有埋头致力于“国粹”的研究罢了。
或许，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清帝被废后，他不去享受那种举国同庆的快乐而怏怏赴日，转向于史学的研究。说穿了，这也就是他向那些大加否定传统文化者的一个独特的反击——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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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怀旧情绪也表现在清朝覆亡后，王国维竟然拖着根长辫子，十几年来，一直不改初衷，甚至当溥仪本人都能剃掉辫子后，他还是一如既往。这种行为却不能不是一种愚腐的表现了。
而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王国维这一厢情愿地那样做，无论如何在政治上也是不能被人们接受的。在人们的眼里他也只能作为一个清朝遗老的面孔出现了，这的确是可悲的。
然而更可悲的还在于随着溥仪的被逐，他对新秩序的确立愈来愈失望；反过来说也就越来越依恋于已覆亡的清王朝了，这就增加了其因失望而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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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性格第三个特点则是他的那种高度理智的大脑和富有诗人细腻情感的结合体。
用叶嘉莹先生的话说就是“知情并赋”。
关于这一点，王国维曾自我分析说：
“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富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可以说，正是这种高度的理性和丰富的情感的互相融合使他在学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然而，同样也是这一特点决定了他的悲剧性质，决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
比如说，王国维早年惊醒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有需要打破的一面。
但是，凭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而不借助于外来的东西，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复兴中华民族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要使民族昌盛，只能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所以他能致力于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等的研究，并取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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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又不容他对此完全抛弃，故又埋首于其中。这在学术上是可行的，而且的确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指导原则，但是这种性格若在现实生活中，必使他常常处于困惑、痛苦之中，这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指出的那样：
新秋一夜蛟如市，
唤起劳人使自思，
试问何乡堪着我？
欲寻大道况多歧。
人生过处唯存悔，
知识增时只益疑。
欲语此怀谁与共？
鼾声四起斗离之。
正如叶嘉莹所评价的：“王国维一生的为学与为人，可能说就是徘徊于’求其可爱’与’求其可信’及人生观的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的追寻与抉择之中。”
王国维处的时代，正是新旧两种制度作殊死搏斗的时代。
旧制度对新制度做着最后抗争，王国维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一方面对旧制度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不愿也不想旧制度能很快地被一种新制度代替。
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是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然而刚出现的新事物是很不完善的，它的缺点很多，尤其是新旧两种制度交替之际，其破坏力之大，其损害性之强，绝非平时所能比。
历史的前进便是以这种暂时的倒退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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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虽也明白此理，但当他真正地看到这种混乱不堪的现实时，他心中的那种纲常伦理被击得一塌糊涂，那种对旧制度所过分依赖的情感导致了一种幻灭危机感：一是自己能容忍这个世界的存在，一个是自己被这个世界所抛弃。
这样一来，王国维的死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毫无疑问，王国维的死对于我国学术界是个巨大的损失。倘若他能多活几年的话，他会对社会、对他人有更大更多的贡献，然而对其本人来说，却又是一种更加痛苦的苟延残喘。
王国维是很伟大的。但他的死却没有什么价值。他这一行为留给人们的，只能是一腔遗憾而已。
他的一生啊，既很光辉，却又颇有些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