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青铜器
这是河南浚县出土的周成王时期【康侯青铜斧】，康侯即卫康叔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时期被封于卫地即今河南鹤壁一带，成为卫国开国诸侯。
这件青铜斧造型厚重，斧身呈长方形，刃部锋利，顶部有方形銎，用来安装斧柄。器身一侧铸有“康侯”二字铭文，明确标注了器物主人。
在西周，青铜斧不仅是实用兵器，更是军事权力的象征。康侯作为卫国诸侯，手握青铜斧，既代表周天子赋予的军事统治权，也象征卫国的武力根基。它的出土，不仅印证了《史记》中周成王分封康叔的记载，更直观展现了西周早期封邦建国制度下诸侯与王室的权力纽带，是研究西周分封制与诸侯军事制度的重要实物
与【康侯青铜斧】一同见证西周早期诸侯历史的，还有周成王时期【康侯青铜爵】，这件青铜爵延续了商代爵流尾鋬三足的经典造型，但在细节上更显西周风格：流与尾的弧度更平缓，三足更显修长，器身纹饰从商代的繁复饕餮纹简化为简洁的夔龙纹，体现了西周去繁就简的审美转向。器身同样铸有“康侯”铭文，表明它是康侯家族的专用酒器。在西周礼器体系中，爵是核心饮酒器，与斝盉配套使用，多用于祭祀或诸侯宴饮，康侯青铜爵的出土，与康侯青铜斧形成兵器加礼器的组合，完整呈现了康侯作为诸侯的文武双重身份。既需手握兵权镇守封国，也需遵循礼乐制度祭祀先祖、宴请宾客，是西周诸侯生活与礼制的生动缩影
周成王时期【禽青铜簋】，禽是西周早期重要贵族，据甲骨文与金文记载，周王朝建立之初，武王病逝、成王年幼、周公辅政，成为国家政治格局动荡的内部因素。在此背景下，分封于殷商故地的管叔、蔡叔及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史称“三监之乱”，这场旧朝与内部势力相勾结的反叛，还得到徐国、奄国等东方小国的支持，平定叛乱成为西周初年稳定国家社稷的重要大事。
禽簋铭文记录了周公东征、剪灭奄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十分珍贵的史料。铭文涉及诸多显赫的历史人物，如周王（成王）、周公、鲁公伯禽（周公长子代封于鲁为鲁国的初代国君）、其称谓及在此次伐事件中的地位等内容。也为解决西周初期“周公摄政”、“伯禽代封”等历史悬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件青铜簋造型规整，腹部饱满，底部有圈足，器身装饰有简化的饕餮纹与夔龙纹，纹饰线条流畅，没有商代的威严压迫感，更显端庄典雅。在西周鼎簋制度中，簋与鼎配套使用，用于盛放谷物，是等级身份的标志。禽作为王室重臣，使用此类青铜簋，既体现了他的贵族等级，也反映了西周早期以礼治国的政治秩序。
同样属于周成王时期的【“小臣宅”青铜簋】，则聚焦于西周王室官员的生活。小臣是西周王室近臣，负责侍奉周王、传达王命，“宅”是这位官员的名字，这件青铜簋造型与禽青铜簋相似，但器身纹饰更简洁，仅在腹部装饰一周弦纹，圈足上有简单的云雷纹，体现了小臣这一身份的礼仪规格。虽为王室近臣，但等级低于诸侯与重臣，礼器装饰相对朴素，器内铭文记录了小臣宅跟随周王祭祀、受王赏赐的经历，为研究西周王室官制与日常礼仪提供了细节证据。
它的出土让我们得以窥见西周政治体系中中下级官员的生存状态，也印证了西周礼制等级分明的特点，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的礼器在造型、纹饰上均有严格区别，不可僭越。随着历史进入周康王时期，西周王朝迎来成康之治的鼎盛局面，诸侯与王室的联系更为紧密，青铜礼器的工艺与铭文记载也更趋成熟。
【宜侯夨青铜簋】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物。该器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这件青铜簋造型独特，腹部呈圆形，两侧有兽首形耳，底部有圈足，器身装饰有饕餮纹、夔龙纹与鸟纹，纹饰层次丰富，采用浮雕手法，立体感极强。
器内铸有长达126字的铭文，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早期最长铭文之一，详细记录了周康王将宜地即今江苏镇江一带分封给夨，并赏赐土地奴隶礼器的全过程。这段铭文不仅明确了宜侯的封地与赏赐内容，更填补了文献中关于西周南方分封的空白，证明西周早期周天子的统治已延伸至长江下游地区，是研究西周分封制范围与南方诸侯历史的关键文物。它的出土，也印证了成康之治时期周王朝的强盛国力与广阔疆域，是中华文明南北一体发展的重要见证。
与【宜侯夨青铜簋】同为周康王时期的【盂青铜鼎】，传出土于陕西岐山礼村。岐山是西周早期都城宗周的所在地，也是周王室祭祀先祖的核心区域，这件青铜鼎造型雄伟，鼎身呈圆形，三足粗壮，鼎耳直立，器身装饰有饕餮纹与夔龙纹，纹饰繁复精美，与商代后母戊鼎的威严风格一脉相承，但线条更显规整，体现了西周早期青铜鼎的工艺传承与风格演变。
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赏赐。铭文迫述股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盂可能是周王室贵族或重要官员，这件鼎则是他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西周礼制中，鼎是最高等级的礼器，盂青铜鼎的体量与纹饰反映了他在王室中的重要地位，也展现了周康王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既继承了商代的精湛技艺，又融入了西周的审美特色，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的典范之作。
时间推移至西周中期，社会稳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青铜礼器的造型与功能更趋多样化，铭文内容也从记录功绩转向家族祭祀与日常礼仪。
【狱盘】与【狱盉】便是2013年征集的西周中期文物，二者配套使用，是西周盘盉组合的典型代表。
在西周礼仪中，盘用于承接水，盉用于浇水，二者配合完成沃盥礼。贵族在祭祀、宴饮前，用盉浇水洗手，盘承接污水，是西周重要的礼仪环节，象征着洁净与庄重。
【狱盘】造型呈圆形，腹部浅而宽，底部有圈足，器身装饰有鸟纹与云雷纹，纹饰简洁明快。盘内铸有狱字铭文，狱可能是器物主人的名字或家族名号。
【狱盉】造型呈圆形，腹部鼓胀，前部有短流，后部有鋬，底部有三足，器身装饰有夔龙纹，与狱盘的纹饰风格一致。器内同样铸有狱字铭文。这组盘盉的出土，完整呈现了西周中期沃盥礼的器物组合，印证了《周礼》中关于沃盥之礼的记载，为研究西周中期礼仪制度与日常生活提供了实物依据。它们的造型与纹饰，也体现了西周中期青铜礼器实用与礼仪结合的特点，既满足礼仪功能，又注重美观与使用者的身份标识。
西周中期还诞生了一件极具创意的仿生礼器，【盠青铜驹尊 】1955年出土于陕西郿县李村。
执驹之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2岁离开母马而升入王闲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
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申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作器者蠡两匹马驹。蠡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
李村窖藏出土驹尊一件，但驹背部的尊盖却发现两件，盖铭一件称驹为“勇雷骓子”，另一件称为“勇雷骆子”，是对两驹特征的专称。前者为青白色间杂，后者为白色黑鬣尾，盖铭均记载蠡参加执驹礼并接受周王赏赐，但典礼地点有所不同。据此推测，蠡至少制作过两件完整的驹形青铜尊，另一件器身下落不明。
盠是西周中期的贵族，这件驹尊则是他家族荣耀的象征。盠青铜驹尊的独特之处在于仿生造型，它打破了传统青铜尊圆形方形的固定形态，将礼器与动物雕塑完美结合，体现了西周中期工匠高超的艺术创造力与对自然生物的细致观察。
在西周文化中，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与军事装备，象征着力量与荣耀。用驹尊作为礼器，既体现了盠对周王赏赐的感恩，也暗含了对家族兴旺、国力强盛的期盼。它的出土，是西周中期青铜艺术从礼器威严向艺术灵动转变的重要标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与【盠青铜驹尊】一同出土于陕西郿县李村的，还有【盠青铜方彝】。它呈长方形，器身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盖，盖呈四坡顶形，顶部有方形钮，下部为器身，两侧有兽首形耳，底部有圈足，器身与盖上均装饰有饕餮纹、夔龙纹与鸟纹，纹饰繁复精美。采用浮雕与线刻结合的手法，层次分明，立体感强。
器内铸有与驹尊相同的铭文，进一步确认了器物主人为盠，且二者为成套礼器，可能用于同一场祭祀或宴饮活动。蠡方彝堪称西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虽然器物体量较小，但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均十分丰富。从历史价值来看，器、盖铸制同铭长篇册命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作器者蠡，让其作为西六师、殷八师的纠察之官管理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铭文内容反映出西周王朝森严的军事体制，以及西周官制。从艺术价值来看，盖方彝的造型艺术与一般的方彝有异，器盖较高，为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观十分具有张力。器身与器盖的中心均装饰涡纹，在同时期器物中具有较鲜明的装饰个性，从科技价值来看，整件器物的造型，因器盖及其上捉手均采用庑殿顶状的造型，隐约反映了当时的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西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盠青铜方彝的造型与纹饰，体现了西周中期青铜方彝的典型风格，方正的器形象征礼的秩序，繁复的纹饰彰显贵族身份。而与驹尊的配套使用，则反映了西周中期礼器组合化的趋势。贵族会根据礼仪需求，铸造成套的礼器，不同器型分工明确，共同服务于礼仪活动。它的出土，不仅展现了西周中期青铜铸造工艺的精湛水平，也为研究西周中期贵族礼器组合制度提供了实物样本。
【倗生青铜簋】是西周中期重要青铜礼器，1978年出土于陕西扶风齐村，是研究西周历史、礼制与青铜工艺的关键实物。器高约20厘米，造型遵循西周簋式经典，侈口、鼓腹、圈足，腹部两侧设带珥双耳方便提拿，视觉效果均衡。纹饰上主体为抽象变形兽面纹，双目可辨，但角眉等细节简化，以勾曲粗线条构成，线条浑圆且中间高突，转折处有细微突起。器腹和簋座排布竖向线条，体现西周中期纹饰从繁复向简约过渡的特点。圈足则饰有简洁弦纹，与主纹形成主次对比。器内底铸34字铭文，记载贵族 “倗生” 获赏赐后，为铭记此事铸造此簋。不仅印证了西周贵族赏赐制度，铭文字体规整清晰，也为研究西周文字演变提供了重要样本。
随着西周进入穆王时期，王朝虽仍维持强盛，但社会风气与审美取向已悄然变化。青铜礼器更注重彰显家族荣耀，纹饰与铭文也更具个性化，【长思青铜鼎】与【长思青铜簋】便是这一趋势的代表，1954年一同出土于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
长思是西周穆王时期的贵族，这座墓葬是他的家族墓，两件器物均为其生前使用的礼器。
【长思青铜鼎】造型呈圆形，鼎腹饱满，三足粗壮，鼎耳外撇，器身装饰有饕餮纹与夔龙纹，但纹饰比西周早期更纤细，线条更柔和，体现了穆王时期纹饰纤细化的风格。器内铸有“长思作宝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的铭文，直白表达了长思希望家族后代传承这件宝鼎、延续家族荣耀的愿望。
【长思青铜簋】与鼎配套，腹部呈圆形，两侧有兽首形耳，底部有圈足，器身装饰有与鼎一致的饕餮纹与夔龙纹，纹饰风格统一，形成鼎簋成套的礼仪组合。器内铭文与鼎相似，记录了长思作宝簋永宝用，进一步强化了家族传承的理念。
这两件器物的出土，完整呈现了西周穆王时期贵族鼎簋配套的礼仪实践，铭文内容也从记录王室赏赐转向家族传承，反映了西周中期以后家族观念的兴起，贵族更注重通过礼器传递家族记忆，而非单纯彰显与王室的联系。同时，它们的纹饰风格也预示着西周青铜礼器从王室主导向诸侯贵族个性化的转变，为后续春秋战国时期礼器私有化埋下伏笔。
西周晚期，王朝逐渐走向衰落，但青铜工艺仍在创新，部分礼器开始出现用化与装饰化的双重趋势，【虎纹青铜鎣】便是西周晚期的典型器物，2018年由国家文物局拨交中国国家博物馆，曾流失海外多年，回归后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青铜鎣是西周晚期出现的新型酒器，功能类似盉，用于调和酒浆或浇水，造型结合了盉与壶的特点，腹部呈圆形，前部有长流，后部有鋬，底部有三足，顶部有盖，整体造型流畅，兼具实用性与美观性。这件虎纹青铜鎣的最大亮点是纹饰，器身装饰有精美的虎纹，虎首突出，身体卷曲，尾巴上翘，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刻，立体感极强，仿佛一只蓄势待发的猛虎。虎纹在西周晚期青铜器中较为罕见，通常象征武力与守护，可能与西周晚期王室试图通过礼仪强化权威的需求有关。它的造型与纹饰既保留了西周礼器的基本形制，又融入了晚期的创新元素，比如更长的流、更灵活的盖，体现了实用优先的倾向。
虎纹青铜鎣的回归与展出，不仅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成果，更让我们得以窥见西周晚期青铜礼器在传统中求变的特点，是研究西周晚期工艺转型与社会风气的重要实物。
西周晚期还有两件重要的青铜礼器，【颂青铜壶】与【无㠱青铜簋】。
【颂青铜壶】是西周晚期常见的盛酒器，颈部修长，腹部鼓胀，底部有圈足，两侧有兽首形耳，器身装饰有蟠螭纹，它是春秋时期蟠螭纹的前身，它与蕉叶纹比春秋早期同类纹饰更繁复，线条更细腻。册命制是西周王朝的官员任免制度，册命则是一项隆重的典礼，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属都要举行册命仪式。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册命类堪称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组织森严的官僚体系。
颂壶的颈部内壁铸有铭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赏赐品等具体内容，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无㠱青铜簋】则属于周厉王时期，无㠱是厉王时期的贵族。
这件簋造型规整，腹部呈圆形，两侧有龙形耳，底部有圈足，器身装饰有瓦楞纹，器内铭文记录了无㠱因征伐南夷有功而受厉王赏赐并铸造此簋祭祀先祖的事迹。
这两件器物分别代表了西周晚期青铜礼器的两种倾向：【颂青铜壶】纹饰繁复，铭文侧重王室任命，体现了部分贵族仍试图通过与王室的联系，彰显身份。【无㠱青铜簋】纹饰简洁，铭文侧重家族祭祀，反映了贵族更关注家族利益的趋势，它们共同构成了西周晚期礼器文化的两面性，也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埋下了历史伏笔。
周厉王时期的【禹青铜鼎】，传1942年出土于陕西岐山，是西周晚期体量最大的青铜鼎之一，被誉为西周晚期鼎之冠。
这件鼎造型雄伟，通高约100厘米，鼎身呈圆形，三足粗壮，鼎耳宽厚，器身装饰有饕餮纹与夔龙纹，纹饰虽仍保留西周传统风格，但线条已显粗犷，少了早期的精致感，暗含了厉王时期社会动荡的时代气息。
器内壁铸铭文20行207字，记述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噩侯驭方。铭文所载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
禹青铜鼎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体量与工艺，更在于铭文内容，它反映了西周晚期军功授爵制度的变化：随着王室对地方控制力减弱，贵族通过军功获取土地与奴隶的现象日益普遍，这一趋势最终导致春秋战国时期卿大夫专权的局面。
同时，鼎的出土地岐山是周王室发源地，却出土了如此高规格的贵族鼎，也暗示了西周晚期王室衰微、贵族崛起的历史现实，是研究西周王朝衰落的关键文物。
西周王朝的最后一抹辉煌，定格在周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青铜盘】上，这件国宝级文物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是西周晚期青铜礼器的巅峰之作。
青铜盘通常用于沃盥礼承接污水，但【虢季子白盘】体量巨大，通长137厘米，宽86厘米，高39厘米，更可能是用于祭祀或宴饮的礼器，而非日常盥洗。
盘的造型庄重，腹部浅而宽，底部有四个兽首形足，器身装饰有夔龙纹与鸟纹，纹饰简洁流畅，线条细腻，体现了周宣王时期中兴的气象。
这件盘的核心价值在于内壁的111字铭文，铭文内容堪称西周史诗，详细记录了虢季子白率军击败北方游牧民族猃狁斩首五百、俘虏五十人的战功，以及周宣王在宗庙赏赐虢季子白弓矢马钺的场景。铭文不仅是研究西周晚期军事史的珍贵资料，更用文学性的语言歌颂了周宣王中兴的功绩，比如“薄伐猃狁至于洛北献馘（指战争中割下敌人左耳）于王”等句子，生动还原了西周晚期的战争与礼仪场景。
虢季子白青铜盘的铭文书法也极具价值，字体为西周晚期成熟的金文，笔画均匀，结构规整，是中国早期书法艺术的典范，被后世书法家奉为金文之冠。它的出土，不仅是西周晚期青铜工艺与文学、书法艺术结合的巅峰，更成为周宣王中兴的实物见证，为我们还原了西周王朝最后的强盛时刻。
周宣王时期还有一件【不其青铜簋盖】，虽仅存簋盖，但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不其簋的38字铭文是目前研究西周与北方，主要游牧部族猃狁战事的核心实物证据。
铭文详细记载了贵族不其奉伯氏之命，在西部边疆抵御猃狁侵扰、追击作战并获赏赐的全过程，包括作战地点、战术、战果，填补了文献中对西周中期后边疆冲突记载的空白，为还原西周军事制度、边疆治理模式提供了直接依据。
铭文属于西周晚期成熟金文，字体规整秀丽，笔画遒劲流畅，既保留了西周金文的庄重感，又初显春秋战国文字的灵动趋势，是研究西周文字演变的典型材料。同时，铭文叙事完整、语言规范，涉及“赐弓矢”“赐臣田”等西周贵族赏赐制度的细节，可与《诗经》《尚书》中相关记载相互印证，纠正或补充了传世文献的疏漏，具有极高的文献校勘价值。
不其簋盖纹饰虽以简洁的弦纹、瓦纹为主，但线条打磨精细，器壁厚度均匀，反映出西周晚期青铜铸造从繁到简的工艺转型，不再追求纹饰繁复，而是更注重器物的实用性与礼器功能的统一，是研究西周青铜工艺发展阶段的重要实例
春秋时期的楚国作为南方大国，楚国青铜文化兼具中原礼制与南方浪漫的特色，【王子午青铜鼎附匕】便是楚文化的代表，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墓主人是春秋中期楚国令尹宰相王子午。
这件鼎造型独特，采用附耳鼎形制，鼎耳附在鼎腹两侧，而非传统的直立耳，鼎腹呈圆形，底部有三个兽首形足，足上装饰有浮雕兽纹，器身布满蟠螭纹与蕉叶纹，纹饰繁复精美，色彩鲜艳，部分区域残留有绿松石镶嵌痕迹，充满了楚文化的浪漫与灵动。
鼎内铸有长篇铭文，记录了王子午铸造此鼎祭祀先祖、教育后代、敬事神明、辅佐楚王的内容。
铭文书法为楚国特有的鸟虫书，字体笔画间装饰有鸟虫形状，极具艺术特色，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珍品。
鼎附的匕是取食工具，造型与鼎配套，匕身装饰有与鼎一致的蟠螭纹，体现了楚文化成套礼器的精致追求。
王子午青铜鼎的出土，不仅展现了春秋中期楚国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更反映了楚国既尊周礼、又创新制的文化特色。鼎的基本形制遵循中原礼器传统，纹饰与书法却充满南方地域特色，是楚文化兼容并蓄的生动体现
春秋时期的吴国以精湛的青铜兵器与水器闻名，吴王夫差【青铜鉴】便是吴国水器的代表。
【青铜鉴】是春秋时期常见的水器，用于盛水或冰，相当于现代的大盆，吴王夫差青铜鉴传出土于河南辉县琉璃阁，器身呈圆形，腹部鼓胀，两侧有兽首形耳，底部有圈足，器身装饰有蟠螭纹与蕉叶纹，器内铸有吴王夫差自作御鉴铭文，表明是吴王夫差的御用器物。鉴的造型与纹饰既体现了吴国青铜工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如蟠螭纹，又保留了吴国特色，如兽首耳的夸张造型，是研究春秋时期吴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
战国时期的楚国青铜文化达到顶峰，【熊悍鼎】与【楚高青铜缶】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熊悍鼎】1933年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墓主人是战国晚期楚王熊悍即楚幽王。这件鼎是楚王的专用礼器，造型雄伟，鼎身呈圆形，三足粗壮，鼎耳宽厚，器身装饰有蟠螭纹与云雷纹，纹饰繁复精美，这件铜鼎器身及盖口刻有铭文62字，记录了楚幽王时期楚国大败秦军，用缴获的铜兵器熔铜后铸造了此鼎，以彰其功绩。
【熊悍鼎】共有2件，大小、形制相同，另一件在天津博物馆，铭文66字，内容基本一致。
熊悍即楚幽王，公元前237年－前228年在位。战国晚期，其父亲考烈王熊完被秦逼迫，把都城从郢（今湖北江陵附近）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也称为郢。楚幽王三年（前235年），秦继攻赵之后，命大将辛梧率四郡兵马联合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后兵败而退。十年（前228年）三月，幽王卒，葬于寿春附近。
【楚高青铜缶】1954年于山东泰安采集。缶是战国时期楚国常见的酒器，这件缶造型呈圆形，腹部鼓胀，顶部有盖，两侧有兽首形耳，器身装饰有龙纹与鸟纹，器内铸有楚高铭文。
楚高可能是楚国贵族或官员的名号，这两件器物分别代表了战国楚国王室级与贵族级青铜礼器。熊悍鼎体量巨大、纹饰精美，体现了楚王的权威。楚高青铜缶造型简洁、纹饰朴素，反映了楚国贵族的日常礼器规格，它们共同展现了战国楚国青铜文化的等级差异与地域特色，尤其是熊悍鼎的出土地寿县，是战国晚期楚国都城寿春所在地，鼎的出土为研究楚国晚期都城布局与王室礼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春秋时期的晋国，作为中原霸主，青铜文化兼具礼制传统与创新精神，【兽耳青铜壶】便是典型代表，此器传出土于山西侯马，是春秋时期晋国都城新田所在地。
这件青铜壶造型修长，颈部细长，腹部鼓胀，底部有圈足，两侧有兽形耳，兽为龙形，器身装饰有蟠螭纹与蕉叶纹，纹饰层次丰富，采用浮雕手法，立体感强。
青铜壶是春秋时期常见的盛酒器，晋国的兽耳青铜壶在造型上比其他诸侯国的壶更显修长，体现了晋文化挺拔、庄重的审美取向。兽耳的龙形设计，则象征着晋国作为中原霸主的权威。
这件壶的出土地侯马，是晋国晚期政治文化中心，出土了大量晋国青铜器，形成了侯马青铜群。兽耳青铜壶的造型与纹饰，既继承了西周礼器的传统，又融入了晋国的创新元素，比如修长的器形、精致的兽首耳，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既守礼又创新的文化特色，是研究晋文化与中原霸主政治的重要实物。
春秋时期的齐国以工商立国闻名，青铜文化更注重实用与装饰的结合，【鲍子青铜镈】便是齐国青铜乐器的代表，传1870年出土于山西荣河，此地在春秋时期属齐国与晋国交界地带。
青铜镈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打击乐器，与编钟配套使用，用于祭祀或宴饮。这件鲍子青铜镈造型呈合瓦形，顶部有钮，用于悬挂，器身装饰有蟠螭纹与鸟纹，纹饰简洁明快，器身铸有“鲍子作宝镈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鲍子即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大夫鲍叔牙的后代，这件镈是鲍氏家族的祭祀乐器。鲍子青铜镈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春秋时期齐国士大夫专权的趋势。
鲍氏家族是齐国望族，通过铸造高规格的青铜乐器彰显家族实力，这与西周时期礼器专属王室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这件镈出土于山西荣河，也暗示了春秋时期齐国与晋国的文化交流，可能是鲍氏家族与晋国贵族联姻或贸易的产物，是研究春秋时期齐晋关系与士大夫文化的重要实物。
春秋时期的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文化交流的枢纽，青铜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色，【王子婴次青铜炉】便是代表，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是春秋时期郑国公室墓。
这件青铜炉造型独特，呈圆形，底部有三个兽首形足，顶部有镂空盖，盖的造型模仿莲花，开启后可放置木炭，用于取暖或烤肉，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器身装饰有蟠螭纹与鸟纹，纹饰融合了中原与南方文化元素。
器内铸有王子婴次作炉永宝用铭文，王子婴次可能是郑国贵族或与郑国联姻的王室成员。王子婴次青铜炉的创新之处在于功能与造型的结合，它打破了传统青铜礼器的单一功能，将取暖这一实用需求与礼器造型结合，体现了春秋时期郑国实用主义的文化倾向。此器的出土地新郑是郑国都城，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形成了新郑彝器群，这件炉便是其中的精品，为研究春秋时期郑国文化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
春秋时期的燕国地处北方，青铜文化兼具中原礼制与北方游牧文化特色，【鸟形青铜匜】便是代表，该器1952年出土于河北唐山贾各庄，春秋时期为燕国疆域。
青铜匜是沃盥礼中的浇水器，通常造型为圆形或椭圆形，而这件鸟形匜则将器身设计成鸟的形态：鸟首为流，鸟身储水，鸟尾为鋬，鸟足支撑，形态逼真，充满了北方文化的灵动气息。器身装饰有简化的羽毛纹，纹饰简洁，突出了鸟的形态特征。在燕国文化中，鸟是吉祥与信使的象征。用鸟形设计青铜匜，既体现了燕国对中原沃盥礼的遵循，又融入了北方民族对鸟类的崇拜，是中原礼制与北方文化融合的典范。
这件匜的出土，证明了春秋时期燕国虽地处北方边陲，却深度吸收了中原礼制文化，同时保留了自身地域特色，是研究北方诸侯国文化融合的重要实物。
春秋时期的秦国作为西部强国，青铜文化以简洁、实用为特色，【秦公青铜簋】便是代表，传1921年出土于甘肃天水，属春秋时期秦国早期疆域。
这件青铜簋造型规整，腹部呈圆形，两侧有龙形耳，底部有圈足，器身装饰有蟠螭纹与云雷纹，纹饰比其他诸侯国的簋更简洁，少了繁复的细节，体现了秦文化务实、质朴的审美取向。
器内铸有长篇铭文，记录了秦公祭祀先祖、祈求国家强盛的内容，是研究春秋时期秦国历史与宗教信仰的重要史料。
【秦公青铜簋】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秦国西陲崛起的历史进程。秦国早期地处西部，文化相对落后，但通过吸收中原礼制文化，如青铜簋的造型，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 簋的出土地天水是秦国发源地，铭文内容中“先祖受天命宅禹迹”的表述，也体现了秦国试图融入中原文化圈、争夺中原正统的政治野心，是研究秦国早期发展的关键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