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黄炎培来到延安，对毛主席直言不讳地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听后，郑重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高兴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949年3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北平。当晚，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炎培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三天，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黄炎培情不自禁地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954年5月1日，黄炎培出席了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晚会，当他看到这些年来祖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即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激动地写道：
“主席，作为您领导下的干部，同时又是您教导下的老年学生——确还没有资格做党员，但已经接受了些，并且正在继续受着党的教育——他的思想上起了基本性变化，应当向您坦白地陈述，深信你乐为指正他的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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