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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小说“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终于奋起反抗、赢得最后胜利的悲壮历史，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人心灵的创伤史、成长史”，“作为战斗的号角激励着中华民族浴血奋战，作为写实的镜子反映出抗战时期的历史风貌，作为文学的富矿珍藏着光荣与耻辱、喜悦与悲怆交织的民族记忆”[1]，优秀的抗战小说必然洋溢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直接、间接服务于抗战的现实。

陈瘦竹在《春雷》的《重版前记》中，曾将小说的内容归结为“表现日寇和汉奸的罪行，表现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斗争”[2](P.2)。非独《春雷》如此，表现日寇、汉奸的罪行以及中国人民经受苦难后国民意识觉醒并与日伪展开斗争，是大多数抗战小说内容的共同点，抗战小说的现实关怀突出表现在这里。日寇、汉奸在中国实施政治高压、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其罪恶罄竹难书；中国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走向了觉醒与斗争。《春雷》《引力》《四世同堂》等作品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表现，激励民众参加抗战。

陈瘦竹，原名陈定节，1909年11月29日出生于山联村陈巷。

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中国戏剧学奠基人。

日本侵略者实施政治高压，疯狂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甚至无端猜忌，滥杀无辜。《春雷》中日军滥杀无辜，企图施展毒计剿灭抗日自卫军。《四世同堂》中汽车司机钱仲石摔死一车日本兵，日本人疯狂报复，钱家几乎灭门；日本特使被刺杀，日本人为此抓了两千多中国人，还将无辜的洋车夫小崔等砍头示众。《引力》中一个中学生写下“西线无战事”几个字来述说赛球的情势，日本人却认为是“乱党”所为，把师生解到省城，往他们嘴里灌煤油，灌得腹胀如鼓后放倒，站在肚子上用力踩，踩得煤油从师生的口里、肛门里溢出，有人当场死去，苏醒过来的又接受第二次、第三次的刑罚；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从日本军营旁经过，日军怀疑他是奸细，用刺刀乱刺，把他刺得满身是洞，鲜血淋漓，街长、保长们下跪说情，以性命担保，才允许将老人抬回家，老人半路气绝，其衣服因被血浆糊住而脱不下来，老人的老妻悲愤过度，也撞墙而死；为了加强对沦陷区的控制，日军到处侵占田地、拆毁房屋开辟马路，一个老寡妇哭喊着不让拆自己的房子，惹恼了鬼子，被用铁锤把脑袋打得粉碎。青苗的短篇小说《马泊头》中，地主葵三爷不愿担任维持会长，皇协军抢走他的独子作为要挟，葵三爷走投无路，投井自杀。

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战养战”，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人民苦不堪言。《春雷》中日军任意宰食老百姓的牲畜，把学校的书桌黑板当柴烧；石家镇成立维持会后第一次开市，就遭到日军抢劫，后来日军还通过维持会发行五千元军用票，变相掠夺物资。《引力》中洪太太讲述了日军粮食统制下购买口粮的艰难，有人只能出高价给汉奸，有人挨打甚至送掉性命。无独有偶，《四世同堂》也涉及粮食统制的问题：侵略者计口授粮，凭证购买，可是即便是猪不闻狗不嗅的所谓“共和面”，也没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和六岁以下小孩的份额。小妞子吃不下“共和面”，活活饿死；剃头匠孙七吃了“共和面”拉肚子，也丢了性命。对于侵略者的经济掠夺，《四世同堂》表现的面更广：极度贫困的北平市民，被逼着每月给侵略者“献”铁、“献”铜、“献”泡过的茶叶、“献”包香烟的锡箔纸，没有得花钱去买；侵略者甚至偷走了市民门上的金属门环，去炼制杀人的枪炮。在日寇的魔爪下，富庶的北平变得贫穷、破败，店铺因物资短缺而难以正常营业，市民端午节吃不上粽子，中秋节买不成兔儿爷，赶上关城门准买不到菜，冬季没有煤，只能在寒风中哆嗦。到了北平沦陷的后期，甚至恶化到连烧水煮饭的煤也供应不上，好不容易买到的物品在街上随时可能被抢走的地步。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企图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使他们成为奴化的“顺民”。《春雷》中日军下乡“宣抚”，声称皇军是中国的“救星”，村民们的“好日子来了”。《引力》中作为国文教师的黄梦华只能硬着头皮给学生讲授《礼记·内则》等内心不以为然的陈腐内容，师生们朝会上听到的都是“日支亲善”的虚伪言辞，参加的也是祀孔之类的古旧仪式。《四世同堂》中每家每户都要安装一台收音机收听日本和冀东伪政权的广播，电影院只能放映日本的和国产的《火烧红莲寺》之类的影片，书摊上充斥着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老书”，“新书”则“不是色情的小说剧本，便是日本人的宣传品”。 吴浊流的短篇小说《先生妈》更是揭示了侵略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的荒谬和毒害，小说中的“先生”钱新发热衷于做日本人，改名金井新助，将家庭改造为“国语”（日本语）家庭，住日本式房子，穿和服，吃“味噌汁”，睡榻榻米，用风吕 (日本浴桶)，说日本话，唱日本歌谣，吃茶、走路、应酬等全按日本作法，他甚至将改日本姓名视为“台湾人无上的光荣”、有钱人家的专利，因一些底层民众也陆续改名而大光其火：“他的心中恰似士绅的社交场，突然被褴褛的乞丐闯入来一样了。”

日寇、汉奸无恶不作，其罪行远远不止上述几点。抗战小说进行了多方面揭露。如《春雷》《马泊头》和王西彦的《命运》、丁克的《出奔》等作品揭露日寇奸淫妇女的罪行，《春雷》还触及到“慰安妇”问题，小说中石家镇维持会秉承日军意旨，以裕丰丝厂高薪“招工”的名义，诱骗数十名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又如《引力》《四世同堂》等作品都揭发了日寇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罪行，《引力》中因肠胃病而轻微吐泻的小孩、因晕车而呕吐的妇女，被鬼子当作霍乱患者强行火化，《四世同堂》中好体面的孙七、想出任伪职而不得的冠晓荷，都因拉肚子而被日本人“消毒”活埋。

一些中国人在苦难中屈辱地偷生。《马泊头》中女儿被日军奸污致死，葵三爷却不敢声张，谎称是女儿在兵荒马乱中自尽，以烈女碑和旌表文章遮掩过去。《春雷》中的乡村女人只能赤裸着上身，流着眼泪任由醉酒的日本兵调笑。《四世同堂》将“惶惑”“偷生”的屈辱表现得最为充分：市民们在北平沦陷时只能预备一块白布，“用胭脂涂个红球”，像八国联军入侵时一样挂上耻辱的外国旗；青年学生被迫一次次参加庆祝中国名城陷落的大游行；年事已高的常二爷在城门边被罚跪，规规矩矩做生意的祁天佑被作为“奸商”游街……

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却在苦难中走向觉醒和斗争。《先生妈》中的老太太保持民族传统，拒绝学、说日本话和穿和服，临终时特意叮嘱丧事“不可用日本和尚”；《马泊头》中村里的人口日渐减少，有被日本人害死的，更有钻进中条山参加游击队的；《命运》中有人放火烧死上百东洋兵，路三婶婶、凤仙母女切断“命运的锁链”去和东洋人拼命；《旷野的呼喊》（萧红）中筑路工人拔出铁道的钉子，弄翻日本人的火车；《出奔》中村长和维持会长拒绝送自家的姑娘给日军，携带家眷投奔边区而去……《春雷》中梅大娘以身饲虎，迷惑意图奸淫她的鬼子，用剪刀戳破其喉咙；王青郎等人路遇一名孤身日军，用石头将其砸死，缴获一支步枪；小学校长王鹏更是组织起自卫军，克复了石家镇。《引力》既写了游击队进城、刺杀伪教育厅长、电影院爆炸等激烈的反抗事件，也通过女师的日常生活来表现师生们的不屈：尽管黄梦华在课堂上不能畅所欲言，却能够使学生“猜透她话里的话”，“体会到弦外之音”，暗示给学生“一种生活的道路”，辞职前的“最后一课”更是以隐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了爱国教育；学生们虽然接受的是沦陷区的奴化教育，但心却未死，身上流淌的依然是青春的热血，敢于公然拒绝日本教官担任级任老师，甚至组织了“五三”“五四”的纪念活动。《四世同堂》既写了民族精英如钱仲石、祁瑞全、钱默吟等人义无反顾的抗敌活动，也表现了作为民族基础的普通市民国民意识的逐步萌发。汉奸李空山的逼婚使高第和同情她的桐芳明白了“每个人的私事都和国家有关”的道理；布店的难以维持让掌柜祁天佑认识到“国和他的小小的生意是像皮与肉那样的不可分开”。当祁老人敢于戳着自己的胸口让“便衣”开枪，抱着重孙女的尸体去找日本人理论时，当李四爷 “忘记了自己一向反对动武，忘记了自己谨小慎微的处事哲学”，举起手来反击日本宪兵时，当平素并不护犊子的韵梅鼓励儿子大胆地与日本孩子斗时，读者是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后迸发的斗争力量的。

当时一些历史题材、寓言题材的小说，也因强烈的现实关怀而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反响，我们也因其现实关怀而将其归属于抗战小说。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的一些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历史小说《水浒新传》（建中出版社1943年7月版）作为70回本《水浒传》的续书，叙述梁山好汉被招安后不是征讨起义的方腊而是抵御入侵的金军。在东京（汴梁）保卫战中许多梁山好汉壮烈牺牲，但是由于投降派主导朝政，宋朝还是向金国割地赔款，梁山好汉的牺牲付诸流水。小说虽然写的是宋代故事，目的却是借古喻今，“以愧士大夫阶级”[3]（P.73），现实性是很强的。他的寓言体小说《八十一梦》（1939年12月起连载于重庆《新民报》，南京新民报社1943年9月版）表面记的是神仙鬼物一起出场的荒唐无稽的“梦”，实际上却是对荒淫腐败、空谈误国的丑恶现实痛加针砭，仍是服务于抗战的现实需求。

现实关怀是抗战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重心所在，抗战小说因此而获得激动人心、服务抗战的当下性，完成其社会使命。难能可贵的是，部分抗战小说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在服务抗战的基础上走向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挖掘中国文化的精髓，彰显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抗战小说因此而更具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深刻性、永恒性。

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全面反传统，抗战时期思想文化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为辩证、客观，试图从中国历史与文化中汲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力量。如历史学家雷海宗就曾别开生面地提出“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来论证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他认为埃及、希腊罗马等古老文化在经历一个周期后灭绝，而中国文化却因胡汉民族的融合、江南的开发等原因而“独具二周”，从“古典的中国”发展为“综合的中国”，中国文化“既有第二周，也就可有第三周”，他因此断言中国文化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若勉强作一个比喻，我们可说文化如花，其他的文化都是草本花，一度开放，即告凋死；中国似为木本花，今年开放，明年可再重开，若善自培植，可以无限的延长生命。”[4]

抗战小说也自觉地汇入了这种文化自信的时代潮流中，如果说雷海宗等学者是从学理上说明，抗战小说则是进行形象的演绎。如《先生妈》中，尽管钱新发这样的民族败类数典忘宗，投靠日本人，其母亲（“先生妈”）却保持着朴素的民族情感和高贵的民族气节。在“皇民化”运动的逆流中，她坚持“身穿台湾衫裤，说出满口台湾话来，声又大，音又高，全是乡下人的样子”。钱新发的日本式房子落成后拍照纪念，她依然穿的是台湾服，并用菜刀将为她准备的和服砍得零零碎碎的，发怒说：“留着这样的东西，我死的时候，恐怕有人给我穿上了，若是穿上这样的东西，我也没有面子去见祖宗。”老太太传承了民族文化，捍卫了民族尊严，正是这样不屈的民族灵魂，使侵略者的殖民企图最终化为乌有。又如《引力》中的黄梦华，辞职前给学生上了中国式“最后一课”，她选择了唐末五代词人韦庄的联章词《菩萨蛮》，从唐末的局势，讲到韦庄的入蜀，强调“中原多故，烽烟遍地，韦庄身虽在蜀，但无时不在眷念中原，乃发为怀乡念国之思，沉痛苍凉，缠绵固结，殊于他作，而情调柔婉悱恻，使人肠为九回”，不少学生感动得流泪，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力量在黄梦华和学生身上的显现。

作为抗战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的《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殷鉴录，对以北平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表现。尽管老舍不满意中国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忍”与“柔”，却更赞赏中国文化的各种精华，称其为筛掉“土与渣滓”后剩下的“真金”，并在作品中加以大力表现。钱默吟看似深居简出的隐士，却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当儿子仲石为国牺牲时，他感到了自己“只会在文字中寻诗”而儿子却“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的自豪，他痛惜自己牺牲了儿子，而庆幸“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他拒绝出走躲避，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逮捕，在狱中以文弱之躯忍受了各种非人的酷刑，侥幸被某个帮会解救出狱后，又断然舍弃家庭，成为一位勇往无前的战士。小说通过高第、瑞宣的感受揭示了其高贵品质：“钱先生就好像一本古书似的，宽大，雅静，尊严。”“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仪、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如果说钱默吟主要体现了中国文化所推崇的“气节”，李四爷、李四妈老两口则是“仁义”的化身。李四爷性格温和，办事老练，如同整个胡同的“大家长”，别人遇到困难他都会及时出手相助，钱家、祁家遭遇变故，都是他带着邻居们帮忙处理后事，后来不得已担任里长，因日本人的暴政而被误会、埋怨，仍是尽心尽力给大伙办事。李四妈热心助人，胡同里的大人、小孩都被她视如己出，钱家遭难，她成天到钱家陪伴钱少奶奶，照顾被拷打得神志不清的钱默吟，程长顺家添了小孩，邻居们都因拿不出贺礼而不登门，独有李四妈送了五个鸡蛋还觉得拿不出手。祁家的孙媳妇韵梅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侍奉长辈，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领配额粮食，防空时站岗，还忍受各种委屈，协调家庭成员关系，体现出“孝顺”等非常可贵的品质。此外，对于淳朴善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谦恭有礼等中华传统美德，《四世同堂》也作了形象的展示。正是中国文化的这些精华，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保证了中华民族在遭逢厄运时仍能化险为夷，生生不息，这些精华无疑是需要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即使是对五四时期饱受诟病的家族文化、家族伦理，《四世同堂》也没有简单地一味否定、批判，小说对于忠孝不能两全的瑞宣等人给予了同情的理解，对祁家几代人（瑞丰、胖菊子夫妇除外）互相支持、共渡难关的家庭凝聚力也进行了温情的书写，即便是抗战胜利之时祁老人对重孙子小顺儿将来成为四世同堂老太爷的期望，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老百姓对未来的一种美好向往。

中国人天性爱好和平，“和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最终理想、中国文化的最高目标。作为一部抗战小说，《四世同堂》主张对侵略者的坚决抵抗，小说中的瑞全、钱默吟等人物决绝地走上了抵抗的道路，即使是留在家里尽伦理责任的瑞宣，也认识到“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后来参加了秘密的地下抗日工作。但《四世同堂》也是一阕和平祈祷曲，老舍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战争暴力的批判、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和对永久和平的祈望。为突出和平主义的文化理想，老舍特意设置了一号院日本老太婆这样一个反战人物。她没有陷入日本军阀的侵略迷狂，对战争持反对态度。当她迎回应征入伍的两个侄儿的骨灰时，对瑞宣说：“什么时候咱们才会由一半走兽,一半人,变成完全是人,不再打仗了呢？”两个侄儿媳妇被日军拉走充当“慰安妇”，她再次对瑞宣表达了她的反战思想：“我是日本人，也是人类的人；以一个日本人说，我应当一语不发，完全服从命令；以一个人类的人说，我诅咒那教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变成骨灰，妈妈变成妓女的人！”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她想把消息告诉邻居们，“超越复仇和仇恨”，和他们“建立起真正的友谊”。热望和平的老舍，在叙述故事时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许多关于战争灾难性后果的精辟议论，如：“战争就像一个蜘蛛网。蜜蜂撞上它死，苍蝇撞上它也是个死。”“一个被征服国家的悲伤与苦痛，不像是桌上的灰尘可以抹去，是不能被胜利给扫除净尽的。战争是人类的一场大病。人类生病了，完全康复需要多久？”老舍还通过钱默吟、瑞宣、瑞全三位反思能力强的知识分子的言行、感受来反复传达自己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深入思考。钱默吟虽因敌人的迫害由隐士变为战士，却始终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认为自己从前是“以苟安懒散为和平”而现在则是“用沉毅坚决勇敢去获得和平”。他对瑞全讲述了佛教徒明月和尚对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的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钱默吟再次入狱后写给日本侵略者的所谓《悔过书》，是一篇义正辞严的反战檄文。《悔过书》指出“战争是最原始，最野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任何想通过战争方式解决人类问题的人，思想都是落后的”，对“礼貌与规矩”的大和民族“忽然就变成动物”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和愤怒。钱默吟将自己的孙子取名“钱善”而不是原来设想的“钱仇”，也是他和平主义思想的表现。瑞宣原本认为“自古以来所有的战争都不值得流一滴血”，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让他觉得“把所有的血都流净也比被征服强”。即便如此，他仍然保持着对战争的理性认识和对和平的热烈追求：“人类的最大的仇敌是大自然，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征服自然，使人类永远存在。人不应当互相残杀。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希望中国人记住仇恨，但是也要仁慈，而日本人应当记住战争的教训，为他们的错误行动而后悔。哈，假若事情能是这样的，人类的明天应当是光明的，有希望的。死去的人，就不白死；活着的人，就会有尊严的活下去。”他相信“世界应当属于人民，不应当属于军人与政客”“世界的和平是必定仗着民族的平等与自由”，期望“经过这一番血的教训，但愿谁也别再使用武力”，在课堂上给学生传授自己的非战思想：“人类成了武器的奴隶，没有出息。好在人类也会冷静下来，结束战争，缔结和议。要是大家都裁减军备，不再当武器的奴隶，和平就有指望了。”在三人之中，瑞全是直接从事武装斗争的青年，但他使用暴力，也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和平理想，小说这样描写珍珠港事变之后瑞全的一段心理活动：“哈，现在，全世界分成两大营阵！明天，公理必定战胜强权；后天，世界上的人，都吃过战争的苦，必会永远恨恶战争，从而建设起个永远和平的世界。”他珍爱和平，珍爱生命，侄女小妞子的死甚至使他觉得抗战胜利的意义也大打折扣：“现在胜利了，小妞子，自己家最小的人，却死了。他不明白，胜利的意思是什么。”

抗战小说在艺术上作了多向度的开拓，从总体而言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曾有学者对此作过概要的总结：“《八十一梦》代表了现代寓言体小说的成熟，《荷花淀》、《伍子胥》、《呼兰河传》显示出诗性小说的诗性魅力，《财主底儿女们》拓展了心理世界的描写空间，直逼心灵深处的真实，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令人惊悚的笔力。《寒夜》、《淘金记》标志着现代长篇小说攀上新的巅峰。” [1]以本文重点探讨的三部作品而言，既有史诗性的建构，又有乡土味的追求和心理世界的开掘，可以大体显示抗战小说艺术开拓的多向度、多路径。

《四世同堂》对战争背景下北平沦陷区的生活进行全景式展示，建构的是史诗性巨著。首先，《四世同堂》气魄宏大而结构严密。小说以近百万字的篇幅，书写小羊圈胡同十多个家庭各色人等在抗战八年间的不同命运，并通过替祁家看守坟地的常家，将城内与城外勾连起来，呈现了一幅北平沦陷后的社会全景图，其气魄相当之大。不仅如此，《四世同堂》在书写人物命运和心理变迁时，常常与国内、国际的大事相结合，举凡卢沟桥事变、北平陷落、淞沪抗战、保定陷落、石家庄轰炸、太原陷落、上海失守、南京陷落、华北伪政府成立、青岛之战、台儿庄大捷、安庆陷落、广州陷落、武汉失守、汪精卫叛国、长沙会战、欧战爆发、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本宣战、中国对德意与日本宣战、意大利投降、德国无条件投降、苏美英缔结《波茨坦协定》、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无条件投降等重大历史事件，均被纳入书内，成为推动故事发展和情感变化的因素，这种战时日常生活与国内、国际大事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大了作品的气魄。《四世同堂》气魄、容量虽大，叙事却从容不迫，这主要得益于其结构的严密。杨义曾对小说结构的“煞费苦心”作过中肯的分析：“首先，三部一百章皆方寸不乱地环绕着小羊圈胡同这个核心，而且还有四世同堂的祁家作为核心的核心，使整部作品气聚神圆。其次，每章的开头，经常紧扣着战局的变化，描绘古都年风节俗的荣衰，在章与章之间形成一种结构性的韧带，前后呼应，一气贯通，使作品的肢节之间运转灵活而绝不脱臼。这种胡同、家门，这种年风节俗，都是极易沉积文化心理的河套港汊，它们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既婉转曲折，又和谐浑融。”[5](P.213)其次，《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其人物众多而栩栩如生。小说塑造人物上百个，其中有名有姓者达六十人左右，这些人物国籍、性别、年龄、职业各异，却无不塑造得成功，即便是一些次要人物，也面目清晰可见。着墨最多的人物无疑是瑞宣，他温文尔雅、善良正直，具有明确的国民意识和强烈的爱国心，但却被家庭责任束缚住了手脚，不能一往无前地投身抗战，他像钟摆一样在新旧文化中左右摇摆的尴尬让读者感同身受，他对自己灵魂和民族文化的拷问又发人深省。瑞宣的长孙地位和在文化冲突中的被动处境让人联想到巴金《家》中的觉新，但他的形象比觉新更为丰富和成功，他深刻的自我反思能力是觉新所不具备的，其心灵的痛楚也比觉新更为深沉，民族解放战争的巨流也使他具有了与以“作揖主义”应事的觉新完全不同的命运，他最终走向战斗，获得了新生。《四世同堂》的人物性格鲜明，即使是在某些方面很相近的人物，也显示出不同的个性。同为祁家的第三代，瑞宣稳重，瑞丰肤浅，瑞全刚烈。同为体力劳动者，李四爷急公好义，小崔嫉恶如仇，孙七爱好体面，刘师傅讲究骨气。同为汉奸，大赤包泼悍而贪婪，李空山蛮横而粗俗，蓝东阳狠毒而怯弱，祁瑞丰浅薄而卑琐。同为外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意大利人窦神父看似和善，其实冷漠高傲，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视为中国历史上常有的改朝换代；英国人富善喜爱中国，但他喜爱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破坏传统的“新中国人”特别讨厌，他同情中国，却有着作为英国人的优越感；日本人山木教官表面上醉心学术研究，其实却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救中国”而不是“灭中国”，声称儿子在侵略中阵亡是“最大的光荣”；一号院的日本老太婆反对战争，对中国人则比较友好。再次，《四世同堂》对北平风物的描写十分出色。小说把北平夏天的风景、醉人的秋色以及节令习俗写得精彩动人，这些描写既起到了杨义所分析的在小说结构方面的作用，也通过其前后的对比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破坏北平古老文化的罪行，体现了老舍渗入骨髓的亡国亡城之痛。此外，《四世同堂》的语言极富表现力，诙谐中夹杂着忧伤。当然，《四世同堂》在艺术上也不是毫无瑕疵可言，由于老舍对沦陷区的地下斗争不熟悉，对钱默吟、瑞全抗敌活动的表现显得比较飘忽，对蓝东阳形象的塑造也过于漫画化。作为一部主要完成于战争年代的超长篇幅的小说，《四世同堂》多精彩的篇章而无明显的败笔和薄弱章节，是十分难得的，老舍非常喜欢这部小说，认为是他“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6](P.637)。

话剧《四世同堂》剧照 

《春雷》曾在“文协”的长篇小说征文中“被选列为上等”[7]，以浓厚的乡土味见长。首先，小说中的人物具有乡土气息，因而真实可感。陈西滢曾指出，《春雷》写的是作者最熟悉的乡村，所以“与一般抗战小说不很相同”，一般的抗战小说着重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参加的人民大都凭想象虚构，所以读的时候，常常使人发生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之感”，“本书作者所着重的却在乡村人物的描写”，[8]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几十个，即便是一些特别次要的人物，也被写活了。如牛老大在街上人因战乱而关门闭户躲到乡下时，抓住机会翻墙越舍行窃，维持会成立后又成为日寇、汉奸的走狗，当他奉命到枫林村传召梅大娘时，是何等的狐假虎威、趾高气扬，但在其行为惹起众怒，行将被村人殴打时，又立马妥协退让，钻到桌子底下求饶，作者只用寥寥几笔，就将一个好逸恶劳、心术不正的街痞形象刻画出来。又如七婆婆是个无田无地、无子无孙的孤苦老人，生活十分困难，但是当梅大娘传话把草窠里的米送给她时，她因为梅大娘正与日本人鬼混的误传而断然拒绝：“阿弥陀佛，我不要她的米。对得起死鬼阿梅吗？”不过在梅大娘死后，草窠里的米却被她“仗着梅大娘生前亲口说的一句话，老早搬到自己家里”。前面的断然拒绝，表现了老人的正义感，后面的据为己有，则显示了老人多少有点乡村妇人爱占小便宜的俗气。尤为难得的是，小说写出了乡村人物性格的复杂多面性，写出了他们心志的“迟疑不定”[6]。在抗日阵营，除了自卫军领袖王鹏等人之外，大多数人有一个抗日态度逐步坚决的成长过程。普通乡民向往的是过安稳日子，听说日军要抽丁去打仗，踊跃报名参加自卫军，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不见抽丁，过安稳日子的念头又占了上风，在自卫军集合训练时纷纷找借口缺席，这些乡民只有经过事实的教育才能真正走上抗日道路。在维持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荣少爷官迷心窍、甘心附敌外，其他人多少有些首鼠两端。石丰爷在沦陷时本已逃离，因舍不得生养自己的“血地”而在维持会成立后返回，尽管他也在维持会中做事，却声言只是帮忙性质，不愿担责任，看到日寇、维持会和自卫军的矛盾升级，他又计划着再次搬家躲避风头。但他被桂老爷一激，又出了个将自卫军首脑一网打尽的毒辣主意，事后又追悔，使日寇和维持会的阴谋没有得逞。和石丰爷相比，桂老爷对日寇更为“忠诚”，但他毕竟老奸巨猾，不像他儿子荣少爷那样冒失，他认识到“乡下人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东洋人固然不得太平，惹毛乡下人也是一个不太平”，因此他主张“最好两边敷衍，能不惹毛他们就不必硬去惹毛他们”。其次，小说对江南乡村岁时风俗、婚丧礼仪、神鬼观念的描绘十分成功。“岁时”如楔子写战前乡村平静的四季生活，令人悠然神往；第一章写初冬季节的田野景象，则传递出战时肃杀恐怖的信息。“风俗”如第十四章写阴历十二月送灶神后预备过年，“家家忙忙碌碌，杀猪宰鸡，蒸糕磨粉，打扫堆积经年的屋顶灰尘，折下松头柏枝来作装点”，充溢着节前的喜庆氛围。“婚丧礼仪”如写梅大娘被害后乡邻将其收殓，把棺材放到其夫阿梅坟上暂行“曝露”，遵从的是大寒后落葬的习俗；王鹏之母三老太的葬仪，则涉及到大殓、哭丧、开吊、“头七”做道场、请算命瞎子挑拣时辰日期、安葬等一系列复杂程序。“神鬼观念”如写马郎荡的迷信，他参与打死日本兵的行动后，担心其鬼魂半夜来“讨命”，又觉得“他是东洋人，不会我们这地方的话，不认得路，又不晓得我们张三李四，就真要来讨命，也摸不着我们的家门”，暂时得以心安，半夜一人在家独处时还是害怕有鬼上身，想到“三老太是个正派人压得住邪气”，又跑到三老太家里去求助。再次，小说将方言土语适度国语化，取得了很好的表达效果。《春雷》采用了不少外地人能够理解的方言土语，与通行的国语相配合，富于表现力。如命硬、运气好为“额角高”，反之则为“额角低”，称富有者为“有头毛的人”，“耳朵长在粪桶上”表示听不进（意见），“漏风嘴”意为不守秘密、到处乱讲，“看风扯篷”等同于见机行事，“棺材里伸出手来”则是说死要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陈西滢指出本书“把方言国语化到某一种程度，依然保留着部分原来言语的语调和土话”，“比普通的国语似乎加上了些色泽和力量”[8]。当然，《春雷》也不是十全十美。周骏章认为“著者不善于描写战争、恋爱和心理变化”[9]，是有道理的。与书中其他人物相比，主要人物王鹏的形象反而显得单薄，也是小说的一个欠缺。

陈西滢在《中央周刊》上为《春雷》撰写的书评

《引力》则显示了心理世界开掘的深入。小说取材于作者夫妇的经历，事实的“拘牵”使得小说的情节不够集中，陷于“枝节上的繁琐”[10]，也不够迂回曲折。作者不善于描写场面，小说很少直接场面的展开，而是穿插一些街坊传闻的故事，或者用谈话、书信、周记等形式，“来转述人物的思索和性格”[11]。从这些方面来看，《引力》没有多少值得圈点之处。但是《引力》在个人体验、内心世界的书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小说真实、自然、细腻地表现了一位知识女性在民族危亡中的精神蜕变，展示了她“从乡土的、家庭的爱，引向了祖国的爱，引向人民的爱”[11]的过程。作为一位出身富贵而经历过家道中落的知识女性，黄梦华有着难以割舍的“古典家园梦想”[12]，她苦心经营自己的家庭，深深地依恋自己的家庭。父亲去世、哥哥败光家产后，她勉力照顾母亲和弟妹，支撑家庭。婚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家的建设中，小说朴实而真切地写出她对新家的感情：“一个女子既有了一个所谓’家’的存在，便只想经营这个家，并理想日积月累，渐渐有所建设，她的心正如一颗风中的种子，随便落到什么地方，只要稍稍有一点沙土可以覆盖自己，便想生根在这片土地上”。即便是处于战乱之中，她仍然怀揣着积一笔钱盖一处如意的小房子以读书会客、浇花灌菜、听夜雨赏秋月的家庭梦想。商会会长高月波园林式的家让她感到“很熟悉，很亲切，好像自己曾经到过这地方，好像自己也有这么个地方”，原来这正是她梦牵魂萦的理想的“家”。亳州城外破砖烂瓦、瓮牖绳枢的两间小屋，也让她产生“这也总是一个’家’呀，可以长期安身，可以一家团聚，也自是一件乐事”的感慨。对“家”的依恋和对乡土的依恋紧密相联，泰安、济南这些“家”所在的地方让黄梦华难以割舍。泰安的美好岁月让她念念不忘，济南是她生长的地方，尽管已经沦陷，她还是难以离开，小说通过描写河水中的行藻来表现她心中的矛盾：“河水很清，长长的行藻像些飘带似的在水里摇摆，那摆动的样子好看极了，不快，不慢，不急，不躁，永久是一个向前的姿势，但永久离不开那个生根的地方，于是就尽量地伸展它们的叶子，像些绿色的手臂要捞取远方的什么事物。她站在河岸上看了很久，觉得自己的身子也随了那行藻摆动起来，她不觉暗暗一笑，心里念道：正是如此，我又何尝不是永远想走开而又永远走不开，不过徒然地向远方伸出了两只想象的手臂！”黄梦华性格温和，反抗性不强，她本想在沦陷了的济南忍辱偷生，但日伪的残酷统治实在让她忍无可忍。当她言不由衷地对学生讲述那些不以为然的东西后，感受到的是疲倦和压力：“我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我应当干的吗？”在朝会上听了鬼子、汉奸那些虚假的言辞后，她“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好像刚吃了太多不能消化的东西”，不由得质问自己：“我这是在这里干什么？我是同些什么人在一起啊！”她喜爱学生，却不敢同她们过于接近，以免受校方和日本教官猜忌。她同情、欣赏学生的爱国行为，却不能保证她们的安全，还要为她们的行为承担日伪的责罚。环境的严酷、内心的矛盾使她大病一场，终于下定了逃离沦陷区的决心。她携带幼子，冒着被日伪抓捕的风险，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终于进入中国军队的防地，当她在市镇见到大小商店插着的中国国旗时，百感交集。作品细腻传神地写出了黄梦华在委屈与失落之后重见天日的欣慰与兴奋，写出了她的“祖国的爱”：“她们看了这些旗帜，一时之间生命中完全被欢欣充满了。又仿佛在外面受尽了野孩子欺侮而回家看到了母亲的孩子一般，有些垂下来的旗子一直触到了她们的头上和肩上，那正如母亲的手所给与那受屈的孩子的抚慰，她们真感到有多少话要诉说，有多少泪要挥洒。几年来在沦陷区所受的凌辱，近些天来在路上所受的委屈和折磨，仿佛都是为了要看见这些旗子，也正为了这些旗子，她们所经受过的一切也仿佛都是值得的，都是无所谓的了，就连这最新的伤痕，那个中国队长所给与梦华的屈辱，也已得到了平复。”“（黄梦华疑心自己又在梦中）她伸出手来看看自己的手掌，又去握住一面旗子，她觉得那旗子的一角确乎是被她实实在在地捏在手中了，那布质是那么坚韧，而又那么柔滑，一阵风来，旗子被吹得虎虎地发出声音。她又闪开身体看一看自己的影子，又仰首看看天空，天空正映着日头，一点不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她觉得她的胸中有一股喷泉在用力地向外涌，一直涌到她的眼里，她觉得有泪水在她脸上向下爬行”。然而黄梦华从沦陷区来到向往已久的“自由区”，迎接她的并不是鲜花和笑脸，而是各种各样的尴尬：当她进入中国军队的防地时，“觉得只凭了’中国人’三个字，一定可以像走入自家的门坎似地走过去”，中国军队却对她进行了仔细的盘查甚至无理的刁难，黄梦华才明白过了“敌人的最后一关”意味着进入“中国的最初一关”；后来她来到成都市郊，检查员因为她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而格外严苛；进入成都市区，她感觉“有如回到了故都一样”的美好，满心期待着夫妻重逢的喜悦，但她到达丈夫任教的学校，才知道由于“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丈夫已不得不在前一天离开，到“一个更多希望与更多进步的地方”去了。在大后方，黄梦华见到了即将入伍的壮丁像罪人一样被一连串地捆缚着，哀哭一般地唱着“争自由，争自由”的歌；见识了老百姓的痛苦、贫穷、疾病和被奴役、被榨取；得知丈夫的同事、洪太太的丈夫洪思远因言论而被扣稿子、扣信件，直至被捕……诸多的事实使她认识到自己“原来是从昏天黑地的沦陷区走到这昏天黑地的大后方来了”。经历了短暂的失落后，黄梦华决定循着丈夫的足迹，去追寻光明，她坚信“希望总在前边”，至此，“人民的爱”也水到渠成了。若是以故事情节的完整与集中、矛盾冲突的尖锐强烈、刻画描写的生动形象作为衡量小说的标准，《引力》说不上有多么成功。但若是打破固有的“小说”观念，就会发现《引力》尝试用文散的笔法来写小说，其个人体验、内心世界的书写具有独特的魅力，这也是《引力》在小说文体创造方面的贡献。

李广田，原名王锡爵，号洗岑。1906年出生于山东邹平。

我国杰出教育家。

从总体而言，抗战小说的价值，来源于其现实关怀、文化自觉和艺术开拓。现实关怀是抗战小说内容方面的共同点，表现为现实题材的作品重点书写日伪的罪行和中国人民经受苦难后的觉醒、斗争，历史题材、寓言题材的作品也间接地与抗战发生关联；文化自觉是部分抗战小说在现实关怀基础上的深化，表现为挖掘中国文化的精髓，彰显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现实关怀使抗战小说获得激动人心、服务抗战的当下性，得以完成其社会使命；文化自觉使抗战小说更具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深刻性、永恒性。抗战小说在艺术方面的多向度开拓，则主要是其形式方面的追求，与其深厚的思想内涵相得益彰。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卷本《中国抗战文学史》”（21AZW01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