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马连良先生和张君秋先生相识于1936年，马连良对他十分喜爱，收张君秋为义子，张君秋于1939年加入马连良领导的扶风社，自此开始了他们两人30年的交往。

在这30年间，他们在扶风社时期合作五年；在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上海、香港及自港返京期间合作三年多；从1957年到1966年，在北京京剧团时期合作了十年，前后相加20年，是合作时间最长的生、旦艺术伙伴。

1930年秋天，马连良先生组成了扶风社。1936年马连良主动邀请初出茅庐的张君秋加入扶风社，扶风社在北京新新戏院演唱日戏《苏武牧羊》，这是专为给张君秋试戏而贴演的。结果观众欢迎，马连良满意，19岁的张君秋加入了扶风社，而马连良也如鱼得水，从此，奠定了他和马连良长期合作的基础,二人成了艺术上和谐且默契的黄金搭档。

张君秋先生在扶风社唱了四年，这时候有所谓扶风社“五虎上将”的说法，就是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刘连荣(后改袁世海)、马富禄五个人。那几年是扶风社最鼎盛时期，不论演新戏老戏，无不满座，没有熟人，真买不到票。

马连良在物色到张君秋担任当家旦角以后，平心而论，马连良先生对张君秋的提携应该是有口皆碑，为了留住张君秋，马连良也算花了最大的代价，包银开到330块，还要挂并牌，给足了面子。

马连良对于他看重的年轻演员一向是关心备至、寄予厚望。他曾经多次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语重心长地告诫扶风社里的张君秋、叶盛兰、袁世海等青年人，希望他们从中有所感悟。马连良有一段关于“二十岁”的讲话曾发表在报纸上：

“做人最难做在二十左右，做好人在此，做歹人亦在此；成功在此，失败亦在此。盖二十岁之青年，血气心志未定，最容易受外界之诱惑，自己并无能力抵抗，稍不留心，竟堕入无底深坑，卒至身败名裂，无可自拔。我辈以唱戏为业，全靠嗓音，以度生活，举凡声色货利，俱是害人之魔，染其一即可使嗓音损坏。在此紧要关键，如能打破难关，杀出重围，即可安然无恙而登彼岸。我在二十岁以前，亦曾亲历此境，为好为恶，危在一发之间。幸有父母之管束，师傅之监督，而自己向上之心究亦较强于作恶些须，微名乃得赖以保全。若在此时任意妄为，随波逐流，今日梨园中群雄竞技之秋，恐无我马温如吃饭之处。”

张君秋先生在扶风社期间，主要演出剧目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马、张合演的生旦“对儿戏”，即《打鱼杀家》《游龙戏凤》《汾河湾》《桑园会》《南天门》《三娘教子》等；二是张君秋做主要演员的马派名剧，如《四进士》《清风亭》《法门寺》《苏武牧羊》《龙凤呈祥》等；三是张君秋主演的剧目，有《宇宙锋》《玉堂春》《祭塔》《金锁记》《春秋配》《六月雪》等。从这些剧目中可以看出，张君秋在其所学的传统剧目演出上实践了自我，其中许多剧目后来都成了他个人和马、张二人的保留剧目。

那么，张君秋先生为什么要离开扶风社，与马连良先生分道扬镳？好像有这几个原因：

1、张君秋在扶风社二牌的工资已经开到顶了，除了扶风社，没有任何一个班社可能给张君秋开出超过扶风社的价格。

2、已经与马连良挂并牌二年以上了，在扶风社没有上升的空间了。

3、张君秋的师父李凌枫提出要加钱，以师父的身份出面，为张君秋争取利益。

张君秋1941年下半年随谭富英上海演出回京之后，一度传出将与谭富英合作的风声，同时搭扶风社和同庆社，与马、谭同挂并牌，报纸也登出张君秋搭马、谭两社演出的预告，这或在中国京剧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了。这一设想最终并未实现，但这也预示着马张之间的矛盾恐怕已经难以调和，双方都在各寻其他解决方案了。

“加钱”只是张君秋脱离扶风社的导火线，而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张君秋先生曾经在《三六九画刊》1942年第十三卷第一期里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道出了他的心声，文章里说：

“说真个的，像我这样挂二牌，不能不算是幸运，尤其是与马（连良）老板在一起，论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全都十分满意。与其挑个班儿，而为应付戏完了开份儿着急，实在不如在这享受美满环境优越的二牌地位上舒服。同时还有一件我认为最满意的，就是我在这二牌地位，能够有充裕的时间，让我来“学戏”、“用功”这种类似做买卖增加本钱的收获，当然又比目下精神与物质方面享受的价值，强得多了。

说到我将来的态度，我真没有这么大勇气，脱口就说出了。不过俗语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人都不能没有向上的希望，所以，我现只有预备’能耐’，如果’能耐’能够凑合着应付’头牌’的时候，说不定也许试验一下。 不过现在还没有一点挑班的把握，我这所说的试验挂头牌，也许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哈哈……再见！

（这是张君秋先生在1942年元旦新年给《三六九画报》写的文章，但是只隔了一个月，在农历新年前夕，张君秋就退出了扶风社。3月28日张君秋挑班挂头牌的“谦和社”就在北京开明戏院演出了。）

要说马张之间没有矛盾恐怕也不尽然，老板和员工毕竟站位不同，不可能完全和谐一致。程砚秋日记中记载了张君秋和程砚秋聊起在扶风社的事，说当初杨宝忠闹别扭，马连良就留了一手，把李慕良培养起来，杨宝忠辞班，李慕良顶上，就是让别人难不倒。这次张君秋包银的事马连良已经没法儿再迁就了，所以以200元的代价约了李玉茹。

当时的各大媒体剧评人对于马张脱离议论纷纷，而且大多数的剧评人都不赞成张君秋离开扶风社，认为张君秋如果挑班则非常不利。

《新天津》的这篇报道对张君秋脱离扶风社的出路进行分析，结论是“难矣！”其中指出：“君秋之成名，除一条好嗓子外，别无他技，身上、脸上一点也没有，武工尤差。所以戏路太狭，势必唱探母、玉堂春、红鬃烈马诸戏，必宗梅路。试观梅最当前人物，如李世芳、南铁生、言慧珠，唱做均已臻佳，还立足不住，何况君秋焉？”

吴小如先生当时以“少若”的笔名在《新天津画报》撰文，也对张君秋的出路进行分析，认为张君秋组班可能是被人“架弄”，他分析四小名旦各自的优劣和当时的境况，认为张君秋个人艺术上还不如当时的李世芳、毛世来，组班只是一个梦。况且张君秋在扶风社可以有所依靠，马连良的傍角叶盛兰、马富禄可以为他配戏，如果自己挑班，叶盛兰、马富禄难为己用，配角方面只有等而下之，那么班社整体实力自然难以振作。

1942年2月8日，扶风社封箱演出《春秋笔》，演出15场营业戏和5场义务戏之后分道扬镳。

张君秋先生离开了扶风社，自组谦和社，结束了他们长达五年的合作，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情。在岳父赵砚奎的一力支持下，张君秋先生3月份挑班“谦和社”演出，赵砚奎任社长。

再往后说，1947年11月，为了弥补亏空，马连良决定在上海中国大戏院长期驻场演出一段时间，他希望能够再现“扶风五虎”时代的强大阵容，重新组建扶风社。在多方协调之下，以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三大头牌为号召，于1947年12月5日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打炮，开始了这次在中国京剧历史上少有的超长演出。

这时候张君秋先生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在这次演出的安排方面一切服从大局，不提任何无关的要求。参加演出就是为了帮助马连良纾解困难，不做不利于这个大前提的事情。他的所作所为，对这艘在风雨飘摇中航行的扶风社“大船”来说，起到了压舱石的决定作用，使演出得以顺利进行。马连良对张君秋此时的举动，一直心存感念。

1948年底，马连良、张君秋、俞振飞合组剧团，在香港举行演出活动，在三个剧场演出20场左右。由于演出市场不好，友人提出参加电影拍摄，用以弥补大家的损失。于是马、张在香港拍摄了彩色舞台艺术片《借东风》、《玉堂春》、《梅龙镇》、《渔夫恨》，留下了他们两人的宝贵艺术资料。

1957年初，经过两次合团，终于形成了以马、谭、张、裘为团长兼领衔主演的北京京剧团。当时张君秋正处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张派艺术已经形成，一出《望江亭》红遍大江南北。看到他取得的成绩，马连良感到十分欣慰，他深知此时正是张君秋在艺术上出成绩的大好时机，自己作为同事和前辈，应该在这个关键时刻给予有力的支持，使张派艺术进步得更快、更好。他发现荀慧生送的《秦香莲》剧本非常适合张君秋来主演，并由自己饰演以做工见长的王延龄。虽然是个配角，但通过“寿堂”一场中皮里阳秋的精彩对白，起到了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张君秋在创作《状元媒》时，马连良主动要求出演配角状元吕蒙正，并为剧中人设计了一段脍炙人口的［西皮流水］唱腔“非是臣心彷徨不肯前往”，成了剧中的一个亮点。

1966年6月4日，在北京和平里第五俱乐部，马连良先生最后一次登台演出京剧《年年有余》，舞台上另一个主演就是张君秋先生。这一场演出竟成了马、张两人毕生最后的合作，也是他们两人命中注定的缘分。